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中国，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了历史。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们奋力改革的对象，那我们最初为什么还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或者这种体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如果当初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没有错的话，为什么后来又要对这种体制加以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已是历史陈迹的今天，计划经济思想是不是一无是处，仅供人们批判？其实，只要把计划经济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尽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全面分析，那么，这些疑问都是容易解答的。

一、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选择

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划分，对于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短缺经济和国际环境恶劣的时期，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成一些大事。因此，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把西方发展模式当作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分阶段、分目标地选择经济体制，打破历史形成的对它们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分工，为自己国家的科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论及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时，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像东欧国家那样是由外界强加的，而是新中国自己的选择。今天该如何认识这一选择呢？这种选择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历史的必然？能否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呢？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绝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正是这种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造成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必要。这种必要性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上开始起步的。由于长期战乱和反动统治的腐朽无能，旧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3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46元，折合当时比价12美元。1936年，中国人均工业资本不足五元，而同时期美国为1600元，在人均工业产值上的差距就更加巨大。新中国成立后，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的振兴，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但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作为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新国家，既不可能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掠取，也不可能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或争取外援来获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立足国内，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而这正是计划经济所长。

其次，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置身于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朝鲜战争即告爆发，中国不得不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从此开始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达20年的对峙。1960年代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与此同时，美国又出兵越南，中国南方边境受到威胁。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中国一直处在外来武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中国不得不集中人力物力发展军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计划经济体制恰恰适应了这种备战需要。50年代坚持的“重工业优先”，19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正是这种计划体制作用的典型表现。

最后，维护社会公正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建设与加强国防的同时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是一个极其尖锐的艰难的问题。实现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所在。在经历了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和社会不公正之后，广大人民对新政权实现社会公正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抱有热切的期望，而实现工业化和加强国防所需要的巨额积累又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抑制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集中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尤为重要。由于任何新的贫富分化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动摇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拥护，而贫富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这就要求政府使用行政手段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有所提高。所有这一切，唯有通过计划经济方可做到。

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却具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条件。首先，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需要某些条件作为基本前提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1）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主地位，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2）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物质前提；（3）和平开放的国际环境，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台湾、香港、澳门尚未回归，中国大陆的统一尚不巩固，在经济上则完全是一穷二白。新中国一成立，就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全面封锁，而且这种封锁持续了长达20年。所有这一切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根本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其次，这个时期能够提供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条件。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集中资源，而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坚实的基础；二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人们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初很容易由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而成；三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尽可能地完备信息，而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的实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别无选择的。现在有一些人看待历史问题，总是用当代人的观念、条件，来分析历史，认为历史应该如何如何。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科学。

二、计划经济对现代化的奠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此，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新中国从一个农业占绝对比例的典型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并办成了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发展程度无法想象的大事。在此，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认识，即当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时，人们不惜赞美的辞令，而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时，就感觉是一片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偏见，表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是3︰7，现代工业的比重只占10％，而到1978年，这个比值改变为7.2︰2.8。28年间，中国GDP扩大了八倍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尽管中国为了这种发展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但毕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航天、核能、激光、生物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这正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需条件。期间，中国工业累计完成的投资额15133亿元。曾有学者估算，如果是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要求实际沉淀的“购买力水平”肯定要超过三万亿元以上。考虑到1949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总量不超过120亿元，要实现这样数量的积累规模，将需要上百年时间。

计划经济为新中国的发展积累的第二笔巨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的培养。一方面，增强了人民的体质。尽管计划经济是一种重积累、抑消费的体制，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紧密结合，使其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1978年与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5倍，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实际提高77％。再加上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大力建设，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大幅提高——从1949年前的平均35岁提高到1970年代中期的65岁。另一方面，提高了国民的素质。新中国成立时，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全国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仅2.2。到1978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成人识字率达到70％，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达8.9；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到434.5万人，是1952年的10.22倍；平均每万职工拥有科技人员593人，是1952年的2.2倍；平均每万人口中拥有科技人员达45.1人，是1952年的6.1倍。正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培养的一支体质好素质高的人力大军，为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积累了“人口红利”。特别是把平等和公平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把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作为重要任务大力建设，使得国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初等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在第三世界遥遥领先。

