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 - 程连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程连升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098-3768-9
Ⅰ．①筚… Ⅱ．①程… Ⅲ．①中国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研究 Ⅳ．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32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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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 32
印 数： 1-6000册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3768-9
定 价： 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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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20世纪是中国全面回应世界现代化潮流挑战的世纪。在中华民族外侮频至、内乱不息的生存状态下，启动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建立集中统一的、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政权，确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范式，以国家政权的权威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事业。由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寻路”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的现代化将由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指导，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组织推动，进入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路径。然而，社会主义范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当时还缺乏基本的经验和准确的认知。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寻寻觅觅，不断积累和丰富着经验。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向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经济，最终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上述两次转型之间，甚至第二次转型的前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发挥配置作用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效率上和国民物质福利上付出了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却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国家意识，能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凝聚社会的意志力于最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建设目标上。在此过程中，国家发挥最大的动员力及执行力，将全国重要的土地资源及工业资产全部转为国有化或集体化，构成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目标的最庞大的政治及社会资本。这种社会主义所构成的历史发展条件，当然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与复制的。应该说，近4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伴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计划经济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如何看待计划经济的历史及其遗产，也就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尽管官方最初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业绩给予肯定性评价，但不幸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迅速蔓延，再加上人们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物质主义成为评判复杂历史问题的唯一尺度，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历史及其业绩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一时之间，对计划经济的批判铺天盖地：有人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20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结果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也有人说建立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误区，是导致中国长期陷入贫困落后的根源。更为奇怪的是，即便在改革开放持续3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中国经济社会出现新矛盾时，不少人还一股脑地把病根归结为“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说到底还是计划体制机制问题”，无形中把改革中的失误不足均归绺到祖先头上。这样，计划经济逐渐成为一个“大垃圾筐”，什么罪责都可以往里面装。
对计划经济历史的妖魔化解读，当然有很多复杂原因。但依笔者看，首要原因是社会历史评价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即历史科学仅仅被视为政府政策推行的一个工具，而非国家治理经验的积累。在各种公开场合，丑化和否定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计其数。其认识论根源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争，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否则似乎就没有合法性。其理论误导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殊不知，这两个错误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实际上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无关，也不代表计划经济运行全貌。也有一些借改革开放之机攫取巨大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将毛泽东时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描述为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定义为历史最好时期，以致忽视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生问题的反思和校正。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化”。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后，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皇冠明珠”。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从方法论到基本概念，基本上都被经济学化了。经济学家对社会和历史分析的标准，成为社会科学趋之若鹜的标准；经济学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简单认知，经常成为评价复杂社会历史问题的结论。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根本没有意识到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认识问题缺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只遵从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概念和标准，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评价标准被简单化了。影响所及，对前3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即计划经济时代历史的解读，就只念新自由主义的经，只认“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的标准。物质主义价值标准和新自由主义相互激荡，使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史被严重歪曲，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不堪回首。
毫不讳言，过去30多年历史分析的方法论标准，以及对以往历史的片面解读，虽然一度迎合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转型的需要，却因违背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真实和社会体验，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的不断撕裂，造成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知上的断裂。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时，整个社会却迟迟难以达成深化改革的“共识”。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一个“不能否定”，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坚守住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和成就。
可见，弄清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演变的历史，还原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业绩，不仅是一个历史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这也许就是触发笔者撰写本书的动因。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成立与变革过程，时间范围从1949年到2000年，计50余年。为了能够扩充认识视野，书中也涉及计划经济思想的起源和外国实践，以此把中国计划经济史放到世界历史剧幕中去把握。全书主体内容分为十章，另前设一个引子，后缀一个结语。
引子是对计划经济思想源流和外国实践的考察。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给我们送来了计划经济的思想。要弄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钟情于计划经济思想，就必须搞清楚计划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发展，以及计划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表现。只有搞清了这些问题，才能了解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卓越成绩和非凡魅力，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的时代背景，说明当时中国的选择并非异类，而是与国际上主流经济思潮基本吻合的。
