第八章 结尾

清末及民国以后之建筑圆明园虽以欧式建筑为点缀，各地教会虽建立教堂，然洋式建筑之风至清中叶犹未盛。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其影响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营造，莫不趋向洋式。然在当时外人之执营造业者率多匠商之流，对于其自身文化鲜有认识，曾经建筑艺术训练者更乏其人。故清末洋式之输入实先见其渣滓。然数十年间正式之建筑师亦渐创造于上海租界，洎乎后代，略有佳作。

清宣统间，建大理院于北京，规模宏大，为文艺复兴式虽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选，然尚不失规矩准绳，可称为我国政府近代从事营建之始。至如参谋本部，财政部等官署，皆约略同时者也。

民国初年，北京正阳门瓮城之拆除，两侧增辟门洞，但保存箭楼，作为纪念建筑，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其事，由瑞典建筑师史达克（Stark）设计监工，颇费慎思，为市政上一新献。

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

民国十一二年顷，关颂声自美国归来，组织基泰工程公司，建树于津沪颇多。

其后留学生中学习建筑者渐众。然在此时，欧美建筑师之在华者已渐着意我国固有建筑之美德，而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协和医学院与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Murphy，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然其所作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塔，则比例瘦弱，细节纤靡，而立塔地位未能选置高耸之处，而幽处山怀，亦其缺点也。

国民政府成立以竞选方式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样，建于南京紫金山，中选人吕彦直，于山坡以石级前导，以达墓堂。墓堂前为祭堂，其后为墓室。祭堂四角挟以石墩，而屋顶及门部则为中国式。祭堂之后，墓室上作圆顶，为纯粹西式作风。故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第190 图）。

自此以后，南京新都建设中，创作颇多。范文照、赵深设计之铁道部已表示对于中国建筑方法与精神有进一步之了解。杨廷宝之中央医院与赵深之外交部，均以欧式体干，而缀以中国意趣之雕饰，能使和谐合用，为我国实用建筑别辟途径。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馆，乃能以辽、宋形式，托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第191图）。

在现代式建筑方面，如李惠伯之南京农业试验所，童寯之上海大戏院，梁思成之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均平素去雕饰，而纯于立体及表面之比例、布置之权衡上发挥其图案效果。陆谦受各地之中国银行有其一贯之风格，谨严素雅，不陷俗套。

在市政设计方面，南京原有全部首都计划，惜未能实行，而各部院各行其是，故各个建筑虽有其独到之优点，然就全市言，乃毫无联系，漫无组织，不唯财力浩费，抑在行政效率上，亦因而受其影响，是可惜也。

上海市中心区董大酉设计，乃能在同一计划之下逐步完成，虽规模较小于南京甚远，然因能按部实现，故能呈现雄伟之气概。使南京亦以整个计划设施，则其气概之雄伟又将何如？

在古建筑之修葺方面，刘敦桢、卢树森之重修南京栖霞寺塔，实开我修理古建筑之新纪元。北京故都文物之整理，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与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梁思成等共负设计之责，曾修葺天坛、国子监、玉泉山、各牌楼、五塔寺等处古建筑。计划而未实现重修者如曲阜孔庙，曾一度拟修，由梁思成计划。此外如杭州六和塔，赵县大石桥，登封观星台，长安小雁塔等等，皆曾付托中国营造学社计划，皆为战事骤起，未克实现。梁思成、莫宗江设计之南昌滕王阁（第192 图）则为推想古代原状重建之尝试计划也。

在中国建筑之研究上，朱启钤、周诒春于民国十七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纠集同志，从事研究已十余年于兹。其研究之结果，将来无论在古物之保存上，或在新建筑之产生上，或均能于民族精神之表现有重大之影响也（第193—197 图）。

梁思成

1944 年于四川李庄

后 记

一九三九年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先生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二年梁思成开始着手编写这本《中国建筑史》，于一九四四年完成。这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财力物力上的极端困难，加上本书的图片较多，因此难上加难，出版的事只能暂时搁置了起来。