在评价计划经济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作用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计划经济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后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前提。计划经济的实行使我们找到一条既维护了民族独立，又避免对外扩张，完全依靠内部积累，自力更生实现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在走这条道路的时期，人民特别是农民吃了很多苦，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不快。但是，我们正是在这条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有效突破了低水平循环的“贫困陷阱”，最终把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初级工业国，并建立起比较强大的国防。正是凭借这条路上积累的雄厚势能，再加上改革开放政策的充分运用，最终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二三十年之间内，中国在几乎所有产业实现了从进口替代的山寨，到自主创新走向世界，靠的正是前30年奠定的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与之对照，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起步，却至今没有一样产业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这就是有没有一个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的天壤之别。计划经济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搭建起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国民动员体系以及人才的储备，虽然苦了两代人，但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曾经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过了两年，他进一步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这体现出对历史的理解与尊重。

三、计划经济走向改革的必然性

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大异议。但对这种转换的必要性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纭，因为在同一行为的背后往往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价值标准，而不同的动机和价值判断则导致意见的分歧。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历史的错误，而改革就是对这种错误的纠正。这种观点的逻辑实质就是通过全面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必要性，来说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经常选择性地搬用一些事实和数据，力图证明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依据所在。甚至有人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混为一谈，而把改革开放简单解释为纠“左”的进程。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之所以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状况下的幡然悔悟。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转变的结果。发展目标的变化相应地要求实现手段的改变，当中国经济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任务，发展到以增强综合国力、全面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主要任务的时候，以抑制消费强制实现高积累为发展方式的计划经济手段就不再适用了，而市场经济由于其注重民众需求、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生产的特点更适合新的发展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正是来源于此，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效率低”，更不是计划经济罪孽深重。

实际上，要客观评价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正确理解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的原因，就必须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一方面，经济体制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它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共同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因此，衡量一种经济体制好坏的标准，取决于这种体制是否最有利于实现历史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主要矛盾，单纯说一种体制好于另一种体制，会在逻辑上陷入一个自我证明、自说自话的怪圈，就如同用外语专业的专业标准去衡量从事中文专业的人一样荒唐可笑。这一点，在市场经济口号大行其道的今天常常却被人们忽略了。

另一方面，把计划经济与“左”的错误不能混为一谈。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当然不可避免有其内在缺陷，有所长也有所短，如抑制（不是“忽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一回事，“左”的错误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制度结构问题，后者则是思想认识问题。“左”的错误既不是实行计划经济所导致的，也不仅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之下。在新中国的前30年，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的表现，实际上就是破坏计划经济正常运行的。因此，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左”的错误，并进而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是毫无道理的。

当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和高积累机制的计划经济无疑是最适合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已为前30年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中国GDP年均增长是6％，综合国力从解放前的20多位，提升到大体上是十位左右。这说明，计划经济对中国的崛起是起到了奠基作用的。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那为什么要改呢？用一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为了“继往开来”。换句话说，在计划经济完成了其基本使命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其日积月累下来的弊端，中国经济体制有必要因时因势地向市场经济转换。

计划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最大缺陷是缺乏持续的动力机制。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较好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环境和条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最优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这些满足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无法持续。国有经济垄断资源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进而使本来并不丰富的资源变得更加紧缺，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资源的效应越来越小，效率呈现递减趋势。而人们的政治热情是难以长期保持的，因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心理支撑。至于完备的信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也难以有效获得。正是随经济发展而丧失了这些基础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才变得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成为中国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

从世界局势变迁看，从近代开始国际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世界经济思潮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历史上主要国家制度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从市场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回归，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定型达到顶峰；第二次转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的回归；目前世界正面临第三次制度的转型，因刚刚开始而难以看出结果，但政府与市场的综合迹象已有显现。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节点，也与世界经济主流思潮基本合拍。

毋庸置疑，任何经济体制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计划经济也不例外。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越来越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都出现严重束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现象。当中国人民从“文革”的激进躁动中平静下来，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时候，开展了一次全党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针对性地去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按照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红利随之迸发出来了。

从发展阶段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工业化初始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积累中采用计划体制压抑社会成员生活资料的手段也是正常的，其效果往往也是显著的，但无论如何，这仅是权宜之计，是不能长期使用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只有走向以提高整个社会消费基数和全体人民消费水平为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的发展轨道，才能进入真正的良性循环。对于中国来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既不是历史的返回，也不是历史的中断，而是因时因势进行的发展战略的改变。其中的逻辑在于：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