第一章梳理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20世纪30年代后，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和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中国出现了发展计划经济的强大思潮。此后十多年里，国民政府也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做了大量努力，但最终失败了。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真正建立发生在1949年到1956年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1953年到1956年全面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章考察了经济计划的制订与执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通过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的直接管理。通过考察中国计划经济建立初期的运行机制与特征，发现中国计划经济建立伊始，虽然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但其中也不乏自己的国情特点和部分变通意识。这些特点既适应了当时工业化建设资源集中、统一调配的需要，又回应了中国的国力国情，使计划经济体制具有适当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第三章阐述了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的初期作用和效果。通过对工业化资金筹措和经济发展绩效的考察，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对冲破低水平“贫困陷阱”、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计划体制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但是，这种体制的不断日益强化，也在某些方面显露出限制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弊端，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从而启发了中共高层对其进行变革完善的思考。
第四章分析“大跃进”时期中国计划经济的变革。从1958年起，在“超英赶美”口号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激进化，否定了稳步前进、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解体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高层班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期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指导思想上变成了主观主义的命令经济，运行机制上形成了地方分权和各自为政，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和巨大损失。
第五章考察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计划经济。从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不仅着眼于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时也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大跃进”期间下放的大量经济管理权上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重新得以修复，经济的统一性和科学性有所增强，帮助中国经济度过困难并步入正常运行轨道。但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后，理性计划派再度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预示着中国计划经济又将遇到一次大的变化。
第六章讲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计划经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他难以容忍中央计划经济所导致的“官僚主义”和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文革”爆发后，中国经济综合管理系统被政治斗争冲击得七零八落，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被“理论大批判”攻得一无是处，中国的计划经济演变成为“运动经济”和“战备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遭受巨大破坏后，无政府主义盛行，国民经济秩序重新陷入全面混乱状态。
第七章概括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1949——1976年（或延至1978年），通常被称为“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奠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奠基性、备战性和公共性，但产业结构不平衡，经济发展不稳定，居民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日益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运行阻力。虽说这一时期仍被人们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但在多次运动的冲击下，经济体制逐渐走了样。当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留下来的体制遗产并非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混乱的命令经济。
第八章考察1978年到1984年的中国计划经济。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工作重心已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中央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改革思路，虽未从总体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但已深感不能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于是，在计划经济的肌体中，开始接纳了市场调节的新成分，通过放权让利使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有了部分自主权，允许非公经济的渐进成长，中国经济出现了混合经济的特征。
第九章考察1985年到1991年的中国计划经济。这一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渐突破了“为辅”的框框，认识上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基本并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日趋明显，中国经济于是进入了“双轨制”状态。尽管在这个阶段的后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的激烈争论，但事实上计划经济管理已经被冲击得体弱无力，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格局。
第十章讲述1992年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党的十四大后到2000年，中国经济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要求，全面放弃计划经济，并通过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方针，企业、价格、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工作急速推进，快速增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世纪末，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然成为历史。然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其中不能完全排斥计划管理的辅佐。
结语对全书的中心思想和研究心得进行概括，并对撰写的宗旨给予呼应。通过系统回顾中国计划经济建立和发展的道路，我们明确意识到：计划经济建立是历史的选择；计划经济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重要作用；任何经济体制都存时空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属必然；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经济运行仍然离不开国家计划的调控。
三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但对这种新体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性思考，依然离不开对计划经济历史的认识。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主观建构出来的，而是从计划经济这个既定的前提出发，结合国情不断改革形成的。所以，忽视对计划经济的深入研究，不分清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建设的主流和支流，不全面认识计划经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意义，中国道路探索中的许多问题也就得不到透彻的理解。这样看来，研究计划经济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思考联系在一起的现实问题。
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习近平讲话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前后两个时期，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业中。
依笔者的体会，各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道路，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大转折时代面临的历史环境相异，选择何种经济制度都会有自己的“路径依赖”和约束条件。经济体制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时空问题。优秀经济学家的基本功，在于对历史资料的掌握，正如美国学者E．雷·坎特伯里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简史》中所强调的：“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在经济学家中，历史从来都不应被忽略”。也就是说，历史主义应是经济学者论说的语境基础和出发点，伟大的思想成就都是从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关怀出发去观察世界经济或世界经济史而形成的。