五十年代初期，高教出版社曾因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征求梁思成的意见准备出版该书，但梁思成考虑到该书是一九四九年前完成的，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该书重新审读修改，因此不同意出版。但为了应急起见，同意以油印方式先印发五十册，仅供给各高校有关教师教学参考。

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最初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着是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建筑界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这对梁思成的触动，可想而知。使他在学术问题上多少产生过一些彷徨。同时也认识到该书的修改，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问题尚待重新认识。加上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也就一直没有时间对这本书再作详细的修改。

一九五九年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邀请国内各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建筑三史编辑会议，拟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会议决定先编一本简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梁思成、刘敦桢等三十一位知名学者，组成了编辑领导小组。

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先后完成了六稿，梁思成、刘敦桢、汪季奇、袁镜身、乔匀等五人，对第六稿作了整理和审定。此后又于一九六三年完成第七稿，一九六四年完成第八稿（即建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七、八两稿的工作梁思成就参加的不多了。

梁思成虽是一个建筑史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这是他与其他建筑史学者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建筑史并非史料的堆砌。应首先注意各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史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介绍各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特征，还要了解建筑是如何演变？受什么因素制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一系列本体问题。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深感一九四四年完成的这本《中国建筑史》有很大的不足，他准备重写一本《中国建筑史》。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有些同学对建筑史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搞建筑史的都是些老头，这是不对的，搞建筑史的人绝不能是那些老学究。建筑史今天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要很活跃的，有充沛的体力，会动脑子，有研究才能，能把问题搞清楚的人，绝不是等别人把一件古董摆在你面前，让你坐在那儿，慢慢地去品味它。不是这样的，建筑是文化的记录，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地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感到历史的步伐。”

可惜人们没有给他时间去完成他一心要重写的建筑史，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今天我们只好将半个世纪前的这本建筑史奉献给读者，我相信会有人去完成梁思成的遗愿的。

林洙

一九九七年四月

附文一

油印本《中国建筑史?前言》

一九五三年秋季起，我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中央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同志们讲中国建筑史，本拟每讲编写讲义，因限于时间，写的赶不上讲的速度，而同志们要求讲义甚切，我只好将这部十年前所写的旧稿拿出来付印，暂时作为补充的参考资料。

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展的观点。元、明、清三个朝代，因限于时期，省略过甚。当时为了节省篇幅而用文言；并且引经据典时，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释；给读者增加了不便。有许多建筑，因缺乏文献资料，单凭手法鉴定年代，以致错误。例如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在这稿中认为是北宋所建，最近已发现它脊檩下题字，是金代所建。又如太原晋祠圣母庙正殿是北宋崇宁元年所建，误作天圣间所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和普贤阁，也可能将金建误作辽建。这类的错误，将来一定还会发现的。此外缺点还很多，这几个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而已。

解放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曾建议付印，我因它缺点严重，没有同意，现在同意用油印的形式印出，仅是作为一种搜集在一起的“原始资料”，供给这次听讲的，已经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同志们把它当作一部“古人写的古书”，来批判参考之用。原稿本有插图，因限于条件，未能一并印出，也是很大缺憾。

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成果。

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笔，可惜在这油印本中不能与读者见面，卢绳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气力。

在这次讲课的同时，我仍将努力将讲义编出，希望能写出一部比较正确的中国建筑发展的简史，届时将要恳求同志们毫不吝啬地给予指正和批评。

梁思成

一九五四年元月

附文二

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

回忆十年前在费城彭大建筑学院初始研究中国建筑以来，我对于中国建筑的史料，尤其是以中国建筑命题的专著，搜求的结果，是如何的失望；后来在欧美许多大图书馆，继续的搜求，却是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伊东忠太在东洋史讲座中所讲的《支那建筑史》，和喜瑞仁（Osvald Siren）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于世者。伊东的书止于六朝，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喜瑞仁虽有简略的史录，有许多地方的确能令洋人中之没有建筑智识者开广见闻，但是他既非建筑家，又非汉学家，所以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和历史演变，都缺乏深切了解。

现在洋人们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

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大嚼。岂知..

