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一 小引
此文为纪念一个被埋没的天才而作。
这个天才的名字叫朱总人。
朱总人是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代课教师。他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右派。
搜检留在脑海里的三十多年前的印象，觉得当时的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他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突出着一个葫芦般的大脑门；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脑门上没有横的皱纹，两腮上却有许多竖的皱纹；好像没有胡须，如果有，也是很稀少的几根；双耳位置比常人往上，不是贴着脑袋而是横着展开。人们说他是“两耳扇风，卖地祖宗”。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早就死了。他活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曾经对我们说过，当我们突然发现他不见了时，他就到一个能将肉身喂老虎的地方去了。那时他就对刚刚兴起、被视为进步的、代替了土葬的火葬不以为然，他说所有的殡葬方式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粗暴干涉，土葬落后，难道火葬就先进了吗？又要生炉子，又要装骨灰盒，还要建骨灰堂，甚至比土葬还烦琐。他说相比较而言，还是西藏的天葬才比较符合上帝的本意，但也太麻烦了点。难道老虎还需要将牛肉剁成肉馅？秃鹫其实也未必感谢天葬师的劳动。他说：如果我能够选择，一定要到原始森林里去死，让肉身尽快地加入大自然的循环。当与我同死的人还在地下腐烂发臭时，我已经化作了奔跑或是飞翔。后来，有一天人们突然想起来地问：朱老师呢？好久没见朱老师了。是啊，好久没见朱老师了。他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他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简单地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但那次没有尽兴。为了缅怀他，为了感谢他，也为了歌颂他，专著此文。
二 大引
从很早到现在，“右派”（以下恕不再加引号），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能人的同义词。我们认为，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右派，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让我们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离我们大羊栏村三里的胶河农场里，曾经集合过四百多名几乎个个身怀绝技的右派。这些右派里，有省报的总编辑李镇，有省立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刘快刀，有省京剧团的名旦蒋桂英，有省话剧团的演员宋朝，有省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徐清，有省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有省立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有省立农学院的畜牧系教授、育种系教授，有省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游泳运动员、短跑运动员、长跑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标枪运动员，有那个写了一部流氓小说的三角眼作家，有银行的高级会计师，还有各个大学的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大学生。总而言之吧，那时候小小的胶河农场真可谓人才荟萃，全省的本事人基本上都到这里来了。这些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如果不是被划成右派，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要想见到他们，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我们村的麻子大爷侯七说，解放前，蒋桂英隔着玻璃窗跟一个大资本家亲了一个嘴，就挣了十根金条，如果不隔着一层玻璃、如果跟她通腿睡一个被窝……我的天，你们自己想想吧，那需要多少根金条！就是这个蒋桂英，竟然跟我姐姐一起在鸡场养鸡。我姐姐是鸡场二组的小组长，蒋桂英接受我姐姐的领导，我姐姐让她去铲鸡粪她就去铲鸡粪，我姐姐让她去捡鸡蛋她就去捡鸡蛋。她服从命令听指挥，绝对不敢有半点调皮。有人同情她，就说“落埘的凤凰不如鸡”。后来发现，这娘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凤凰，她躲在鸡舍里偷喝生鸡蛋，被我姐姐当场抓住。她不但嘴馋，而且“腰馋”，“腰馋”就是好那种事，在农场劳改期间，她生了两个小孩，谁是小孩的爹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村在县城念过中学的大知识分子雷皮宝说，别看那个三角眼作家不起眼，其实也是个大风流鬼子。大家千万别拿着豆包不当干粮，那家伙，写了一本书，就挣了一万元！雷皮宝说，那家伙腐化堕落，自打出名后就过上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一天三顿吃饺子，如果不吃饺子，就一定吃包子，反正他绝不吃没馅的东西。包子饺子，都用大肥肉做馅，咬一口，滋，喷出一股荤油。这家伙不但写流氓小说，本人也是个大流氓，雷皮宝说有一次他坐在火车上，突然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蹲在铁道旁边，这家伙不顾一切地就跳了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你们看到了没有？雷皮宝说，这家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我们仔细一看，那家伙走起路来，果然一拐一拐的，可见雷皮宝没有撒谎。这些右派，看样子是欢天喜地的，不像别地方的右派，平反之后，就诉苦，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把右派生活，描写得暗无天日。也许别地方的右派六十年代时就哭天抹泪，反正那时候我们那地方的右派欢天喜地，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每到晚上他们就吹拉弹唱，尽管有人讽刺他们是叫花子唱歌穷欢乐。尽管蒋桂英嘴馋加“腰馋”，但人家那根嗓子的确是好，的确是亮，的确是甜，人家的确会“拿情”，人家的眼睛会说话，蒋桂英一曲唱罢，我们村那些老光棍小光棍，全部酥软瘫倒。尽管有的革命干部当众骂蒋桂英是大破鞋，但见了人家还是馋得流口水。也许是右派把痛苦藏在肚子里，不让我们这些庄户人看出来，对，就是这个理儿。右派集合到农场后，场里人起初还有意见，说是生活本来就困难，又送来一批酒囊饭袋，这还了得！但人家右派们很快就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了才华，让我们乡下人开了眼界。省报总编辑李镇，负责办黑板报。场部的齐秘书办期黑板报，那谱摆得，大了去了！他要先写出草稿来，反复修改，然后拿着些大尺子小尺子，搬着凳子，端着粉笔，戴着套袖，来到黑板下，放下家什，摆好阵势，然后，前走走，后倒倒，有时手搭着眼罩，如同悟空望远，有时念念有词，好似唐僧诵经。折腾够了，他就开始往黑板上打格子，打好了格子才开始写字，写一个字恨不得擦三次，我们围着看看都不行，好像他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怕羞，又保密。可人家李镇撅着个粪筐子到田野里转一圈，回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就写，根本不用打草稿。那粉笔字写的，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不但字写得板整，还会画呢。人家在那些字旁边，用彩色粉笔，画上些花花草草，那个俊，那个美，看得我们直咂嘴，怪不得划成右派呢。我爹说，你以为怎么的，没有点真本事能划右派？再说说赵猴子盖大仓的事。赵猴子就是那个总工程师，他长得很瘦，尖嘴缩腮，而且还有一个眨巴眼的毛病，姓赵，真名叫赵候之，我们就叫他赵猴子。叫他赵猴子他也不恼，他自己说，在省城里时人家也叫他赵猴子，可见大羊栏的老百姓不比省城里的人傻多少。农场年年都为储存粮食发愁，于是就让赵猴子设计个大粮仓。赵猴子只用了一个下午就画出了图纸，然后又让他领着人盖。不到一年大粮仓盖好了。这粮仓，“远看像座庙，近看像草帽，出来进不去，进去找不到。”找不到什么？出来找不到进口，进去找不到出口，整个一座迷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座。还得说说会计师的事，大家都叫他老富，老富那时候就有五十多岁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大概有一百多岁了。据说这人解放前是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解放后被吸收到银行工作，他本事太大，连共产党也不得不用。他能双手打算盘，双手点钞票，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就像三国里徐庶的老娘一样，我爹说。那时我们十几个村子都归胶河农场领导，每到年终，各村的会计都要到场部来报账。场里让老富来把总。一个人像流水一样念数，十几把算盘打得就像爆豆一样，人人都想在老富面前显身手。我叔是村里的会计，他从小在药店当学徒，磨练出一手好算盘，在十几个村里小有名气。我看过我叔打算盘，那真叫好看，你根本看不到他的手指是怎么拨弄的，你只能听到啪啦啪啦的脆响。提起打算盘，让我叔服气的人还真不多，但我叔看了人家老富打算盘之后，一下子就变得谦虚谨慎了。我叔说，人家老富打算盘时，半闭着眼，一会儿挖鼻孔，一会儿抠耳朵，半天拨动一个珠，等我们噼里啪啦打完时，人家早就把数报出了。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的得数都跟他的得数不一样，他就说，你们错了。当然是我们错了。再说说标枪运动员马虎的事。咱就说那次难忘的长跑。马虎一点都不马虎，他的标枪投得，只差一厘米就破了全国纪录。但我们认为，标枪比赛，光投得远还不行，还应该讲个准头。我想原始人投标枪时，首先就是讲准头，要不如何能得到猎物。如果讲准头，马虎是毫无疑问的全国冠军，弄不好连世界冠军也是他。那时候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肉类比较缺乏，国家干部大概还能吃点肉，老百姓只能吃点老鼠麻雀什么的解解馋。我们那地方地面宽阔，荒野连片，野兔子不少，甚至有一年，有一匹老狼从长白山不远千里跑到我们这里来玩耍，兔子太多，竟把老狼给活活地撑死了。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百姓不打野兔改善生活呢？没有枪，没有弓箭。场里领导也想吃肉，就让马虎带着几个搞体育的右派去抓兔子。马虎下放不忘本行，劳改还带着标枪。他把从省城带来的那杆标枪的尖儿用砂轮打磨了，尖锐无比，闪着白光。他举起标枪，朝着那些狂奔的兔子，连准也不瞄就投过去。标枪在高空中飞行，发出簌簌的声音，好像响尾蛇似的，飞到兔子头上，猛一低头就扎下去，几乎是百发百中，不是穿透兔子的头，就是砸断兔子的腰。一上午就穿了四十多只。当然，他有这样大的收获，也离不开那几个右派的帮助。那个短跑运动员张电和长跑运动员李铁，负责把兔子往马虎面前赶，他们两个起的作用，就像两条出色的猎狗，一条善于穷追不舍，一条长于短促出击。有一条因为拉稀体力不佳的兔子，跟张电赛跑，被张电一脚踢死了，你说他跑得有多快。那天，马虎张电他们，浑身挂满了兔子，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受到了全体右派、全场职工与干部的热烈欢迎。