四、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调节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自建立以来，一直在进行艰辛的探索。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相继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观念，并最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论断，在党的十四大上做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决策。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

然而，20多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完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计划调节。在中共十四大之后讨论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曾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

还在中共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在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那次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他还特别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市场就是全面的万能的，也不等于计划经济就一无是处，相反，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和局限性。

这些认识都说明，中国虽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并没有放弃经济发展的计划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有益经验，完全应当也可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借鉴所继承。那种把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经验统统当成过时的东西，认为强调计划调节作用就是“复旧”，就是“要开历史倒车”的观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虽然主要运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但也不可能离开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蕴含着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运用计划调节应注意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在经验方面，一是在制定规划、计划上，仍然需要强调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注意综合平衡，反对盲目追求速度，使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协调，经济平稳发展。在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上，仍然需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收入过分悬殊；在对待资源短缺的问题上，仍然需要提倡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对待科技创新的问题上，仍然需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对待有禁不止、自行其是的行为上，仍然需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中央的政令畅通。所以，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需要汲取西方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但更应当认真总结和汲取自己在计划经济时期搞经济计划的经验。

二是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一定要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大业。1949年前，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被掠夺的底层，积贫积弱。其真正的症结在于“一盘散沙”，偌大的国家徒具架子，始终无法凝聚形成整体化的竞争力，中国的市场体制只能成为国际资本进行掠夺的工具。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施行一个工业现代化的总体计划。与之比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有多少弊端，至少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为推进工业化而进行总体的计划安排。尽管这种发展道路存在种种不足，诸如农业、轻工业受到限制，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长期失衡，片面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造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和城市功能的萎缩，等等。但是，从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以一个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计划为核心，形成一整套合理的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初期工业化的任务，建立了独立、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工业生产力布局严重失衡的态势，使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奠基性发展，并在计划的引导下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单位参与国际竞赛。这些都为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相对均衡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该看到，一个坚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所表现的国家主义意志，是中国走向复兴的根本保证，无论对计划经济如何进行改革，计划的这种意义是永远不能抹杀的。

在教训方面，主要是政治生态和体制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干扰。真要说明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我认为并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是囿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的考虑，政治权力不断干预，带来了经济运行的非稳定。

对现代政治理念与规则的回避，对法制建设的漠视，这应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最大缺陷。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反思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 (1) 1980年8月，他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2) 随后，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中，回答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事件重演时再一次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3)

由上可见，现代政治体制和法治环境的缺失，造成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干扰。这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建设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也是计划管理无法很好实行的主要因素。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讲了一段话，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4) 应该说，这段讲话至今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仍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就要汲取过去的教训，在完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努力加强现代政治体制的建设。控制、规范、限制、监督权力，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主题，也是保障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主要方法。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需国家计划辅佐。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到了二战后，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对此，就连倡导“自由企业制度”的萨缪尔森也在其教科书中指出：“自十九世纪后期，几乎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国家中，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稳步增加了。” (5)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市场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承担各自的责任，政府越来越扮演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因此国家计划的发布和实施在事实上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一个对未来的较为稳定的预期，帮助市场主体了解市场环境变化及其未来发展方向，从而可以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理性产生促进作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代经济活动方式发展的趋势，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国家计划的扶持。它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社会经济运动方式及其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调控能力的增强，使“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由客观的异己的力量，转变为要达到他们所预期结果的自觉手段，也是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开端。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是可以结合的，“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才把计划和市场看成不相容的对立物。” (6)

通过对经济流变和历史事实的考察，我们深切认识到：不仅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不能完全否定，否则会导致我们在道路选择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即便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也要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把计划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以此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不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不是相互否定，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才能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也许，这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意旨所在，也是习近平多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眼之处。

回顾改革历史，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社会意识形态悄然间已经从僵化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变到僵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化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上。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如今僵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左右改革的进程，照此下去并长此以往，也必然使得中国经济患上目前制约西方经济发展同样的病，重蹈希腊等国及日本失落20年的覆辙。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改革自身的实践检验评价机制，重塑“以人民为主体”的公平价值观，在反思中扼制改革乱象。只有把改革方法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才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避免打着改革“政治正确”的旗号“犯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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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

(5) 参阅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

(6) ［波］弗·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