因此，如果有人问我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选择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时，我只能这样说：在那样的历史时刻，这种选择是必须的，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因为当时中国最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一是国家的国防安全。这两样需求既是百年来民族命运不幸遭遇提出的呼唤，亦是冷战格局下新生大国政权稳定和发展的重器。为了尽快得到它们，就得在发展战略上做出重工业优先发展，就得借助政府的强大组织和动员能力，做出计划管理的制度安排。所以，归根到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一种政治配置，这种配置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支撑下与强制工业化和集权政治相适应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下，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计划经济建立后所表现出来的粗放型特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那么多年的主要原因。当然，计划经济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再加上毛泽东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错误频发，导致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巨大历史欠账，等等。这种一体两面的特点，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也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在转变社会发展路线以及由此引起的意识形态、产权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解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果，并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简单抛弃。经济转轨是把在计划经济下积累的财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转换成现实的GDP，因此转轨或者说改革，是综合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贡献，绝非市场经济一方。历史是螺旋型发展的，发展方式具有时代的烙印。随着社会基础业已出现的变化，伴随世界主流经济思潮的转换，计划经济只能成为历史，但由此就把计划经济的积累贡献和制度价值完全否定，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因为对中国而言，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辉煌历史，一段全体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纵览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程，先后历经工业化赶超——四个现代化——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的相继嬗递，而6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关键，便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因时因地的调整。如果说改革前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计划经济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大框架，增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势能”，那么，改革后则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变“势能”为“动能”并提升现代化的层次和水准。在此过程中，中国现代化主题认识的转换，是对“不挨打——不挨饿——不挨骂”历史需求转换的回应。因此，如果我们以历史主义视野来观照，就不难看到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中，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是筚路蓝缕、艰难困苦的，但发挥了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历史作用。
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曾为“当代中国研究”开启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即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结合历史经验与实际进程，免于纯数学推演所极易导致的脱离实况式“黑板经济学”之尴尬境地。他在集其晚年学术精义之大成的《变革中国》一书中，对中国道路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一方面，他指出“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另一方面，他也坦承如不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整体把握，也就无法理解此后改革年代的经济巨变。他说，改革是对毛泽东未竟之业的再延续。诚哉斯言！
引子：计划经济思想起源和早期实践
计划经济曾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但对中国人来说，“计划经济”又是一个外来词。要弄清什么是计划经济，中国为什么曾长期钟情于计划经济，就需要首先考察计划经济思想的起源发展，了解计划经济登陆中国之前的影响表现。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了解中国人对计划经济一度痴迷的原因，才能对计划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说。
一、计划经济思想源流考察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 “计划经济”思想同样如此，它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其起源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有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后，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要求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计划经济思想就出现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所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愿景的理论描绘中，计划经济思想都包含其中，如缕不绝。
1．计划经济的“乌托邦”憧憬
计划经济思想最早萌芽于16世纪，伴随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生。在资本主义新世纪初露曙光的年代，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面对市场经济扮演了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面对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野蛮扩张带来的社会大分化和苦乐不均，促使一些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文主义思想先驱反思社会的急剧转型，构想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由此，出现了连绵不绝300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无产阶级的朴素愿望和要求出发，批判了市场经济的种种不公，憧憬要建立一个没有金钱、没有剥削的乌托邦社会。在其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中，源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
1584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发表，标志空想社会主义诞生。在该书中，莫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判，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组织状况。在莫尔设想的“乌托邦”中，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论农业或手工业，都是由社会领导机构“元老会议”根据“估定”的社会需求量组织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 (2) 这样，整个“乌托邦”就好像一个大家庭，货币和商品交换在这里不复存在，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不必要的劳动。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毫无疑问成为计划经济思想的先驱。
继莫尔之后，计划经济构想在十七八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1623年，意大利学者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提出，太阳城里不仅生产资料公有，而且一切产品和财富都公有，均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不存在商品交换和货币，人民过着不尚虚华的简朴生活。 (3) 1755年，法国的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设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经济整体，受统一的经济计划机构指导，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并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劳动。 (4) 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表述得更加清楚。他说：“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从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所有劳动者都按工种分为小组进行生产，没有人能够偷懒，而所有的生活福利都被均等分配”。 (5)
进入19世纪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不但继续对处于上升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给予道德批判，继承发展了“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进行了旨在消灭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实验，开始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来设置。例如，傅立叶把生产的分散性和无政府状态，看作是导致文明制度一切灾难的“首要因素”，认为只有由政府组织经济生活，编制合理的经济计划，才能消除经济自由所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圣西门通过具体阐述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6) 欧文则在1825年建立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权力均等的“合作村”试验，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和流通，体现财产公有、计划生产的新社会组织特征。应该说，这是计划经济最早的系统性实验。
在长达300年时间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有力抨击和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社会不公、为富不仁的疯狂掠夺和人性贪婪，并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万恶之源，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经济不平等，而要根本铲除社会不公的土壤就要废除私有制、货币和自由市场，实行社会财富的共同占有和平均分配。虽然他们计划经济的思想还是零碎的、主观的，追求“结果公平”而非“机会公平”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带有浓厚“乌托邦”的空想性质，但作为一种具有深厚社会基础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想资源留传下来，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思考，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2．马克思的“社会化大工厂”构想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学理批判，初步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观构想，实行计划经济就成为其要件之一。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肯定了其对商品经济消极作用的种种论断；另一方面，他们又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客观评价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历史功绩，科学揭示了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的根本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进而激化社会阶级矛盾。为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克思开出的药方是：政治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加经济上的“社会大工厂”模式，即“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 (7)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按需计划、按需生产、按需分配，避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替代私有制，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支配一切人力、物力资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8)