我已经粗略地向大家介绍了这群身怀绝技的右派的情况，接下来就该说我们朱总人的故事了。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他没有那些显赫的头衔，既不是专家，更不是教授，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富农的儿子，解放前好像是跟着打学生成瘾的范二先生上过几天私塾，上私塾时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天分。我六叔跟他在私塾时同过学，说起朱总人，我六叔说：他小时候比我笨多了，背书背不出，被范二先生用戒尺将两只手打得像小蛤蟆一样，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但他特别调皮捣蛋，有许多鬼点子，他曾经将野兔子屎搓碎了掺到范二先生的烟荷包里，让范二先生抽烟之后打嗝不止。他还在范二先生的夜壶里放过青蛙，把倒夜壶的师娘吓了个半死。当然，他的这些恶作剧都受到了先生严厉的惩罚。他现在这样聪明，我六叔说，一定是在东北吃了那种聪明草做成的聪明药丸子。与那些省城的右派相比，朱总人的身材相貌更是铁丝捆豆腐不能提了。省城的右派，女的像唱戏的蒋桂英、学外文的陈百灵，那简直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村子里的那些老光棍编成诗歌传唱：“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白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男的里边，跳高运动员焦挺，话剧演员宋朝，都是腰板笔直、小脸雪白，让村子里那些娘们见了挪不动腿的好宝贝。三四十岁的老娘们想把他们抱在怀里，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想让他们把自己抱在怀里。省城右派里最丑的是那个三角眼作家，最丑的作家也比朱总人好看。作家脸不好看，但身体很壮，要不也不敢见了女人愣从火车上往下跳。朱总人是一个驼背，好像偷了人家一口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种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流时，在山里抬大木头，碰上个河南坏种，给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偷人家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跳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前一种说法而坚决否定后一种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头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英雄气概，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粗，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四根杠子，喊着号子抬起来，听着号子，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嗨哟——嗨哟——林间小道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嗨哟——嗨哟——嗨哟——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跳，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子样的花尾巴，从大树冠中滑翔到灌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根杠子的河南坏种小花虎突然将杠子扔了，他猝不及防，身体晃了几晃，腰杆子发出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挺拔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子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会就是学生们跑跑跳跳，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吸收进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跳高比赛》，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点了许多点，这就叫做可圈可点。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层次分明”啦，“重点突出”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道，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进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省报总编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出一支像火棍的黑杆钢笔，连勾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跳高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出去吧，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顶不住黏糊，就写了一百多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欢天喜地地把稿子寄出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子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体育教师来观摩。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高风同志原先是八一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因为腿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爱体育，懂体育，一进体育场就热血沸腾，一看见跳高架子就眼泪汪汪。他亲临我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用他的大巴掌拍着我的头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以资鼓励。激动得我尿了一裤子。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体育器材，修建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来干。出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感到高兴，感到光荣。那时候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么能点得清楚？马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子就拨拉清了，哪还用得着手！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黏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黏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开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坨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吹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
郭元扛起木头，歪歪扭扭地走了十几步，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一声：“有贼！”郭元扔下木头，撒腿就跑。后边的人紧紧追赶。郭元个子很高，双腿很长，从小就有善奔的美名，加上做贼心虚，奔跑的速度很快，简直就像一匹野马，如果是村里人，休想追得上他。但该他倒霉，后边追他的，是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右派张电、李铁。他们三个追逐着郭元在操场上转圈，如果是白天看，那根本就是赛跑，谁也不会认为是抓小偷。追了几圈后，李铁在郭元的脚后跟上踢了一脚，郭元惨叫了一声，一个狗抢屎就趴在了地上。李铁穿着一双钉鞋，这一脚几乎把郭元给废了。他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把郭元拖起来。小王老师划了根火柴，火光照亮了郭元的脸。“郭元，怎么会是你！”小王老师惊叫着。郭元满嘴是血，羞愧地喃喃着。他的两颗门牙没了，嘴巴成了一个血洞。小王老师慌忙划着火低头给郭元找牙，发现那两颗牙已经镶在了坚硬的地面上。郭元是小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技艺，好得就差结拜兄弟了。郭元低着头，呜呜噜噜地说：“没脸见人啦……没脸见人啦……”小王老师问：“你这家伙，扛根木头干什么？”郭元道：“想给俺娘做口棺材……”李铁与张电见此情况，就说：“你走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郭元一瘸一拐地走了。三个人把那根红松木抬回到木头垛上，累得气喘吁吁。黑暗中，张电说：“这伙计，太可惜了，如果让我训练他三个月，我敢保证他打破省万米纪录。”李铁对小王老师说：“早知道是你的朋友，我何必踢他那一脚？”小王老师说：“你们太客气了，这事谁也不怨，就怨他自己，我们放了他一马，已经对得起他了，否则，他很可能要去蹲监狱的。”
第二天，郭元就从我们村子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生产队长到他家去找他，问他母亲，问他弟弟，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一转眼过了十年，当我们把他忘记了时，当我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一个青年时，郭元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灰线毯子回来了。问他这十年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到大兴安岭去了。问他在大兴安岭干什么，他说抬木头，抬那些流着松油的红松木。他因为扛一根不该扛的红松木亡命大兴安岭，付出了抬十年红松木的沉重代价。我成了他的好朋友，每逢老天下雨不能出工时，就到他家去听他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关于大兴安岭的故事。我发现，他这十年，学到了许多待在我们村子里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可以说他是因祸得福。他的脖子后也鼓起了一个大包，自己说是让大木头压的。由此我更相信，朱总人老师的罗锅子的确不是搞破鞋跳墙跌的。