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

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

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等等，又说“庭园应以..，宜有..，可以..，须较..”整整三十八页，而在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何能谓之“史”？

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

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

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

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

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而翘边与翘角，则又其自然之结果耳”。这是乐先生对中国屋顶之演变唯一的解释，若是先生必作如是见解，至少也请老先生拿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翘边翘角又怎么“是其自然之结果”，我们也愿意明白。无论它是结构上有许多极巧合的牵制所使然的，抑或是因美观上或实用上所需要，在合乎结构原则之下而成功的，它绝对不是如乐先生所说那样神乎其神的“将错就错”哲学的“自然结果”。

第二编十四页说，“斗即斗拱（栱？）在檐下者也，此亭上装饰之可考者也..。”凡是对中国建筑术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斗拱是中国宫室构架中最重要的有机能部分，而不是装饰；凡是对于中国建筑在史的方面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最为显著。斗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位置，尤其是研究各时代结构演变经过和形成外观特征上，如此重要，而乐老先生对它，只有不满一行的论说，其书之价值亦可想见矣。

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五第四页说：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

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

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

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过。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的。

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桥建于元”，若就桥初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

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

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桥，则：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

请问经过这种重修之后，“古代之桥，今可得见”的部分，还有多少？

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

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

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另营清华园。又如“圆明园内之小有天，仿西湖汪氏”，案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陵春色，乐先生的话，出处不详，恐怕尚待考罢。这不过是一两个例而已。

中国历代建筑遗物，以祠庙寺观为最多；古代建筑之精华，多赖寺观得以保存下来。在这调查工作刚刚开始，遗物实例极端稀少的时候，在一部《中国建筑史》中，现在已经学者们测绘研究过有限的几处辽宋金元遗物，每处至少也值得一页半页的篇幅；庙寺观全节，至少也须享受数十页，乃至更多的记述，才算对得住我们手造这些杰作的先哲。而此书之对庙寺观，只是寥寥数语，不满两页，将古代实物十分之九，如此轻轻撇开，还讲什么中国建筑史！

第三编则为“关于建筑之文”三篇，分论中国建筑之美，仿古，及保存三问题。关于建筑的哲学，犹其他抽象问题，辩论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美”

和“仿古”两问题上，有几句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合在一起讨论。

建筑之三要素：合用，坚固，美观，已是现代建筑界所公认。三者之中，美的问题，最难下定论。不过合用而且坚固，我们可以说是一座美好的建筑所必须有的先决条件。要创造新的中国建筑，若不从实用和坚固上下手，而徒事于“轮廓，装饰，色彩”的摹仿——盲从，则中国建筑的前途，岂堪设想！

“北平旧建筑保存意见书”是第三篇中最后一文。文中提议将北平古建筑若干部分拆毁。建设新都市，诚然有时不能不牺牲多少的古物。但是都市设计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乐先生竟说“皆宜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

第三册整本是图，在今日制建筑图，丁字尺和鸭嘴笔较毛笔方便。即使用毛笔，亦须准确，不能徒然写意，尤其是建筑的部分。如二编上附图三十，平坐斗拱，竟用皱笔涂绘如同团絮；又如图三十一，檐及屋顶，竟放在鸟巢上，原来也算是斗拱；图三十二，却又将檐下斗拱画成曲纹，如折扇联置，其与实物之肖似程度，还远不如一张最劣的界画。至于平面图，只能算许多方格。现代工程界有几种公认的方法，符号，和标识，制图人应先稍事认识，以便采用。不然，中国旧法木匠们，也有他们的符号标识，也可采用的。

总而言之，此书的著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文，而名之曰“建筑史”。假若其书名为“某某建筑笔记”，或“某某建筑论文集”，则无论他说什么，也与任何人无关。但是正在这东西许多学者，如伊东，关野，鲍希曼等人，正竭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建筑的时候，国内多少新起的建筑师正在建造“国式”建筑的时候，忽然出现了这样一部东西，至自标为“中国建筑‘史’”，诚如先生自己所虑，“招外人之讥笑”，所以不能不说这一篇话。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平

（原载1934 年3 月3 日《大公报》第十二版，《文艺副刊》第六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