具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推导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过自发的“大生产战胜小生产”的缓慢兼并过程，出现了规模日益扩大的企业，使生产的集中达到极限，即合并成唯一的资本家公司的趋势。到那时，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实现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正是反映和顺应了这一历史大趋势。第二，实现“剥夺剥夺者”之后，“再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即“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的最完美的社会，毫无疑问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 (9) 第三，当整个社会在生产资料共有制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大工厂时，社会将“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中。” (10) 第四，商品生产被消除后，“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11) ，从而避免了人的异化，实现人的经济平等，进而保障了政治平等。
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全部设想，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模式或“社会化大工厂”的图景。也就是说，他们把过去只能在一个工厂内实现的计划生产，扩展应用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和资源配置，并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进行一元化的组织管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12)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想，置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从中找到了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同样，他们的计划经济思想也有很高的前提要求：一方面，对生产社会化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即只有当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生产都高度社会化了、整个社会生产有融为一个单一的大公司的趋势、“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13) 的时候，才能实行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对整个社会成员的能力素质也有相当高的要求，即人们不仅要具有“合理安排经济的能力”，而且在“经济行为方面发生从竞争方式到协作方式的根本转变” (14) 后，才能实行计划经济。在他们心目中，计划经济必然是工业社会中“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从事社会化生产”，而不是农业社会中政治高压下的强制性劳动。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是毫无疑义的。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预想，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考，成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
无独有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是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先驱人物。他从系统批判亚当·史密的《国富论》开始，最早阐述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坚持落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受其影响，德国诞生的经济学历史学派，更是大力宣扬政府控制经济行为，同时以这种思想主导德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德国的发展飞跃，也形成了马克思口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靠政府干预执行计划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也是一种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
3．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探索
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发生了分裂。一方面，马克思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承继恩格斯晚年“合法议会斗争”的思想，主张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修正”，在宪政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取得政权，再通过社会改良而非公有化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这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经济主张方面，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基本放弃马克思“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承认私有制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俄共（布）领导人列宁则继续坚持暴力革命学说，主张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他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的终极武器，必须继续坚持。他指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这种制度将实现计划经济。” (15) 由此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这一概念。
在计划经济思想史上，列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说其特别重要，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坚持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认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把所有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16) 二是丰富了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是他首次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 (17) 的表述，让人们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内涵本质，就是要经常、自觉地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也是他明确告诫“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实际是“官僚主义的空想”， (18) 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代替实际工作，对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计划经济”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三是深化了马克思“社会化大工厂”理论，提出“国家辛迪加”模式，即把整个经济当作一个由政府垄断、控制一切资源的超大型公司（辛迪加）来经营，“把全部国家经济结构变成为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体。” (19)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体公民都将成为国家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20)
不仅如此，列宁还是将计划经济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探索，计划经济就从理念层面进入实践层面。在实践过程中，结合当时俄国的实际，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识，经历了重大转变，即从赞成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转变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调节的认识。
文献表明，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面对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出于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在俄国国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点是：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包括对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达到最大限度地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产品剩余；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用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的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很明显，“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应急性政策，是为战争服务的特殊性政策。但随着这些政策的执行，俄共（布）领导人一度将其视作落后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捷径。如列宁所言：“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 (21) 甚至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上被写入党纲，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理论通俗读物《共产主义ABC》，就是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原型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宣布把整个国民经济建成一个“绝对统一的联合托拉斯”。