那次跳高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共有四人，一个是省里来的右派、专业跳高运动员汪高潮，一个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小王，一个是公社教育组的孙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朱总人朱老师。开始时横竿定在一米五十的高度上，汪高潮举手请求免跳，小王老师也请求免跳。孙强不请求免跳，他说他就是想参与进来凑个热闹，根本就没想拿什么名次。他是侦察兵出身，举手投足之间，显出在部队受过摸爬滚打训练的底子。他脱掉长衣服，只穿着短裤背心。背心已经很破，像鱼网似的，但那红色的“侦察兵”三个大字还鲜明可见。他在那儿抻胳膊压腿时，观众们就在旁边议论。说他能头撞石碑，肉掌开砖，还能听声打鸟，赤手夺枪。我们那儿对人的最高夸奖就是“不善”，譬如说庄则栋这人不善，就是说庄则栋好生了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人恶。孙强抻胳膊压腿时，我们就议论他的光荣历史，说孙强这人不善。孙强活动开了筋骨，就像马跑热了蹄子一样。他从横竿的侧面跑到横竿前，一个燕子剪水的动作，越过了横竿。我们手拍巴掌，嘴里发出欢呼声。然后是朱总人老师上场。他一上场大家就笑了。朱老师那样子实在好笑，并不是我们不尊重他。他也脱了长衣服，只穿着背心短裤。他那两条腿又黑又瘦，从小腿到大腿，通通地生长着黑毛。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猪尾巴棍子”，固然与他姓朱有关，更与他一身的黑毛有关。他穿着长大的衣服，还能遮点丑，脱掉长衣，原形就暴露无遗。他的背前倾约有四十五度角，后脖颈下那儿，生硬地突出了一大团，好像一个西瓜。为了看人，他不得不把脸使劲地扬起来，那副模样，让你既受他的感动，又替他感到难过。我们当时都暗暗地想，一个人变成这样的罗锅腰子还不如死了好。我们都笑他，他很不理解地瞪着我们，说：“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有人说老朱你就算了吧，别给咱们大羊栏丢人啦！他的那两只小三角眼在褪了色的白边近视眼镜后边不停地眨着，他说：“人与野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是唯一的有意识地通过运动延长生命的动物。”他的话我们听不明白，但省里来的右派汪高潮肯定听明白了。汪高潮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老朱，还不停地点头。朱老师也对着他点头，这两个人就这样成了知音。要不怎么都划成右派呢！右派见了右派，就像猩猩见了猩猩一样，肯定感到特别的亲切吧？咱不是右派，没法子体会人家见面时那种感情。朱老师笑完了，就学着侦察兵的样子抻胳膊压腿，做着跳跃前的准备。大家看到他这样子，总觉得有点滑稽，就像看到一个猴子跟着人学样似的。老朱边活动着身体，边往后退。人家侦察兵方才是从横竿的侧面飞越了横竿，但朱总人却退到了正对着横竿十几米的地方。有人说，老朱，到边上去呀！他瞪着眼问：“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到边上去？”人家侦察兵就是从边上助跑翻过了横竿，你站在正中是怎么个说法？他笑着说了一句：“正面突破！”便不再答理我们。然后他就对着担任裁判的余大九举手示意。余大九说你就别磨蹭了，有多少尿水赶快撒了吧，别耽搁了别人跳。朱老师说：“你们这些狗东西，个个都是狗眼看人低！”说罢，他就大声叫唤着：“呀呀呀……”他大声叫唤着向横竿冲过去。到了竿子前，一团黑影子晃了一下我们的眼，他就翻到横竿对面去了。他一头扎在沙坑里，跌出了一声蛙鸣。爬起来，眼镜也掉了，一脸沙土，嘴里呸呸地往外啐着沙子，然后就蹲下摸眼镜。我们有点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难道一个罗锅腰子真的翻越了一米五十厘米的高度？我们回忆起方才的情景：朱老师大声地喊叫着“呀呀呀……”朝着横竿冲过去，冲到横竿前面时，他好像停顿了一下，非常短暂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停顿，然后他就像一个皮球似地弹跳起来，翻越了一米五十的横竿。我们又仔细回忆了一下朱老师方才的动作，他“呀呀呀”地大声喊叫着向横竿冲过去，冲到横竿前面时他的的确确地停顿了一下，在这停顿的瞬间，他的身体转了半圈，他原本是背对着我们的——有他的背上的大罗锅为证——但他在跃起的瞬间却将他的脸对着了我们——有他脸上的褪了颜色的白眼镜为证——然后他就像个皮球似的弹起来，他的弯曲的身体升高升高进一步升高，升到最高处，然后他就背重腿轻地翻到沙坑里去了。他的罗锅在沙上砸出了一个大坑，然后他就不由自主地翻了一个身，这时他的脸才扎进沙里。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朱老师这一跳，在世界跳高运动史上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当时，最常见的姿势还是剪式，就像侦察兵那样跳。当时最先进的跳法是俯卧式，几年后倪志钦打破世界纪录用的就是俯卧式。省里来的右派汪高潮掌握了俯卧式跳法，但并不熟练。像朱老师这种跳法，绝对是世界第一。汪高潮也没有认识到这种跳法的科学性。当时，他也像我们一样有点发呆。这样一个残疾人用一种古怪的姿势跳过了一米五十的横竿，谁见了也得发呆。但汪高潮后来说他当时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种震撼，过了十几年后，当背越式跳法流行世界，将俯卧式跳法淘汰之后，当了教练的汪高潮才恍然大悟，并痛恨自己反应迟钝，一个扬名世界的机会出现在他眼前，可惜他让这机会一闪而过。汪高潮率先鼓起掌来，我们也跟着鼓。有人说，老朱，你行啊！他说：“才知道我行？告诉你们这些兔崽子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俗话说得好，‘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吞镰头刀子！’”接下来横竿升到一米六十，侦察兵连跳三次都没过，他说，不行了咱就这点水平了，不跳了。小王老师第一次没跳过去，第二次跳过去了，他用的也是剪式跳法。朱老师走到横竿下，举手摸摸头上的横竿，说：“高不可及，望竿兴叹！咱也不行了，咱是野路子，看人家汪同志的吧！”汪高潮往后退了几步，几乎没有助跑，就把一米六十过了。他用的是俯卧式跳法。朱老师使劲鼓掌，大声夸奖：“真漂亮，真是漂亮，专业的跟业余的就是不一样！”横竿升到一米七十，小王老师也被淘汰了，汪高潮助跑了几步，一下子又把一米七十的高度过了。冠军已经是汪高潮了，但他还不罢休，他让人把横竿升到了一米九十，跟操场边上的小杨树一般高了。天，他要在我们的沙坑里创造全省纪录了。我们都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他这次也认了真，退回去十几米，一个劲地活动腿和腰，然后他就像小旋风似的朝横竿刮过去。他还是用俯卧式，像一只大壁虎似的，他把横竿超越了。他的身体将横竿碰了，但我们的横竿是放在钉子上的，轻易碰不下来，跳高架子晃了几下，没倒，横竿也没掉下来，就算过了。一米九十，跟操场边上的小杨树一般高！大家欢呼，跳跃，真心里感到高兴。喊得最响，跳得最高的是朱老师，他这人一点都不忌妒。他上去就抓住了汪高潮的手，激动地说：“祝贺你，祝贺你！你创造了奇迹！”汪高潮有点不好意思，说，其实我碰了竿，不算数的。朱老师说：“算算算，当然算，我们这儿条件这样差，地面不平，器材也不合格，碰不下竿来就应该算数。”汪高潮说，您跳得也相当不错，您的姿势很有意思。朱老师说：“您太客气了，汪同志，我们是土压五，您是勃朗宁，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这么说吧，我们是老鸹打滚，您是凤凰展翅，能跟您同场比赛，是我们这些人的福气。”运动会结束后，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就写了那篇《记一次跳高比赛》，我在作文中，主要写了汪高潮，写汪高潮在农村的土沙坑里打破了省纪录，连朱老师一个字也没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他。
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农场右派、教职员工、贫下中农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运动场扩建了，运动场旁边的观礼台也修好了，各种运动器材也买了回来。跳高不用往沙坑里跳了，可以跌在蒙着绿篷布的弹簧垫子上了。乒乓球台也不再是露天的水泥台子而是安放在室内的木头台子了。台子是用大兴安岭的红松木制作的，上边涂着墨绿色的漆，中间还画了一条白漆线，周围还用白漆画上了白边，界限分明，绿漆和白漆都闪闪发光。网子是用尼龙线编织，墨绿的丝网，上边是一道白边，两边用螺丝固定在台子上。我们小王老师说，庄则栋和徐寅生等人打球也是用的这种牌子的球台，这就说明我们一下子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因为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所以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器材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的比赛用球是“红双喜”，当时卖两毛四分钱一个，在我们心目中贵得要命。小王老师说国际比赛用的也是“红双喜”，这又说明我们的运动会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朱老师打乒乓球的事不能不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球手，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有一个人能打过他。县里的冠军到我们学校打表演赛，当然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校长不让朱老师上场）。冠军牛皮烘烘，一会儿嫌我们学校的水咸，一会儿嫌我们学校的饭粗，最后还嫌我们学校的厕所有臭气。气得我们校长这样的大好人都嘟哝：“啥呀，难道县里的厕所就没有臭气了吗？”其实我们学校的厕所是个古典厕所，垒墙的砖头都是明朝的，厕所里那棵大杏树是民国时期种的，虽然算不上古树，但那颗杏核却是范二先生从曲阜孔林里那棵孔夫子亲手种植的老杏树下捡了一颗熟透了的大杏子里剥出来的。孔夫子手植树的嫡传后代，意义重大，又何况，所谓“杏坛”，也就是教育界的文雅别称，范二先生什么树都不栽，单栽一棵杏树；他什么地方都不栽，偏把杏树栽到当时的私塾茅坑、如今的学校厕所边上，其复杂的用心是多么良苦哇！你一个小小的县乒乓球冠军，比一根鸡巴毛还轻个玩意儿，有什么资格嫌我们的厕所臭？老师们都愤愤不平，撺掇朱老师跟冠军干一场，煞煞他的狂气，让他明白点做人的道理。朱老师说，校长说了，不让我参加比赛嘛！老师们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去找校长说。于是就有人去跟校长说，让朱老师跟冠军打一场，校长说，不太合适吧？大家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打着玩嘛，也不是正式比赛，再说，我们让朱老师教育教育他，也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他的进步，并不是纯粹为了出口气。校长说，我不管，我马上就回家，这事就当我不知道。校长走了。县里的冠军和他的几个随从蹬开自行车也要走。小王老师上前拦住他们，说：冠军同志，别急着走，我们这里还有个怪球手，想向您学习学习。冠军轻蔑地说：怪球手？不会是用脚握球拍吧？小王老师说：冠军同志，您可真爱开玩笑。用脚握球拍，那不成了“怪球脚”了？众人哈哈大笑。冠军也笑了。小王老师说：我们这个怪球手，保证用手跟您打。他原先是用右手打，划成右派就改用左手打了。冠军说：还有这种事呀！小王老师把朱老师拉过来，对冠军说：就是他，我们学校里挖厕所的校工，当然，敲钟分报纸也归他管。冠军看看朱老师，忍不住就笑了。朱老师说：冠军，敢不敢打？冠军说：好吧，我也用左手，陪着您玩玩吧。一行人就进了办公室。冠军把自己的拍子从精致的布套里掏出来，用小手绢擦了擦球拍的把子，说：开始吧，我们还急着回去，晚上还要跟河南省的选手比赛呢。朱老师从台子上拿起一个胶皮像猪耳朵一样乱扇乎的破拍子，说：开始吧。冠军说：也不是正式比赛，你先发球吧。朱老师说：那可不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可不敢欠您这个人情。冠军不耐烦地说：那就快点。说时迟，那时快，猜球的结果还是朱老师发球。冠军说：这不还是一样嘛！朱老师说：那可不一样！当然是朱老师说的对。朱老师紧靠着台子站着，他的上半截身体几乎与球台平行着，他的双手却隐藏在球台下。冠军果然就用他不习惯的左手拿着球拍，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朱老师也没多说什么，就把第一个球发了过去。他的球好像是从地狱里升起来的，带着一股子邪气。冠军的球拍刚一触球，那球就飞到房梁上去了。冠军吃了一惊。朱老师说：要不这个不算？冠军说：你太狂了吧？他抖擞精神，等待着朱老师的球。又一个阴风习习的球从地狱里升起来了，冠军闪身抽球，触网。冠军嘴里发出一声怪叫：哟嗨，邪了门啦！朱老师憨厚地笑着，说：接好！第三个球就像一道闪电，唰的一声就过去了。冠军的球拍根本就没碰到球。他的小脸顿时就红了，全县冠军，竟然连吃了一个罗锅腰子三个球，这还了得，传出去还不把人丢死？于是他的球拍仿佛无意中就换到了右手里。朱老师扮了一个鬼脸，小王老师一点面子也不给冠军留，大声说：冠军，怎么又换成右手了？冠军咬咬下唇，没有吭气。朱老师双手藏在球台下，眼睛死盯着冠军的脸，冠军紧张不安，脸上渗出汗水。这个球又是快球，冠军把球推挡过来，朱老师把球挑过去，擦边而落。冠军摇摇头，表示没办法。第五个球发过来，像大毒蛇的舌头神出鬼没，冠军又没接住。五比零，朱老师领先。接下来我就不想啰嗦了，朱老师靠神鬼莫测的发球和大量的擦边球，把冠军打得大败，三盘皆输。朱老师说：冠军同志，您不该这样让球。冠军气得嘴唇发白，风度尽失，将球拍扔在球台上，说：你这是什么鬼球！朱老师笑着说：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几年之后，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运动会，实际是变成了县里的春季运动会。高风同志热爱体育，喜欢热闹，每次运动会必来参加，不但他自己参加，他还给邻县的领导发邀请，让他们组团前来。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是高风同志的老上级，高风同志把他也拽来过一次。这一下我们的运动会规格更高了。当时，省体育界的人士认为，大羊栏小学五一运动会的金牌，含金量比全省运动会的金牌还要高。这样的奇迹大概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才可能发生，那时人们的思想其实蛮开放的，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也没人把成绩看得太重，大家把运动会看成了盛大的节日，人人参加，个个高兴，绝对没有现在的运动会这样多的猫儿尿，什么高价雇用国家队的退役运动员冒充农民运动员，把全国农民运动会搞成了假冒伪劣运动会，什么喝鳖血的，吃疯药的，那时人民比现在要纯洁一千多倍，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不健康的思想。那时大家参加运动会都是自带干粮，我们学校用大锅烧上两锅开水，倒在操场旁边的一口大缸里，缸上盖一个圆木盖子，防止刮进去太多的尘土。大缸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摞粗瓷大碗，跟赵一曼同志用过的那种一模一样。同志们大家谁都可以过去掀开缸盖子，舀一碗水，咕嘟咕嘟灌下去。一碗热水灌下去，浑身大汗冒出来，嘿，真过瘾！连秦穹同志也到大缸里舀水喝，现在的地委书记，给他一根金条他也不会跟我们这些草民在一口大缸里舀水喝。好啦，咱们马上从现在回到过去。过去其实也不太遥远，也就是三十来年前的事。
1968年5月1日，地区革委会主任秦穹同志在县革委会主任高风同志陪同下，坐着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一大早就来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操场边的观礼台上，正中放着一个大喇叭，两边摆满了花环，插着十几面旗，有红旗，有黄旗，有绿旗，有粉红色旗、杏黄色旗、草绿色旗。没有蓝旗，没有白旗，更没有黑旗。那时也多少要搞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地革委会主任，多大的官呀，能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大羊栏小学，你想想我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心里是多么样的激动和感动吧！所以我们一大早就麇集在操场边上，各人都举着一面自己糊的小纸旗，等着欢迎秦主任的专车。在等待的过程中，赵红花的妹妹赵绿叶因为低血糖晕倒在地，把脑门子磕起了一个大包，老师把她抬下去，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回来。老师让她回家休息，她难过得哭起来，老师说，别哭了，别哭了，待在这里吧。由此可见我们对秦主任的感情是很真的。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别说是一个地区级干部，就是美国总统来了，让我们去欢迎，我们也不一定愿意去。好了，秦主任的吉普车来了。
上午九点钟还不到，秦主任的吉普车就开进了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的操场是很平整的，为了让它平整，右派和贫下中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连我们这些顽童也出了不少力。我们都认识到这个操场的意义，所以大家义务劳动，热情高涨。我们把全县的炉渣子都拉来垫了操场，我们拉着石滚子在操场上转圈，真有点人欢马叫闹春耕的意思。我们还到胶河底下挖来那种透亮的白沙子，在操场上撒了一层，撒一层就用石滚子碾轧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越撒越轧越好看。我们的操场是长方形的，用白石灰水浇出了椭圆形的跑道，跑道中间，开辟成投铅球、甩铁饼、掷标枪、扔手榴弹的场地，跳高与跳远还在操场边上，原先跳高与跳远用同一个沙坑，现在跳高不用沙坑用蒙着绿篷布的弹簧垫子。篮球比赛在学校原先的球场上，地面当然也是费了大劲平整过的，上面也垫了炉渣撒了沙。篮球架子是新买的，是那种用铁管子焊起来的，篮圈上还挂着网。我们原来的篮球架子是我爹做的，很简单，就是在一根槐木上插上一个铁圈，上边原来有几块挡板，后来挡板被坏分子偷走了，就剩下两个铁圈，两根槐木，槐木上还生出一些细枝嫩叶，又酷又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架子上打球，我们都不会投擦板球，要么投不中，投中了就是漂亮的空心入圈。乒乓球比赛是最重要的比赛，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爱好乒乓球运动，那也是潮流。乒乓球比赛将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室里进行。老师和校长的办公桌都抬到露天里放着。墨水瓶东歪西倒，流了许多血；白纸刮得满天飞，像散发革命传单。
秦主任和高主任从吉普车里钻出来了，我们一齐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边喊我们还一边挥舞小纸旗。十几个长得五官端正的女生腰里扎着红绸子，脸上抹着红颜色，在我们前面边扭边唱。四个男生憋足了劲、鼓着腮帮子吹军号。他们刚练了不久，还吹不出个调，哞哞哞，哞哞哞，跟牛叫差不多。欢迎的场面尽管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我们感到已经隆重得死去活来了。在校长的引导下，秦主任在前，高主任在后，对我们挥手致着意，向观礼台走去。秦主任是个小胖子，通红的圆脸蛋，好像一个被太阳晒红的大苹果。我特别注意到他的手，手是小手，小红手，小胖手，手指头活像一根根小胡萝卜。怪不得我爹说大手捞草，小手抓宝，瞧人家秦主任那手，一看就知道那是抓印把子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气也没用，不服也不行。跟在他老人家后边的高主任，是一个大个子，因为他要将就秦主任的步伐，所以他不能迈开大步往前闯，这就显得他步伐凌乱，跌跌绊绊，好像个大黑瞎子。上了观礼台，磨蹭了一会儿，我们校长站在麦克风前，宣布运动会开幕，然后让秦主任讲话。秦主任把麦克风往自个眼前拖了拖，讲了起来：革命的——吱——大喇叭发出一声长长的尖啸，好像针尖和麦芒。这是怎么搞的！秦主任用手拍拍麦克风头，啪！啪！啪！麦克风头上包着一块红绸子，显得神秘而娇贵。麦克风挨了打，便老老实实地工作起来。秦主任讲话根本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好像大河决了口。秦主任讲完了，校长又让高主任讲，高主任简单地讲了几句就不讲了，然后是运动员代表讲话，那时还不兴运动员、裁判员宣誓什么的，所以运动员代表发了言比赛就开始了。我们学校那个普通话说得最好的钢板刻印员王东风负责广播，她拉着长腔，像我们在电影里听到过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那样娇滴滴、酸溜溜地说：男子成年组一万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运动员做好准备（以上重复三遍）裁判组鲤鱼汤（疑是教导主任李玉堂）同志请到观礼台前来有人找（重复三遍）。
三 正文
模仿着国民党中央电台女播音员的娇嗲腔调，钢板刻印员王东风又把男子成年组万米比赛即将开始的消息广播了三遍。广播刚完，担任发令员的总务主任钱满囤就大叫了一声，嗨！一声嗨吓了众人一跳。接着他吹了一声哨子，大声问：运动员齐了没有？站在起跑线上抻胳膊拉腿的运动员们都停止了活动，眼巴巴地望着钱满囤，等待着他的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你们大家都站好了，听我把比赛中要注意的事项再对你们宣布一下，他说，比赛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开跑道，如果确有特殊情况，譬如大小便什么的，那也要得到裁判员的批准，方能离开跑道……
钱满囤这个人，被我们大羊栏小学的学生恨之入骨。我们学校掀起的捡鸡屎运动就是他的倡议。他不知从什么报纸上看到，说鸡屎里富含着氮、磷、钾，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因此鸡屎不但是天下最好的肥料，而且还是天下最好的饲料。他说如果有足够多的鸡屎，完全可以从鸡屎里提炼出黄金，或是提炼出那种让法国的居里夫人闻名天下的镭，当然也可以提炼出制造原子弹的铀。他还说，国外流行一种价格昂贵的全营养面包，里边就添加了鸡屎里提炼出来的精华。经他这样一鼓吹，没有主心骨的傀儡校长就下了命令，在我们学校开展了捡鸡屎的运动。钱满囤说他已经跟县养猪场联系好了，我们有多少鸡屎，他们要多少鸡屎。老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猪场做了实验，说那些猪吃起鸡屎来就像小学生吃水饺似的。吃一斤鸡屎，长半斤猪肉，所以捡一斤鸡屎，就等于给国家生产了半斤猪肉。而且猪屎还可以喂鸡，鸡屎又回去喂猪，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叫鸡屎猪屎大循环。校长给各年级下了指标，年级给各班分了任务。班主任又把任务分解到各个学习小组，小组又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学生。当时我在三年级二班四组学习，分配到我名下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必须交给学校鸡屎三十斤。一天平均一斤鸡屎，按说这任务也不能算艰巨，但真要捡起来，才感到困难重重。如果是我们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捡鸡屎，别说每天捡一斤，就是每天捡五斤，也算不了什么难事，问题是我们全校的几百个学生一齐去捡，老师也跟着捡，全村就养了那么有数的几只鸡，哪里有那么多鸡屎？有人说了，为什么不到邻村去捡？我们大羊栏小学是中心学校，邻村的孩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何况学生抢鸡屎，谣言马上就制造出来，说是国家收购鸡屎出口，一斤鸡屎能换回来十斤大米，于是老百姓就跟我们抢鸡屎。朱老师设计了捡鸡屎的专用叉子和盛鸡屎的专用小桶，让我们自己回去仿造，自己仿造不了就让家长仿造。