“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尔什维克党借此打退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初步巩固了苏维埃工农政权。但是，这一体制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并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日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引发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以及喀琅施塔得兵变。
面对群众激烈反抗的残酷现实，列宁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意识到：在小农经济遍布、生产力落后的俄国，绕开商品和市场关系，凭借军事行政手段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得民心，完全是一种空想。因此，他开始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22)
于是，从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列宁就指导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自由在市场上出售其余粮；（2）把中小国营企业进行出租、出售或归还原主，以刺激私人经济的发展；（3）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23) ，根据市场和利润来调节生产活动，国家计划机构不直接指导国营企业的生产；（4）吸引外资参与苏俄经济建设，加强苏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实质是：从建立并加强工农之间的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盟和经济结合出发，巩固个体农民的经济基础，建立起合作制；恢复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国家计划的调节和指导下，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完成交换和分配；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对它加以监督和调节，通过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24) 也就是说，通过建立与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保证苏维埃的性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城乡商品经济得到发展，有力调动了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全国经济很快从崩溃边缘恢复过来，社会秩序也明显好转。基于这种效果，列宁在1922年12月发表的《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25) 这种改变，是指“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案”。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让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凸显，布尔什维克党内由此陷入思想混乱。面对党内不少人的质疑，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实际处于“纠结”状态。一方面他不断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强调这只是我们政策上“暂时的退却”，说“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26) 可见，列宁并没有真正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既有认识，只是在行动上努力寻找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生产力现实的结合点。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的思想“纠结”，其实反映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了稳定和发展经济，需要避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上却坚持对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监管，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表现。但其政策启示，就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中，引入私营经济；抛弃极端的行政强制，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当然，由于过早逝世，列宁还没来得及使其认识进一步明晰化，没有从意识形态上把社会主义的标准改变过来，造成“问题提出了，但却没有解决”的局面。对确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和具体道路问题，俄共还未能完全弄清楚，从而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斯大林模式”的建立与功效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高层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斯大林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接连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个竞争对手，最终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但是，斯大林掌权后的苏联，依然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仍然是一个遍地木犁的落后农业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50年至100年的差距。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作是洪水猛兽，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纵观20世纪20年代末的政治形势，国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和歇斯底里地叫嚣战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苏联要想生存就必须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
从1925年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成了苏联国家生活的中心内容。实现工业化既然是一个不可改变且十分迫切的目标，那么，工业化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在1920年代初，身为联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并与布哈林同为党内两大理论家之一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曾进行过系统论述。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能依靠掠夺殖民地，只能把小生产作为“殖民地”和原始积累的源泉。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始积累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很大差异，当时的苏联理论家们将之称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规律”。
起初，斯大林与布哈林一样，在理论上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上述积累方法，但在他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出于牢牢控制经济和尽快推进工业化的主客观要求，转而赞同这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即苏联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手段是经济行政计划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由国家通过计划把收集起来的农业剩余有目的地投向工业领域，以构建国家的工业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建立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借此认识，1929年斯大林就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开始执行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方面，苏联通过各种强制性手段，全盘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能够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斯大林用强制乃至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消灭富农经济，普遍建立起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实行对农业经济的计划管理。到1934年7月，有71.4％的农户和87.4％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到1937年，有93％的农户和99％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的。这样，就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中。
另一方面，斯大林利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集中起来的农业剩余，投资进行工业化建设。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积累以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民手中吸收的资金占到发展工业总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为了保证年均超过20％的工业增长速度，需要建立起科层体制来管理资源的分配，由此各种专业的和综合的经济管理部门随之应运而生，构成了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管理体系。苏联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一是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即国家下达的指标，企业必须当法律执行；二是形成部门管理原则，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三是通过行政方法管理，企业成为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四是企业管理实行一长制，厂长独揽管理大权；五是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私营企业全面消灭。一句话，通过工业化运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而且是“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
在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中，“斯大林模式”逐渐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经济特点是：实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化的公有制结构，实行以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部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实行以行政手段、排斥市场调节的方式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保障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27) 总之，这是一个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推行国家转型发展、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经济模式。后人将其简称为“苏联模式”。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有其相应的环境条件。作为斯大林模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无疑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敌对之中，苏联受到严重战争势力的威胁，使保卫国家独立和安全成为首要任务。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发展强大的工业以增强防卫能力，并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农业国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工业国。
从初期效果看，计划经济推动苏联经济转型的能力很显著。到193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时，苏联新建成1500多个企业，工业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1.35倍，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初步变为工业国。再经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执行，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全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2％，已投入生产的工业企业达到4500个，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1913年，俄国在工业生产上远低于德、英和法三国中的任何一个，但到1936年则跃居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标志着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1940年与1917年比较，苏联工业增长了14倍，国民总收入增长七倍，机器制造业增长超过34倍，发电量超过24.4倍。到苏德战争前夕的1940年，苏联年产1800万吨钢，1.6亿吨煤，3100万吨石油，483亿度电。工业化超高速发展的成果，为支撑异常艰难的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如果说，抗战力的增强让计划经济的威力初显；那么，战后重建的效率更使世人对计划经济刮目相看。二战对苏联经济社会的破坏是空前的：苏联31850个工业企业、1710个城市、七万个村庄、600多万座建筑被战火毁坏，2500万人无家可归，2000多万人丧失生命（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在二战中死亡人口总和）。战争结束后，苏联工业产量比战前减少了许多，而美国工业则比战前增长了约一倍，苏联与美国的工业差距又拉大了。 (28) 就是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战后苏联依赖计划经济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快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如以战前1938年的工业生产为100，到1950年，苏联工业为166％，日本为60％，英国为131％，法国为111％，西德为92％。 (29) 通过战后的快速恢复，苏联重新巩固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地位，并保持了持续增强的势头。到1960年代，苏联的工业生产已超过英、法、西德三国的总和。 (30) 凭借苏联经济在战后的快速恢复和持续发展，其与美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差距越来越小。按苏联的计算，1950年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为美国的31％和30％，1980年则分别为美国的67％和80％。按美国总统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估计，从1955年到1976年，苏美两国GNP的比值由38％提升到55％。 (31)
同工业的大发展相比，苏联的农业却因抽税过度而低迷。尽管战争严重破坏了农业，但战后对农业没有进行多少投资。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农业产量在1950年即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还没达到十月革命前即1913年的水平。 (32) 所以，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农业经济，人们常给予“很失败”的评价。当然，进入5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1951—1980年间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苏联为3.2％，美国是2.0％，日本是2.1％，西德是2.0％，法国是2.3％，英国是2.4％，意大利是2.2％。以此衡量，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增长速度要比西方大国都要快。1950年，苏、美两国的谷物产量分别为0.79亿吨和1.4亿吨，苏联是美国的56％； (33) 到1980年，苏、美谷物产量分别为2.03亿吨和2.84亿吨，苏联谷物产量为美国的71％。 (34)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计划经济的综合业绩还是可圈可点的。1913—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增长七倍，而资本主义国家只增长0.3％；通过前两个五年计划（1929—1937）的制定执行，苏联工业以年均20％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工业产值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为举世公认的工业强国；苏联依赖计划经济体制所创造的雄厚国力，最终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德国，捍卫了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加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2.03倍，英国增加0.71倍，法国增加0.54倍。 (35) 据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森估计，1928—1955年苏联GNP的年均增长率为4.4％—6.3％，超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这一事实，即便是斯大林的政治对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对斯大林做出这样的评价：“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36) 斯大林时期苏联综合国力蓬勃发展、迅速崛起的态势，的确向世人展示出计划经济所具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通过崛起—抗战—恢复等一系列神奇表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二战后的影响如日中天。诚如英国经济学家帕克所言：苏联经济发展进行得相当成功，“它的计划经济的形式在工业主义时代比西方的市场经济优越；它所做出的范例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给所有不发达国家树立了一个适当的榜样。” (37)
三、计划经济在论战中站稳脚跟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前，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外，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组织与运行问题进行过探讨。其中，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就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思想。在1902—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社会主义制度》中，帕累托设想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可以取得与市场均衡力量完全相同的效果。1907年，他的学生巴罗内又撰《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一文，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巴罗内用数学方法建立了均衡状态方程，并用“试错法”找出求解方程组的系数，肯定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整个经济的可行性。尽管他们师徒二人的思想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但其理论构想为后来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素材。
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体制已由理论探讨逐渐转变为现实形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性和可行性问题，就日渐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话题。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计算》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存在合理的经济计算，从而这一经济制度不具有可行性。米塞斯指出，一个国家要能使可获取的资源合理地用于既定目标，即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必须依靠市场这一唯一的机制，利用货币等手段对可获取的资源做出相对估价。但是，在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中，由于生产品不再是交换的对象，其货币价值也不可能确定，没有什么手段能够甄别生产是否具有合理性。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挑起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
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发生在米塞斯同泰勒之间。米氏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缺陷是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及其价格，因而不能对生产要素规定正确价格，从而失去合理配置资源的客观依据；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市场与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二者必居其一”。 (38) 由此他明确指出，巴罗内设想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耗费的计算问题是行不通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1928年发表演说、1929年撰文，反驳米塞斯的观点，并具体论述了可以通过“试错法”解决中央计划机构进行配置资源的问题。他提出，所谓“试错法”就是中央计划机构先确定一套价格，然后进行一系列实验，产品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调，产品求大于供则上调，以逐步接近、等于市场均衡价格。这个均衡价格找到后，就以它作为分配资源的依据。