那些日子里，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里，时时都能见到一手拿叉一手提桶的小学生。家里的鸡屎、鸡窝里的鸡屎当然早就捡尽了。我们把那些不拉屎的鸡撵得跳墙上树，如果有只鸡开恩拉一泡屎，保准有一窝小学生往上冲。为了一泡鸡屎，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打破脑袋的事情也发生过好几起。刚开始我们还用朱老师设计、我们家长仿造的鸡屎叉子文质彬彬地捡，后来，干脆就用手去抓，也只有用上了手，你才有可能把一泡热鸡屎抢到。可恨的是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的鸡都拉一种又臭又黏的酱稀屎，好像是成心跟我们做对头。我为此恨恨地骂鸡，我娘说，你还好意思骂鸡，鸡为什么拉肚子？都是被你们这些小坏蛋给撵的！我们家那两只老母鸡原本是每天下一个蛋，自从我们学校开展捡鸡屎运动后，它们就只拉稀屎不下蛋了。村子里那些养着老母鸡的女人，恨不得剥了我们钱主任的皮。我们根本完成不了学校下达的鸡屎指标，完成不了就挨训。为了不挨训，我们就想办法弄虚作假，譬如往鸡屎里掺狗屎、掺猪屎啦，但每次都被钱满囤揭穿。钱满囤提着一杆公平秤，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前，脸如铁饼子，目如秤钩子，等待着我们，就像我们在阶级教育展览馆里看到的那些画出来的收租子的老地主。我们提着鸡屎桶，排着队过秤。排队时我们大多数双腿发抖。他接过我的鸡屎桶，先是狠狠地盯我一眼，问：掺假没有！？我说：没……没掺……他轻蔑地看俺一眼，说：没掺？！然后他就把鸡屎桶放到鼻子下边一嗅。还敢撒谎！张老师！他大声喊叫着我的班主任，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就站在旁边，慌忙点头。他这桶里，三分之二的都是狗屎！然后他就把我的鸡屎桶扔到我的班主任老师眼前。我的班主任老师毫不客气地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队列里拖出来，让我到校长办公室窗前罚站，一罚就是一上午。钱主任指着我大发脾气：你们看看他这样子！从小就弄虚作假，欺骗老师，品质恶劣，长大还不知道会坏成个什么样子！我羞愧地低垂着发育不良的脑袋，下巴紧抵住胸脯，眼泪滴到脚背子上。哭也没用！接下来，他又抓出了几十个在鸡屎里掺假的，让他们与我一起罚站，这样我的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孬好还掺了狗屎，方学军干脆在鸡屎里掺上了黑石头子儿。方学军家是老贫农兼烈军属，钱满囤不敢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只让他到窗前罚站。方学军根红苗正，大伯抗美援朝时壮烈牺牲，爹是村里的贫农主任，哥是海军陆战队，罚他的站？罚我的站？！他把那个鸡屎桶猛地砸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子上，破口大骂，钱满囤我操你老祖宗！我要到中央告你个狗日的！钱满囤当时就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等他回过神来，我们早就扔掉鸡屎桶，跟着方学军跑了。我们说，天天捡鸡屎，这学，孙子才上呢！由于方学军的革命行动，钱满囤的鸡屎运动可耻地结束了。就是这样，校长办公室外，也积攒了一大堆鸡屎。天很快就热了，鸡屎堆在那里发了酵，发出了一种比牛屎臭得多的气味，招引来成群结队的苍蝇。校长催老钱跟县养猪场联系，赶快把鸡屎卖了，原说是两毛钱一斤，可以卖不少钱呢。但人家养猪场说，根本就没听说过用鸡屎喂猪这回事。于是老钱就成了众矢之的。后来，我们村把鸡屎拉到地里当了肥料。事后老钱不服气，说，就算鸡屎不能喂猪，完全可以用来养蚯蚓，然后再把蚯蚓制造成中药或是高蛋白食品，拉到田里当肥料，实在是可惜了。
老钱穿着一件磨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胸兜里插着三支钢笔，脖子上挂着一个铁哨子，手里举着一把亮晶晶的双响发令枪，眼睛紧盯着手腕上的瑞士产梅花牌日历手表。那时候这样一块手表可是不得了，把我们村的牛全卖了也不值这块表钱。这块表是右派乒乓球运动员汤国华的，他是归国华侨，他叔叔是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大王，梅花手表就是他叔叔送给他的。他能把自己的梅花表无偿地借给运动会使用，说明这个人有相当高的思想觉悟，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老钱夸张地举起胳膊，因为手表的分量和价值，他的胳膊显得僵硬。他的眼睛紧盯着飞快转动的红头秒针，脸上的表情严肃得让人不敢喘气。距离预定的比赛时间还缺两分钟时，他用洪亮的嗓门高声喊道：各就各位——预备——啪啪！两声枪响，枪口冒出一缕淡淡的青烟，三个掐秒表的计时员在枪口冒出青烟那一霎，按下了秒表的机关，比赛开始。
在老钱的发令枪发出两声脆响之前，站在用白灰浇出的起跑线上的八个运动员都弯下了腰。因为是万米长跑，不在乎起跑这一点点的快慢，所以运动员们没有把屁股高高地撅起，也没有双手按地，做出一副箭在弦上的姿态。要说腰弯的幅度，还是我们的朱老师最大，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的腰不得不弯，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地介绍了他的腰，这里就不再赘述。老钱的发令枪啪啪两响的同时，运动员们就一窝蜂似的跑了起来。起初几步，他们的步伐都迈得很大，显得有点莽撞冒失。跑了几十米，他们的步伐就明显地小了。他们像一群怕冷的、胆怯的小动物，仿佛是有意地、其实是无意地往跑道的中间拥挤，好像要挤在一起寻求安全。他们跑得小心翼翼，试试探探，动作既不流畅也不协调。他们的膝关节仿佛生了锈，看样子脑袋也有点发晕。跑在最前面的是帮助标枪手轰过兔子的右派长跑运动员李铁。他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背心，一条深蓝色的短裤，脚上蹬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他的背心后边钉着一块白布，白布上的号码是235，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个号码是根据什么排出来的。紧追着他的运动员是县一中的体育教师陈遥，一个满脸骆驼表情的青年，据说是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毕业生，应该说也是个体育运动的行家里手。陈遥后面是我们学校的小王老师，小王老师后面是一个铁塔似的黑大汉，听人说他是地区武装部的干部，姓名不详，号码是321。321号后面，是一个必须重点介绍的运动员。他是我们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年龄看上去有四十岁了，也许比四十岁还要多。他是我们公社的名人，叫张家驹。都说他解放前在北京城拉过黄包车，跟骆驼祥子是把兄弟，自然也认识虎妞。他也能倒立行走，也是一个长方形的蚂蚱头，脖子跟头差不多粗，额头上有一块明疤，小时候让毛驴咬的。虽然他现在是空着手跑，但他的姿势让人感到他的身后还是拖着一辆黄包车。其他的人我就不想一一介绍了。跑在最后边的是我们朱老师，他是故事的主角，自然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身体情况就不说了，他的号码是888，那时还没把8当成发财的数字，888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他距离前面的运动员有三四米的光景，跑一步一探头，很像一只大鹅。看他跑步的样子让我们心里不舒服，感到他有点可怜，好像他不是自愿参赛，而是被人逼上梁山。当然其实并不是这样。运动会组委会不愿意让他上场，校长婉言劝他，说他年纪大了，做点后勤工作，当当计时员什么的也就可以了，但他非要参加不可。校长其实是怕他影响了学校的形象，说大羊栏小学派了个驼子上场，他为此很不高兴，把事情闹到了高风主任那儿，高主任说全民运动嘛，只要成绩够了就可以上，什么驼子不驼子，一条腿的人单腿蹦破世界纪录，不是更能说明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嘛！于是他就上了。他探头探脑地跑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为他大喊加油，他说：孩子们，还不到加油的时候。他微笑着从我们面前跑过去了，888号白布在他高高驼起的背上像一面小旗招展着，很有意思，特别显眼，与众不同。
跳高比赛在操场边上进行，焦挺已经跳过了一米八十，这次比赛，冠军还是非他莫属。操场中间正在进行标枪比赛，一杆杆标枪摇着尾巴在天上飞行，我们有点担心，生怕标枪手把跑道上的运动员当成野兔给扎了。据说，在意大利米兰，曾经有一个计时员横穿场地，恰好标枪运动员正在比赛。忽地响起了一种悠长、奇特的啸声，一根标枪从阳光方向斜刺下来，以干净利落的动作击中计时员的背脊，他猛地向前一踉跄，扑倒在地上，这当儿，插在他背上的标枪还在簌簌发抖。
现场的观众，除了学生和农场的几乎所有右派，其余的大多是我们村的百姓，我爹、我叔、我哥，都在其中。周围的村子里也有来看热闹的人，但很少。我们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五一期间，桃花盛开，小麦灌浆，春风拂煦，夜里刚下了一场小雨，空气新鲜，地面无尘，正是比赛的好时节。几个计时员议论着，今天如果出不了好成绩，就不能怨老天不帮忙了。人们望着运动员们的背影议论，猜想着万米金牌的得主。有人把宝押在李铁身上，有人把宝押在张家驹身上，只有我们一帮对朱老师感情很深的小学生希望朱老师能荣获金牌。村里的不良青年桑林瞪着大眼说：你们做梦去吧，猪尾巴棍子的小跟屁虫们。我们齐声骂着桑林：桑林桑林，满头大粪！
桑林自吹，说曾经跟着一个拳师学过四通拳和扫堂腿，动不动就跟人叫阵，横行霸道，是村里的一大祸害，连村里的干部都让他三分。我们学校露天厕所边上有一棵老杏树，树冠巨大，树干粗壮，是私塾先生范二亲手种的。虽然它生长在最臭的地方，但结出的果实却格外香甜。春天里杏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时，桑林就去摘了吃。体育老师小王去拉他，被他一拳捅在肚子上，往后连退三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吐出了一口绿水。桑林挥舞着拳头说：老子，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哪个不服，出来试试。我们朱老师上前，双手抱拳，作了一个揖，说：大爷，我们怕您，我们敬您，但您也得多多少少讲点理，好汉不讲理，也就不算好汉了。桑林说：罗锅腰子，猪尾巴棍子，你说说看，什么叫做理？朱老师说：这杏子，才这么一丁点儿大，摘下来也不能吃，白糟蹋了不是？桑林说：老子就爱吃酸杏！朱老师说：你也不是孕妇，怎么会爱吃酸杏？老子就是爱吃酸杏，你敢怎么样？朱老师说：您是大拳师，武林高手，谁敢把您怎么样呢？桑林得意洋洋，说：知道就行。朱老师看着桑林，脸上是胆怯的、可怜巴巴的表情。但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我们朱老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头颅做炮弹，向着桑林的肚子撞去。桑林猝不及防，身体平飞起来，跌落在我们三百名学生使用的露天厕所里。后来，桑林不服气，跑到学校大门口骂阵：罗锅腰子你他妈的出来，偷袭不算好汉！今天老子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我们朱老师出来，说：桑林，咱别在这里打，在这里打影响学生上课，也别这会儿打，我正在上课，这样吧，今天晚上，咱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摆开阵势打一场，好不好？桑林说：好好好，好极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去，就是个乌龟！当天晚上，一轮明月高挂，打谷场上，明晃晃的一片，我抬手看看，掌纹清清楚楚，这样的亮度完全可以在月下看书写字，绘画绣花。村里没有多少文化生活，听说朱老师要跟小霸王桑林比武，差不多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我们坚决地站在朱老师一边，希望他能赢，希望他能把小霸王桑林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大多数村里人也站在朱老师一边，希望他能打死小霸王，打不死也把他打残，替村里除了这一害。但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桑林身后也有三个跟屁虫，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的二哥竟然站在桑林一边，是桑林的忠实走狗。朱老师很早就到了，桑林却迟迟不到。我们心里替朱老师感到害怕，他却像没事人似的与几个年纪大的老农聊着月亮上的事。他说月亮上没有水也没有空气，当然更不可能有嫦娥吴刚什么的。老农说，这也是瞎猜想，谁也没上去看看。朱老师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上去的。老农就哈哈大笑，说朱老师您是说疯话，是不是被桑林给吓糊涂了！朱老师说也许是桑林吓糊涂了，至今还不露面，他要再不露面我可要回去了。人们怎么舍得让他回去？好久没有个耍景了，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次。我知道那几个家伙是去胶河农场的西瓜地里偷瓜了，傍晚时他们几个就在河边的槐树林子里嘀咕，说是要先给小肚上上料，保养一下机器，然后才有劲跟老朱大战。他们有一些黑话，管吃东西叫“上料”或是“保养机器”。他们把西红柿叫做“牛尿子”，管西瓜叫做“东爪”。有人说，赶快，去找找桑林，说朱老师已经等急了，他要再不来，就算他输了。这时有人大声喊叫：来了！桑林果然来了。他走在前头，后边跟着我二哥、聂鱼头、痨病四。他们四个是村里有名的四害，杀人放火不敢，偷鸡摸狗经常。有一年冬天，我们家的两只白色大鹅突然没了，我和姐姐满村找也没找到。我们去找鹅时，我二哥就躲在墙角冷笑。我对爹说：爹，家贼难防，我认为咱家的大白鹅是被四害保养了他们的机器。我父亲把我二哥用小麻绳捆起来，拿着一根烧红的炉钩子，进行逼供信。我二哥吃打不住，终于交代，说我们家的大白鹅的确是被他们四人保养了机器。我爹说，你这坏蛋，怎么连自己家的鹅也不放过呢？我二哥说，这才叫大公无私。他们来了，每人手里捧着半个“东爪”，边走边啃着。到了打谷场中央，桑林赶紧啃了几口“东爪”，然后将“东爪”皮使劲扔到远处去。我二哥他们也学着桑林的样子，赶紧啃了几口“东爪”，也把皮使劲扔到远处去。桑林脱下小褂，往身后一扔，我二哥这个狗腿子就把他的小褂子接住。桑林把腰带往里煞了煞，把肚子勒得格外突出，像个带孩子的老婆。咯——桑林打着饱嗝说，老公猪，大爷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朱老师说，桑林，今晚上的事，你跟你娘说过没有？桑林瞪着牛蛋子眼问：说什么？朱老师说：你是独子，你爹死得早，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谁养你娘的老？桑林说：老坏蛋，你准备棺材了吗？其余三害也跟着说：老坏蛋，你准备棺材了吗？朱老师问：咱是武打呢还是文打？桑林说：随你！三害跟着说：随你！朱老师说：那就文打吧！桑林说：文打就文打！三害说：文打就文打！朱老师走到场边几根拴马桩前，说：看好了，爷们！然后他就对准了拴马桩，一头撞过去。拴马桩立断。朱老师指指另一根拴马桩说：爷们，看你的了。桑林近前看看那根老槐木拴马桩，犹豫了一会儿，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口里大声叫：师傅，您收了我吧！朱老师说：起来，起来，你这是干什么？桑林说：我服了！服了还不行吗？朱老师说：小子，你知道庙里那口大钟是怎么破的？那就是我用头撞破的，如果你的头比钟还硬，就继续地横行霸道，如果你的头不如那口大钟硬，你就老老实实。桑林跪在地上，磕头不止，连说：师傅饶命，师傅饶命。三害也跟着跪下，连声求饶。从此朱老师就有了一个很响亮的诨名：铁头老朱。
观礼台上的大喇叭放起了节奏分明的进行曲，他们的步伐显得轻松自如了许多。对嘛，早就应该放点音乐，站在我们身边的那群右派不满地议论着。穿着杏黄春装的蒋桂英和蒙着一块粉红纱巾的陈百灵对着李铁欢呼着：李子，加油；铁子，加油！李铁对着这两个大美人举起右手，轻松地抓了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黄包车夫没有自己的啦啦队，他也不需要什么啦啦队，一个臭拉车的，难道还需要别人的欢呼吗？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他还是像跑第一圈那样，黯淡无光的眼睛平视着正前方，两条胳膊向两边乍开着，两只大手拢着，仿佛攥着车把。他的脑海里浮现着的肯定全是当年在北京城里拉洋车时的往事，与骆驼祥子一起出车，与虎妞一起斗嘴，吃两个夹肉烧饼，喝一碗热豆腐脑，泡泡澡堂子，逛逛半掩门子……他的耳边也许响着黄铜喇叭的笛笛声，哨子吱吱地叫，也许是巡警在抓人，其实是旁边的篮球场上一个运动员犯了规。
朱老师跑过来了，还是最后一名，还是像我家的大白鹅那样，脑袋一探一探地往前冲，步伐很大，弹性很强，好像他的全身的关节上都安装了弹簧。他的脸上挂着一层稀薄的汗水，呼吸十分平稳。我们为他加油，他对我们微笑。看样子他对自己的殿后地位心满意足。他行他素，自个儿掌握节奏，前面的人跑成兔子还是狐狸，仿佛都与他无关。
啪！一声鞭响，村里的马车拉着粪土从操场旁边的土路上经过，热闹引人，赶车的王干巴将车停住，抱着鞭子挤进来，站在蒋桂英和陈百灵中间。他往左歪头看看蒋桂英，蒋桂英撇撇嘴，不理他；他往右歪头看看陈百灵，陈百灵翻翻白眼，也不理他。他龇着一口结实的黄牙无耻地笑起来：嘿嘿，嘿嘿。这是他的一贯笑法，他的外号就叫嘿嘿，嘿嘿的使用率比王干巴高得多。嘿嘿嗤哼着鼻子闻味，就像一匹发情的公马。他闻到了什么气味？清新的五月的空气里，洋溢着蒋桂英和陈百灵的令人愉快的气味。那是一种香胰子混合着新鲜黄花鱼的气味，是有文化的女人的气味，真是好闻极了。那两匹拉车的马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相互啃着屁股解痒，嘿嘿站在两个超级美人中间左顾右盼，厚颜无耻，没脸没皮，人家根本不理他，他却从腰里摸出了一个修长的地瓜，喀嚓，掰成两半，粉红的瓤面上渗出一滴滴白汁。嘿嘿，蒋同志，请吃地瓜，过冬的地瓜，走了面，比梨还要甜。谢谢，我不吃凉东西。嘿嘿，陈同志，请吃地瓜，过冬的地瓜，比梨还要脆，吃了败火。紧接着压低嗓门说，这是生产队里留的地瓜种，“5245”，新品种，就是农业大学地瓜系的老右派马子公研究出来的，我偷了一个，这要让保管员看到，非游我的街不可。陈摇摇头，表示不要，连话也懒得跟他讲。我要是嘿嘿，肯定满脸通红，讪讪地退到一边去，可人家嘿嘿，不羞不恼，没心没肺，说，你们不吃俺吃，这样好的东西，你们还不吃，怪不得把你们打成右派，你们跟我们贫下中农，假装打成一片，其实隔着一条万里长城！真是你们妈的大黄狗坐花轿不识抬举。蒋桂英我问你，听说你跟一千多个男人困过觉？听说你跟资本家隔着玻璃亲嘴挣了十条金子？有没有这回事？我问你有没有这回事？蒋桂英把个小白脸子涨得粉红，跟“5245”地瓜瓤一个颜色。她的嘴咧着，好像要哭，但又没哭。你们这些臭戏子，都是万人妻！把左手的半个地瓜，送到嘴边，咬人似的啃了一口，嘴巴艰难地咀嚼着，两边的腮帮子轮流鼓起。你个流氓！蒋桂英说，流氓……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还有你，陈百灵，世界四大浪，猫浪叫，人浪笑，驴浪吧哒嘴，狗浪跑断腿！我看你就是四大浪之一，你是条浪狗，你跟丁四的事人人都知道（丁四是养羊组的小组长，农学院畜牧系的右派研究生，他养了一只奶羊，产的奶喝不完，陈百灵经常去喝羊奶）。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双手捂着脸蹲在地上，从她的手指缝隙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好像栖息在芦苇丛中的水鹌鹑四月发情时发出的那种低沉、悲伤的鸣叫。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渗出来时，我们才知道她在哭，而且哭得很悲痛。嘿嘿把右手里的那半地瓜举到嘴边，喀喳咬了一口，两边的腮帮子轮流鼓起，嘴里响起粉碎地瓜的声音。有一只黑色的拳头，飞快地捅到了他的腰上。他满嘴的地瓜渣子喷唇而出，啊哟娘来！他回过头，脸古怪地扭着，眉毛上方那颗长着一撮黑毛的小肉瘤子抖动不止，这一记黑拳打得他不轻，他想骂人，但气被打岔了，暂时骂不出来。终于他骂出来了：妈的个B，是谁？是谁敢打他的爹？！在他的面前，依次展现开一片形形色色的人脸，有的冷漠，像沾着一层黄土的冰块；有的愤怒，像刚从炉膛里提出来的铁块。冷眼射出冰刺，怒眼喷出毒火。妈的个B，你们，是谁打了老子一拳？一股油滑的笑声从一个嘴里流出来，紧跟着笑声又出了一拳，正捅在嘿嘿的肚皮上，嘭的一声巨响。俺的个亲娘哟！嘿嘿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双肩高耸着，头往前探出，呕出了一堆地瓜。是老子打了你，怎么样？桑林用脚蹬住嘿嘿的肩头，一发力，嘿嘿一腚坐下，双手按地，不讨人喜欢的脸仰起来。他看清了打他的人。怎么是你？嘿嘿惊讶极了。怎么是他？我们惊讶极了。可见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好事。
他们拐过弯道，对着我们跑来了。这是第几圈？我忘了。他们的队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头前还是李铁，距离李铁十几米处，团聚着五个人，时而你在前一点，时而他在前一点，但好像中间有股力量，变成六根看不见的橡皮筋，牵扯着他们，谁也休想挣脱。又往后十几米，昔日的黄包车夫迈着有条不紊的大步，拖拉着无形的车，保持着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一等车夫的光荣和尊严。再往后十几米，是我家大鹅式运动员右派代课朱老师。他这个右派是怎么划成的？说起来很好玩。
十几年前他就在我们学校代课，学校要找一个右派，找不到，愁得校长要命。这时上级派来一个反右大王，带着四个女干将，下来检查划右派的工作。校长说我们这里又穷又落后，实在找不到右派，是不是就算了？大王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校长说不知道，大王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校长说，既是毛主席说的，自然是真理，那就找吧。大王让校长把全校的师生集合到操场上，让每个人出来走几步，谁也不知大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等全校的师生走完了，大王走到前面讲话，四个女将分列两旁，好像他的母翅膀。他说，右派，有两个。他指指朱老师，说，他！右边的两个女将就走上前去，把朱老师拖了出来。朱老师大声喊叫：我不是右派，我不是！朱老师在两个铁女人的中间蹿跳着，好像一只刚被擒获的长臂猿。大王说，你别叫，更别跳，狐狸尾巴藏不住，马上就让你现出原形。他又指着学生队伍里的我大姐说，她！他左边那两员女将虎虎地走过去，把我姐姐拖了出来。我大姐脾气粗暴，生了气吃玻璃吞石子六亲不认，连我爹都不敢戗她的毛梢，大王不知死活，竟让女将下来拖她，这就必然地有了好戏，等着瞧吧！
大王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他让朱老师和我大姐并排站好，然后下达口令：立正——！大王声音洪亮，口令干脆。向前看！齐步走！我大姐与朱老师听令往前走。我大姐昂首挺胸，朱老师也很尊严。他们俩刚走了几步，还没走出感觉，大王就高叫一声：立定！大王问大家：你们看清楚了没有？大家一齐喊叫：看清楚了！大王问：你们看清楚了什么？众人面面相觑，全部变成了哑巴。大王冷笑道：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大家想想看，刚才他们走步时，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众人大眼瞪小眼，一个个张口结舌。大王说：他们两个，是我们这一大群人里，（大王伸出左手画了一个圈）唯一的两个（伸出两根左手手指）走路先迈右脚的人。你们说，他们不是右派，谁是右派？！朱老师听了大王的宣判，哇哇地哭起来。我大姐把小棉袄脱下往后一扔，大踏步跑到墙根，捡起两块半头砖，一手拿一块，像只小老虎，不分公母，狂叫着：呀——啊！就朝着大王扑了过去。