到了1930年代中期，伦敦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分别撰写《大萧条》和《问题的性质和历史》，又把论战推向第二个回合。
罗宾斯和哈耶克与米塞斯不同，他们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而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试错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罗宾斯提出，计划管理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式，到解出这些方程式的时候，所根据的所有信息已经过时了。哈耶克在他1935年编辑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中强调，在具体实践中要解出经济均衡方程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二是要考虑生产品的质量、价格、生产系数及物品、劳务等一系列方程式，并及时掌握反映这些经济要素的动态数据。也就是说，“在每一个连续的时点上，每一个决策都将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来做出，用我们目前已知的手段，这个任务是终生完成不了的”。况且，“这些决策不但要连续地制定出来，而且还要迅速地送到执行这些决策的人手里。” (39) 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根本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因而必然缺乏效率，而缺乏效率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运行的。
1929年到1937年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和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人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做了反驳。他们集中探讨的问题是：在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全能够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完全能够建立一种保证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其中，兰格在1936年到1937年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对这些问题做了最为重要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反对派做了有力的回应。
兰格在文章中依据一般均衡原理，通过对竞争市场（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价格决定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决定及其对生产资源配置的影响问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计划局可以起到市场的作用，它可以规定生产要素组合、工厂生产规模、产业产量、分配资源、各种规则、参数使用的各种规则，并以试错法的反复试验最终确定生产资料的均衡价格，这个过程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整过程很相似。他甚至认为，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经济体系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拥有的知识更多，而且可以比竞争市场更短系列的相继试验获得正确的均衡价格。由此他断言：“用计划代替市场的功能是很可能的和可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40) 后来，人们就把由中央计划局采用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使供求得到平衡、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这种方法，称为“兰格模式”。
通过中央计划还是通过模拟市场或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大辩论，就是西方经济学史上著名的“20—30年代大论战”。这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实质上是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的争论。从影响看，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得到合理的经济计算、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尽管其本质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但也确实触及了中央计划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表现出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哈耶克等人揭示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完全否定了计划的作用，但对自由市场经济有点过分崇拜。兰格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但他的计划代替市场的思路也留下了“模拟”市场的一定幻想。
论战的结果是计划经济赞成派占了上风。这场论战的最大亮点，就是兰格模式的提出。兰格模式是一个“模拟市场社会主义”，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但它把市场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把市场同所有制相分离，从而实现了用“经济模式分析取代对实际经济制度的描述”。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一是肯定了市场与公有制的兼容性，从而否定了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教条；二是肯定了计划与市场可以并存，从而打破了市场与计划相对立的论点；三是肯定了效率与平等可以兼顾，从而批驳了社会主义缺乏效率的谬论。它既为各国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新思路。因此，兰格模式提出后，就暂时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胜利终结了这场争论。
后来，尽管哈耶克等人又通过发表一系列论著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论证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必然是低效率的”，坚信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 (41) 但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事实上的延续且蒸蒸日上，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并没有引起政经界的关注。正如伯格森（A．Bergson）所评价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是可以运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兰格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无论人们怎么说，苏联计划经济已经运行了三十年，它并没有失败。” (42)
现实就是这样。在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29年10月，规模空前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从美国爆发，很快蔓延到全球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这场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分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与之相反，新生的苏联计划经济却傲立群雄、一枝独秀。苏联计划经济建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这场国际上社会主义经济的大争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暂且以“事实胜于雄辩”而告终。
四、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的盛行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职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最早萌芽于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蒙克莱田、托马斯·孟和法国的孟克列欣等人。他们从保护商业资本的利益和发展民族经济的目的出发，对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做了最初阐述。
进入18世纪中叶后，随着英、法等国相继完成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思想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而被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取而代之。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可以自动达到平衡，因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此后100多年里，“干预越少政府越好”的信条受宠，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期间，一度虽有“德国历史学派”发出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但总体并未撼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宰世界的格局。
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西方世界陷入了一场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后，经济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才遭到撼动。美国是这场经济大危机的发源地，遭受的打击也最大。从1929年末到1932年，美国14万家工厂、企业和银行宣布破产，失业率高达25％，金融市场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降低了一半，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荡之中。在大危机面前，经济学界要求政府调节经济的呼声不断升高，国家干预主义思潮迅速抬头。面对大萧条的严重危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通过批判传统自由主义理论，提出系统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此后直至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政府干预行动纷纷出台。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后，宣布实行“新政”。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和政策，从多方面推行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在货币金融方面，用“紧急银行法”暂停银行兑付现款；用“存款保险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恢复信用，防止新的挤兑和银行倒闭风潮；用“黄金法令”强制私人银行和个人把储备的黄金交到联邦储备银行，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禁止黄金出口，重建财政金融体系。在工业方面，实施“全国产业复兴法”，由政府大规模举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在农业方面，实施“农业调整法”，销毁过剩农产品，减少产量，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罗斯福“新政”的实质，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并对不利于总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事实表明，罗斯福“新政”不仅开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烈干预经济的先例，而且证明了其对经济治理能够产生良好的业绩。