大王站起来，抖抖肩上披着的黄呢子大衣，强作镇静地说：你，你，小毛丫头，你想造反吗？大姐可不是那种随便就让人唬住的人，她悠了一下右臂，将一块砖头对着大王投过去。她绝对想砸破大王的头，但因为力气太小，砖头落在大王的面前，吓得大王蹦了一个蹦，像一个机灵的小青年。你这个小右派，还敢动真格的？！造你活妈，我大姐破口大骂，把你妈造到炕洞里去，然后让她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大姐从小就喜欢骂人、说脏话，她骂人的那些话精彩纷呈，我不好意思如实地写，生怕弄脏了你们的眼睛。另外她发明的那些骂人话里有许多字眼连《辞海》里都查不到，所以我想如实地记录也不可能。我大姐这个没有教养的女孩，举起第二块砖头，对着大王的头投过去，大王轻轻一闪就躲过了，像一个机灵的青年。我大姐两投不中，恼羞成怒，站在大王面前，跳着脚骂，那些黄色的词儿像密集的子弹，打得大王体无完肤。众人刚开始还挺着，伪装严肃，但终于绷不住了。一人开笑，大家就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我大姐有点缺心眼，人来疯兼着人前疯，众人越笑她越来劲，就像一个被人喝彩的演员。大王革命几十年，大概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他习惯性地把手往腰里摸去，有人害怕地喊：不好了，大王摸枪了！有人不害怕地说：摸个鸟！他是文职干部，没有枪。大家便又哈哈大笑起来。大王终于愤怒了。他指挥不动别人，便指挥他的母翅膀：把她给我捆起来。这也是他的习惯性话语，张口闭口就要把人给捆起来。他身边没有绳子，他的母翅膀身上也没带绳子。四个女人一拥而上，她们都被我大姐气得鼓鼓的，可算等到出气的机会了。跟着大王划了那么多右派，还没遇到这样的刺儿头。在那个年代里，谁不怕她们？一听说被划成了右派，有哭的，有下跪的，有眼睛发直变成木头的，没有一个敢像这个小丫头，破口大骂还拿着砖头行凶，如果不治服了她，这反右斗争就别搞了。她们一拥而上，把我大姐按倒在地。尽管我大姐咬掉了不知是哪个女人的一节手指，但最终还是给按在了地上。她们用穿着小皮靴的脚踹着我大姐的屁股，我大姐骂不绝口，越骂人家越踹，终于给踹尿了裤子。我爹和我娘匆匆跑来，不知他们怎么得到了消息。我娘哭，我爹却笑。我爹笑着说：打打打，往死里打！这孩子我们早就不想要了。我娘哭着说：你不想要，我还想要呢……
跑到头前的李铁看到站着流泪的蒋桂英与蹲着哭泣的陈百灵，脸上表现出疑惑的表情，但他没有停止奔跑。他的脸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其他的人基本上是麻木不仁。最麻木不仁的是张家驹，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步速不变姿势也不变，活活就是一架机器。朱老师却偏离了跑道，大声说，嘿嘿，欺负女人瞎只眼！人群中有人感慨地说：老朱这人，睁着眼死在炕上，一肚子心事，像他这样子，还指望拿头名？又有人说：朱老师是热心人，阶级斗争天天唱，世界需要热心肠！桑林得到了可能是有生以来的最大尊敬，满脸是洋洋得意的神情。村里人说，嘿嘿，连桑林都看不过去了，你想想自己缺不缺德吧！嘿嘿挨了两拳，又受到了大家的批判，尴尬，委屈，虾着腰，提着鞭杆，说：桑林，你小子有种等着吧，我不报此仇就是大闺女养的私孩子。桑林说：你原本就是个私孩子。嘿嘿挤出人群，对着那两匹马使威风去了。
这时，篮球场上，右派队的教练员叫了暂停，县教工联队的也跟着暂停。两个队的队员都围拢在自家的教练周围，听面授机宜。我们离着比较远，只能看到教练员挥舞的双臂，但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嘿嘿劈开腿站在车辕上，拿着牲口撒气，一鞭紧追着一鞭，抽着那两匹倒霉的马，鞭声清脆，就像放枪似的。正好大队长从这里路过，看到嘿嘿打马，便上前问：嘿嘿，你打它们干什么？嘿嘿打红了眼，抬手就给了大队长一鞭，啪！大队长脖子上顿时就鼓起了一道血红。大队长崔团，复员军人，自己说参加过广西十万大山的剿匪，智擒了女匪首，但随即就中了女匪首的美人计，又把她给放了。这就犯了大错误，差点让连长给毙了，只是因为他战功太多，才留了一条小命。这都是他自己咧咧的，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如果不是那个女匪首，我早就提拔大了，还用得着跟你们这些个乡孙在一起生气？这是崔团经常说的话。他的历史也许是自己虚构的，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这人脾气暴躁，雷管似的。我亲眼看到他提着一杆鸟枪追赶老婆，原因是老婆在他吃饭时放了一个屁。他老婆跑不动了，就往一棵大杨树上爬。他追到树下，举起鸟枪，瞄准老婆的屁股，呼嗵就是一枪。嘿嘿不知死活的个鬼，竟敢打了崔团一鞭，真是老鼠舔弄猫腚眼，大了胆了。路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所有的体育比赛都丧失了吸引力，人们一窝蜂拥过去，想看一场大热闹。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平日里性如烈火的崔团，竟然像一个逆来顺受的四类分子似的，摸着脖子上的鞭痕，嘴里低声嘟哝着，灰溜溜地走了，连句倒了架子不沾肉的硬话都没说。这让我们大失了所望，目送了崔团一段，看了站在车辕上像骄傲的大公鸡一样的嘿嘿几眼，便无趣地相跟着，回到操场边，继续观看比赛。
当李铁带着他的、其实也不是他的队伍断断续续地转过来时，一个计时员举着一页小黑板冲上跑道。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15圈6000米”。李铁眼睛凸出，喘气粗重，像一个神经病人，直对着小黑板冲过去，计时员提着黑板慌忙逃离。他站在跑道边上，对依次跑过来的运动员说着：6000米了，6000米了！运动员们有的歪头看看黑板，脸上闪过一种慌乱的神气。有的却根本不看，好像黑板上的数字与自己毫无关系。懂行的右派看客在旁边议论道：到了运动极限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最艰苦的时刻，熬过这时刻就好了，熬过这一段就看得见胜利的曙光了。但立即就有我们村的小铁嘴跳出来反驳右派言论：什么“运动极限”？这就跟挨饿一样，一天不吃饿得慌，两天不吃饿得狂，三天不吃哭亲娘，五天六天不吃，肚子里反而胀得难受了。你们看，张家驹有运动极限吗？张家驹跑法依旧，黑脸上干巴巴的，连一颗汗星儿都没有。有人说，一万米，对人家老张来说，那才叫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盘儿！人家老张拉着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跑到天安门，一天跑四个来回！一万米算什么嘛！你们看，朱老师到了运动极限了吗？朱老师也还是那样，像我家的大白鹅，一步一探头，跑到我们身边时从不忘记跟我们打个招呼，不说话也要点点头，不点头也要笑一笑。刚受过众人赞赏的桑林从怀里摸出一个黄芽红皮大萝卜，问道：老朱爷们，吃吗？朱老师摆摆手，笑道：爷们，孝顺老子也得选个时候！然后他就一蹿一蹿地跑过去了。从后边看，他的腿是被他那颗大头带动着跑。我们追着他的屁股喊：朱老师，加加油，追上去！有人说，不到时候，到了时候他会追上去的，万米长跑，最重要的是气息，老朱气息好。什么呀，那不叫气息，那叫肺活量！朱老师的肺活量，是我们亲眼见识过的。
夏天的中午，朱老师带着我们到河里去洗澡，当然说去游泳也可以。我们习惯把游泳说成洗澡，几十年如一日。只是在那些右派们来了后，游泳才进入我们的语言。我们到了河边，全都脱得一丝不挂，把身上那条唯一的裤头挂在河边的红柳棵子上。河里水浅，只有石桥底下水深。那儿不但水深，而且由于桥面的遮盖水还特别凉，所以我们一下河就往石桥下面跑。朱老师在我们身后大喊：回来回来！不许光屁股下河！石桥那儿，早有一群右派在，游——泳！有男右派，有女右派。女人下河，五谷不结，这是我爹他们的说法。我爹他们的说法只对我娘她们这些女人有约束力，对人家那些女右派一点用也不管。人家尽管是右派，但大家都清楚，右派也比农民高级，什么贫下中农也是领导阶级呀，那都是人家哄着咱们玩的，如果拿着这话当真，那你就等着遭罪吧！右派不种地，照样有饭吃；贫下中农不种地，饿死也没有哭儿的。你贫下中农再高级，不信去黏黏蒋桂英她们，人家连毛也不会让你摸一根！右派们在桥下戏水，男的穿着裤头，女的穿着的也算裤头吧，不过她们的裤头比男人的裤头长得多，我们给她们的裤头起了一个很文雅的名字：连奶裤头。我们也终于明白了洗澡和游泳的区别。我们下河，一丝不挂，所以我们是洗澡；右派下河，穿着裤头和连奶裤头，所以他们是游泳。其实我们和右派在河里干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们在河里一个劲地打扑通，扑通够了就跑到河滩上去，往自己身上抹泥巴。他们在河里也是一个劲地打扑通，扑通够了就站在桥墩旁边往身上抹胰子。这样一比较，我看他们更像洗澡而我们更像，游——泳。
游泳啊，游——泳！我们根本不听朱老师招呼，狂呼乱叫着，光着屁股冲向石桥下面。朱老师无奈，穿着大裤头子跟在我们后边，像我家那只大白鹅下了河。朱老师擅长仰泳，他躺在水面上，头翘起来，脚翘起来，中间看不见，身体一动也不动，就像几块软木，黑色的，朝着石桥下漂来。我们刚开始光着屁股往石桥下冲锋时，那几个风流女右派吓得哇哇叫，有的还把身体藏在水里，搂着桥墩，只露着鼻子和眼睛，像一些胆怯的小姑娘。但很快她们就发现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比较弱智，光着屁股在她们身边钻来钻去对她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于是她们就放松了身心，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这么些男孩子里有没有个别的早熟的小流氓，看到那些漂亮女子想入非非一点，我看也不能说没有。譬如说有一个名叫许宝的，就喜欢在桥下扎猛子。他水下的功夫很好，一头扎下去，能在水下潜行十几米远。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那些女右派哇哇大叫，说是有大鱼咬人。其实哪里有大鱼，都是许宝这小子搞的鬼。但有一天这小子在水下潜行干坏事，没拧到女人的腿，却一头撞到桥墩上，碰出了脑震荡，差点要了小命。
右派们对朱老师挺尊重，并不因为他是个土造的右派就歧视他。其实朱老师的右派是大王亲自划定的，比他们的档次还要高呢。他们在桥下喊，朱老师，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呀！朱老师就仰过去，身体靠在桥墩上，与那些右派们谈天说地。我们有时候闹累了，也围在他们周围，听他们说话。右派的话跟我爹他们的话大不一样，听右派谈话既长知识又长身体。我当兵后常常语惊四座，把我们的班长、排长弄得很纳闷：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孩子，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学问呢？他们哪里知道，我在桥墩底下受到过多高层次的全面熏陶，从天文到地理，从中国到外国，从唐诗到宋词，从赵丹到白杨，从《青春之歌》到《林海雪原》，从小麦杂交到番茄育苗……有时候，他们谈着谈着，会突然静下来，谁也不说话，只有河水从桥洞里静静地流过去。只有流水冲激着桥墩发出不平静的响声。几十颗大脑袋围着桥墩，几十颗小脑袋围着大脑袋，这简直就像传说中的水鳖大家族在开会，小的是小鳖头，大的是大头鳖，其中最大的一个头就是我们朱老师的头。这家伙下河也不摘掉他的眼镜，在阴暗的桥洞里，他的眼镜闪烁着可怕的光，一看就让人想到毒蛇什么的。他老先生翘起两只脚，河水被他的脚掌分开，形成了两道很好看的波纹。桥面上的水啪哒啪哒地滴下来，滴到身上凉森森的。桥外边阳光耀眼，河面上波光粼粼。一个女右派打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喷嚏，我们愣了一下，然后就哈哈大笑。朱老师说：我们比赛憋气吧。
比赛水下憋气，是朱老师和右派们的保留节目。几个人围在一起，都把鼻子淹没在水下，屏住呼吸，眼睛相望着，憋啊，憋啊，终于憋不住，猛地蹿起来，像一条大黑鱼。剩下的人继续憋，憋啊，憋啊，终于憋不住，猛地蹿起来，像一条大黑鱼……蹿起来的就变成了看客，看着那些还在顽强地坚持着的人。最后，剩下的，每次都是朱老师和右派小杜。小杜是黄河水文站的，天天和水打交道，熟知水性，他说从他的祖上起，就当“水鬼”。清朝时还没有潜水员这个叫法，“水鬼”们完成的实际上就是潜水员的工作。他说他的老老爷爷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手下当过“水鬼”，在安庆大战中凿漏过太平军的大艨艟，为反动的满清皇朝立过战功。朱老师与“水鬼”后代四眼相对，用眼睛对着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能比你在水中多待一会儿。别吹，出水才看两脚泥！两个人较着劲，谁也不肯先蹿出来。小杜说他的老老爷爷能在水下待两个小时，不用任何潜水工具。瞎吹，尽瞎吹！信不信由你。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三分钟过去，憋到了大约五分钟的时候，小杜终于憋不住了，呼地蹿了起来，好像发射了一颗水雷。他摸了一把脸，将鼻子上的水抹去，然后就大口地喘气。朱老师还在憋着，大家都数着数，571，572，573，574……600……朱老师还憋着，眼睛发红，好像充了血。右派们说，行了老朱，别憋了，你赢了，你绝对赢了。我们也说，朱老师，上来吧，憋坏了脑子谁给我们上课呀！在众人的劝说下，朱老师才出了水，看样子很从容。小杜说：老朱这家伙会老牛大憋气。陈百灵说：多么惊人的肺活量！朱老师说：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掌握了水下换气的方法，别说在水下憋十分钟，就是憋一小时也没事。小杜说他的老老爷爷能在水下待两个小时是完全可能的，你们不要不相信。
长跑运动员，要有坚硬的骨头，要有结实的肌肉，关键的还要有不同于常人的两叶肺。朱老师的肌肉和骨头并不出色，但他有两叶杰出的肺，这就弥补了他的所有不足。所以连专业的长跑运动员李铁都气喘吁吁地在运动极限上挣扎时，朱老师却呼吸均匀，泰然自若。
观礼台上的大喇叭突然又响起来。当它又响起来时，我们才想到，它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它放出的还是进行曲，曲子不老，唱片太老了，留声机的针头也磨秃了。进行曲里夹杂着刺啦刺啦的噪声。那个计时员又举着黑板跑到跑道上给运动员们提醒：20圈8000米。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跑过了五分之四，离终点只有五圈，只有两千米。连五圈都不到，连两千米都不到了。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呀！他们还是保持着原先的次序，从我们面前跑了过去，对计时员好心的提示显得很是麻木。等他们又一次转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才发现计时员的提示还是很起作用。这时，跑在最前面的还是李铁，但他跟后边的团体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第二名暂时还是骆驼脸青年陈遥，他的两片厚唇翻翻着，一缕湿发垂在脸上，挡住他的视线，害得他不得不频频地抬起手将那缕头发抿上去。我校的小王老师由原先的第三名落到第五名，黑铁塔已经超了他变成了第三名，另一位我们不知来历的大个子保持着第四名。小王老师不甘心就这样落了后，计时员的提示好像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鼓起了他最后一拼的勇气，我们看到他加快了步频，他的个子最小，他的步频本来就是最快的现在就更快了。他把头往后仰着，简直像进行百米冲刺，口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他的身体与第四名平行了。我们高声喊叫着：王老师！加油！王老师！加油！他的身体终于超过了第四名自己变成了第四名。看样子他还想趁着这股劲冲到最前面去，但第三名回头望了一眼后也迫不及待地加了力。小王老师就这样被黑铁塔给压住了。他的像小野兔一样的步速渐渐地慢了下来，步子的节奏也乱了套。他的双腿之间好像缠上了一些看不见的毛线。他越跑越吃力。他的眼睛也睁不开了。他一头栽到地上。紧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大个子躲闪不及，趴在了他身上。我们的运动会比较简单，没有救生员什么的，观众们热情地跑上去，把大个子和小王老师拖下来。那个大个子神思恍忽地说：别拦我……挣起来就往前跑，完全丧失了目标，碰倒了好几个观众，大家把他架起来遛着，就像遛一匹疲劳过度的马。小王老师双手按着地跪在地上，激烈地呕吐着，早饭吃下的豌豆粒从鼻孔里喷了出来。我们满怀同情地看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减员两名之后，跑道上人影稀疏，好像一下子少了许多人一样。李铁还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陈遥已经紧紧地咬住了他。黑大汉第三，距前两名有七八米的光景。第四名是那个我们不知道来历的人，他好像很有后劲，正在试图超越黑铁塔。黄包车夫还是那样，拖着他的无形的洋车，旁若无人，只管跑自己的。他的目的好像不是来争什么名次，他的任务只是要把他的车上的乘客送到目的地，或是从颐和园送到天安门，或是从天安门送到颐和园。我们的朱老师跟在黄包车夫后边，步伐看不出凌乱，但脸上的颜色有些灰白。从我们身边跑过时，我们为他加油，他对着我们简单地挥了一下手，脸上的笑容显得有点勉强。我们悲哀地想到：朱老师毕竟是年纪大了。
当他们绕过弯道转到跑道的另一边时，一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车沿着跑道外边的土路颠颠簸簸地、但是速度很快地冲过来，蹦了一蹦后，它就停在了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摩托的马达放屁似的叫了几声，然后死了。驾驶摩托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坐在车旁挂斗里的也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他们在摩托上静止了一会儿，然后就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与观众混在一起但他们绝对不是观众，我们这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小学生也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腰束皮带，皮带上挂着枪套，枪套里装着手枪。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中充满了阶级斗争。我们一方面心里乱打鼓，一方面兴奋得要命。我们一方面想看看警察的脸，一方面又怕被警察看到我们在看他们的脸。一个小女孩举着一支粉红的桃花横穿了跑道，向操场正中跑去。那里的标枪比赛已经结束，铅球比赛正在进行。一个小男孩手里举着一大半玉米面饼子（饼子上抹着一块黄酱），跑到摩托车旁，边吃着，边弯腰观看着摩托车。
他们从跑道那边又一次转了过来。距离终点还有三圈，万米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李铁的步伐已经混乱不堪。陈遥的喘息声就像一个破旧的风箱。黑铁塔咬住了陈遥的尾巴，他只要往前跨两步就能与陈遥肩并着肩，但看起来这两步不是好跨的。黄包车夫成了第四名，他并没有加速，而是因为原来的第四名减了速。朱老师还是最后一名，他从开始就跑得怪让人同情，那是因为他的身体的畸形，不是因为他的体力。现在，谁是本次比赛的赢家，还是一个谜。现在应该是我们这些观众狂呼乱叫的时候，但由于两个警察的出现，我们都哑口无声。我们不希望警察的出现影响运动员的情绪，但心里边又希望他们能看到观众旁边出现了两个警察。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到警察的出现与正在奔跑着的某个运动员有关。李铁踉跄了一下，几乎摔倒，这说明他看到了警察。陈遥的身体往里圈歪着，好像要躲闪什么，说明他也看见了警察。后边的两位都看见了警察。黄包车夫没看到警察，他还是那样。朱老师看得最仔细，他生性好奇，我想如果他不是在比赛中，很可能会上前去与警察搭话。
比赛还剩下两圈时，计时员举着提示黑板鬼鬼祟祟地跳到跑道正中，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跑开了。李铁摇摇晃晃，头重脚轻地扑到警察面前。陈遥拐了一个弯，对着掷铅球那些人跑去。这是怎么啦？据说运动员在临近冲刺时，因为极度缺氧，大脑已经混乱，神志已经不清，李铁和陈遥的行为只能这样来解释了。黑铁塔竟然也跟着陈遥向掷铅球的人那儿跑去。难道他也疯了？那个我们不知姓名的人，看到前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停住了脚步，六神无主地原地转起圈子，嘴里唠叨着：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黄包车夫就这样将自己置身于第一名的位置上，他机械地往前跑，连眼珠也不偏转。就这样我们的朱老师成了第二名，接下来他即便爬到终点，也是第二名。经过警察时，他歪着头，脸上挂着莫测高深的微笑。
两个警察十分友好地伸手将李铁架起来。他两眼翻白，嘴里吐出许多白沫，像一只当了俘虏的螃蟹。一个警察拍着他的背，另一个警察掐他的人中。他的黑眼珠终于出现了，嘴里的白沫也少了。他浑身打着哆嗦，哭叫着：不怨我……不怨我……是她主动的……
观众群里，蒋桂英哇的一声哭了。
距离终点还有一百米，有两个人跑到跑道两边，拉起了一根红线。三个计时员都托起了手里的秒表。本次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朱老师在最后的时刻，像一颗流星，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他飞速地奔跑，就像我家的大鹅要起飞。黄包车夫还是那样，以不变应万变。在距离终点十几米处，朱老师越过了黄包车夫，用他的脑袋，冲走了红线。
朱老师平静地走到警察身边，伸出两只手，说：大烟是我种的，与我老婆无关。
警察把他拨到一边去，面对着木偶般的黄包车夫。
一个警察问：你是张家驹吗？
张家驹木偶着。
另一个警察把一张白纸晃了晃，说：你被捕了，张家驹！
手铐与手腕。
原来你们不是来抓我？朱老师惊喜地问。
警察想了想，问：你刚才说种了大烟？
是的，我老婆有心口痛的毛病，百药无效，只有大烟能止住她的痛。
那么，警察很客气地说，麻烦您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四 结尾
朱老师多年光棍之后，在我爹和我娘他们的撮合下，与村里的寡妇皮秀英成了亲。
皮秀英瓜子脸，吊梢眉，相当狐狸。每年春天草芽萌发时节的深夜里，她夸张的呻吟声，便传遍了大半个村庄，扰得人难以安眠。与朱老师成亲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大家都说：皮秀英有福，嫁给大能人朱老师，连多年的陈疾也好了。
朱老师家与皮秀英家的房屋相距不远，自从两人成亲后，皮秀英家的大门就没有打开过，没成亲前她反倒经常地坐在大门槛上，纳着鞋底子，斜眼看着过往的行人。
也从来没看到朱老师到皮秀英家里去。
有人看到皮秀英与朱老师一起从朱老师家的大门出来过。
每年的麦黄时节，从皮秀英家的院子里，便洋溢出扑鼻的香气，有时还能听到皮秀英与朱老师的说笑声。
好奇的人将脸贴到大门缝上往里望，发现门里边不知何时砌起了一道砖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也挡住了人们破门而入的道路。
有一个想爬她家墙头的人，被暗藏在墙头上的大蝎子给蜇了一下子。
皮秀英更加狐狸了。
她家的大门上，有人写上了三个大字：狐狸洞。
问朱老师：老朱，您得了仙丹了吗？
他不回答，诡秘地笑笑。他的眼圈发青，也有点狐狸。
我爬到皮秀英家房后的大杨树上，看到她家阔大的院子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一种叶子毛茸茸的植物。满院子都是，连角落里、厕所里都是。在这种挺拔植物的顶梢上，盛开着像狐狸一样鲜艳、娇媚、妖气横生的胖大花朵。花朵的颜色有白，有红，有紫，有蓝……五颜六色，香气扑鼻。朱老师拿着一柄小锄，弓着腰，在花间除草。皮秀英弯着腰，将尖尖的鼻子放到白花上嗅嗅，放到红花上嗅嗅，放到紫花上嗅嗅，放到蓝花上嗅嗅……她的屁股后边拖着一条蓬松的大尾巴，像一团燃烧的火。我刚想惊呼，她的尾巴就不见了。
后来，谜底揭开，没有狐狸，也没有仙丹，只有一条地道，从朱老师家院子通到皮秀英家炕前。
参观完工程浩大、内部充满了奇思妙想巧机关的地道，有人问：难道就为了种几棵大烟？
没人回答他的提问，但我们的心里非常清楚：不，绝不是为了种几棵大烟！
——《收获》，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