在欧洲国家，战后初期国有化浪潮蓬勃兴起。1945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刚一上台，便抛出八个重要的国有化法令，即：1946年的《英格兰银行法》《民航法》《煤炭国有化法》，1947年的《运输法》《农业法》《电力法》，1948年的《煤气法》《钢铁业国有化法》等。 (43) 通过这些法令，英国政府基本上掌握了银行、交通、煤炭、电力、钢铁等关键部门，实现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到1955年，英国国有企业占了整个工业的20％。法国刚刚解放，临时政府便发布命令，成立四个国营能源开发公司，随后又在航空、金融、运输、发电等部门大力推行国有化，从而使国有化部门职工占到全国职工的10％，投资占18％。在一些小国，如奥地利的国有化也很突出。到1955年，奥地利的采煤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均达到98％，全国最大的15家公司，国有公司就占了12家。
与国有化运动相伴，欧洲国家还大力推行“经济计划化”行动。法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发源地，先后制定的计划主要有：1947—1950年的第一个中期计划（延三年），即莫内计划或法国复兴计划，规定到1950年要超过1929年水平的35％；1954—1957的第二个计划，强调实现制造业的现代化；1958—1961年第三个计划，重点在稳定经济发展；1962—1965年第四个计划，1963年中断；1966—1970年第五个计划，限制通货膨胀，着重发展某些尖端工业。意大利先后推行过“战后重建计划”（1945—1948）、“全国协调新建设计划”（1948—1950）、“1955—1964年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计划”、“1965—1969年新国民经济计划”等全国性多部门计划，以及“南部地区开发计划”（1950—1957）、“1960—1964年农业发展五年计划”等区域性或部门性计划。联邦德国战后初期实行过补偿拆卸损失的计划，1950年代又实行援助萨尔区的计划和德捷边境地区发展计划，发展铁路、内河航运、住宅建设、科学研究、农业等部门性计划，1960年代中期又开始编制全国性经济计划。此外，英国、荷兰、瑞典、比利时、挪威、爱尔兰、冰岛、西班牙等国也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计划化。亚洲的日本，也从1956年开始，在长达20年时间内先后制定多种类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多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凯恩斯为名风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养小送老”的恐惧，普通人素质大幅提高，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壮大。西方风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苏联福利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压力；二是欧洲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欧洲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三是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乃至战后旨在稳定南欧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东欧国家更不例外，其中也不乏苏联的影响。南斯拉夫1946年通过的新宪法就规定要实现计划经济，并从1947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东欧其他国家先搞短期计划，有两年的，也有三年的，都以恢复国民经济为计划的主要目标。从1949年或1950年开始，不少国家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并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与监督计划的执行。在实行计划过程中，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管理体制，逐级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加以控制。如匈牙利，1952年基本已形成七个层次的计划管理体制，1953年由部长会议批准的计划指标5899项，由各部规定的指标11497项，而且在1951年11月已做出规定，主要指标执行情况每十天甚至每天要上报一次。为保证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贯彻，还广为宣传苏联有关“计划就是法律”的口号。 (44) 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外）扎了根。
可见，从二战爆发前夕起，世界上就形成了实现经济发展的两条基本思路。第一条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驱动经济发展，第二条是通过国家投入资源驱动经济发展。这两条道路在经济学界各有其理论流派支持，前一种被称为“亚当·斯密模式”或“自由主义模式”，后一种叫作“凯恩斯模式”或“计划经济模式”。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类发展需求，二战后的国际社会，多青睐于计划经济或“准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干预主义一时成为全球主流风尚，并造就了1945年至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作为国家干预主义极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舞台上也不断攻城略地，影响如日中天。正如世界银行所说：1917—1950年间，占世界人口1/3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建立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试验。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 (45)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种主流国际思潮的氛围中，开始起步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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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76页。
(3) 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74页。
(4) 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110页。
(5) 巴贝夫：《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0—91页。
(6) 《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0—22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27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14) W．Brus＆K．Laski，From Marxto Market：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5．
(15)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5页。
(16)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页。
(17)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18)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0页。
(19)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2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21)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22)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页。
(23)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24) 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25)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26) 《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27) 参阅刘克明、金挥：《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355页。
(28)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7页。
(29)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7、99、100页。
(30)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62页。
(31)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87页。
(32)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33)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1、167页。
(34)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提要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35) 《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第108页。
(36) 《200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数据选编》，学习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页。
(37) 帕克：《超级大国美苏比较》，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52页。
(38) 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论文选》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67页。
(39) 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9辑，第60—67页。
(40)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41) 哈耶克：《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42) Abram Bergson．1948．Socialist Economics ．In H．S．Ellis．Eds．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Philadelphia：Blakiston．pp．412—448．
(43) 乔·威纳编：《英国国内名人：国内政策史文献集（1689—1973）》第4卷，纽约，1974年，第3309—3319、3330—3334、3352—3412、3539—3543页。
(44) 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45) 《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页。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