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骡子

十年前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家高大的瓦房里阴冷潮湿，墙壁上结了一层美丽的霜花，就连我在睡眠中呼到被头上的气流也凝结成一层细盐般的白霜。房子立冬那天刚刚盖好，抹墙的灰泥尚没干透我们就搬了进来。母亲起床后，我把脑袋缩进被窝，躲避着刀子般的阴冷。自从父亲跟随着野骡子逃跑之后，母亲发奋图强，艰苦创业，五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积累了财富，建成了全村最高大最壮观的五间大瓦房。提起我的母亲，村子里人人佩服，大家都夸她是好样的，在夸奖我母亲的同时，人们总是忘不了批评我的父亲。父亲在我五岁时，与村子里臭名昭著的女人野骡子结伴私奔，逃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五年过去了，真实的音信一点也没有，但关于他们的谣言，却像那个小火车站上的运货慢车每隔一段时间卸下来的肉牛，在那些黄眼珠的牛贩子轰赶下慢吞吞地进入我们的村庄。肉牛被牛贩子卖给村子里的屠户杀死——我们村是个屠宰专业村——谣言却在村子里传来传去，好像一群飞来飞去的灰鸟。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在东北大森林里用白桦木建了一座小屋，屋子里垒了一个大炉子，松木劈柴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小木屋的房顶上覆盖着白雪，墙壁上挂着成串的红辣椒，房檐下悬着晶莹的冰凌。他们白天打猎挖参，晚上在炉子上煮狍子肉。在我的想象中，父亲的脸和野骡子的脸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好像抹了一层红颜色。有的谣言说父亲带着野骡子流窜到了内蒙古，白天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身披肥大的蒙古袍子，唱着悠扬的牧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牛羊；到了晚上，他们就钻进蒙古包，点起一堆牛屎火，火上吊着铁锅，锅里炖着肥羊肉，肉香扑鼻，他们一边吃肉一边喝着浓浓的奶茶。在我的想象中，野骡子的眼睛在牛屎火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仿佛两块黑宝石。有的谣言说他们偷越国境到了朝鲜，在一个美丽的边境城市里开了一家餐馆。他们白天包饺子擀面条卖给朝鲜人吃，到了晚上，饭馆关门后，就煮上一锅肥狗肉，启开一瓶白酒，每人握着一条狗腿，两人握着两条狗腿，锅里还有两条狗腿打滚翻跟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等待着他们来吃。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每人握着一条狗腿，端着一碗白酒，他们喝一口白酒啃一口肥狗肉，撑得腮帮子鼓鼓的，好像油光光的小皮球……我承认那时候我是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如果生长在别的村庄，我也许还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食肉欲，天让我生长在屠宰专业村，触目皆是活着行走的肉和躺着不会行走的肉，鲜血淋漓的肉和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肉，掺了水的肉和没有掺水的肉，猪肉牛肉羊肉狗肉还有驴肉马肉。我们村子里的野狗捡食肉渣胖得毛眼子流油，我却因为捞不到吃肉而瘦骨伶仃。我五年捞不到食肉不是因为我们吃不起肉而是因为母亲的节俭。父亲没走之前，我们家的锅边上经常沾着厚厚一层荤油，墙角上扔着成堆的猪骨头。父亲喜欢吃肉，最喜欢吃的是猪头肉，每隔几天，他就提回家一个腮帮子惨白、耳朵梢子通红的肥猪头。因为这些猪头，母亲和父亲不知吵闹过多少次，后来还为此大打出手。我母亲是个老中农的女儿，从小受的是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攒下钱盖房子置地的教育。土地改革之后，我那位顽固不化的姥爷竟然还把积攒了多年的积蓄从地下挖出来，买了翻身雇农孙贵五亩地；这钱花得冤枉无比且给母亲的家庭带来了几十年的耻辱，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姥爷也成为村里人的笑柄。我父亲出身流氓无产阶级，从小就跟着游手好闲的爷爷沾染上了好吃懒做的潇洒气质。父亲的人生信条是吃了今日就不去管明日，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他说如果我的爷爷勤俭持家，土地改革时肯定会成为村子里最大的地主，因为我的老爷爷死时留给我爷爷和我爷爷的哥哥一百二十多亩良田，还有两匹健骡四头黄牛，我爷爷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分到他名下的土地和牲口吃了个干净，土改时一贫如洗，成了村子里的头号贫农，而我爷爷的哥哥，却把他的家产在十年间扩大了两倍，成了村子里最大的地主。斗争地主挖浮财时他的态度极其恶劣，为了捍卫得来不易的家产，他提着菜刀与贫农团的人拼命，理所当然地成了恶霸地主，被贫农团砸了狗头。历史的教训和我爷爷的言传身教使我父亲兜里有一块钱绝不花九毛九，他只要口袋里有钱就夜不安眠。他常常教育我的母亲，世间万物都是虚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肉才是真实。他说如果你把钱换成新衣穿到身上，人们很可能会把你的衣服剥去；你把钱盖成房子，几十年后也可能被别人抢去；你把钱置成金银，很可能为此丢了性命；但你把钱变成肉吃进肚子，那就万无一失了。那时候我很小，对父母的争论并不在意，他们吵架我吃肉，吃饱了就坐在墙角上打呼噜，好像一只养尊处优的猫。父亲走后，母亲为了盖这五间大瓦房，几乎节俭到了嘴里不吃腚里不拉的程度。房子盖好后，我希望母亲能改善饮食，让久违的肉类重新登上我家的饭桌，谁知母亲的节俭比盖房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母亲心里又在酝酿着更为宏伟的计划：购买一辆大卡车，就像村里的首富老兰家那辆一样：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解放牌，草绿色，有六个巨大的轮胎，方头方脑，铁板坚固，宛如坦克。我宁愿住着从前那三间低矮的茅草屋只要有肉吃，我宁愿坐在浑身哆嗦的手扶拖拉机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只要有肉吃。去她的五间大瓦房，去她的解放牌大卡车，去她的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的虚荣生活吧！我越对母亲心怀不满就越怀念父亲在家时的幸福生活，对我这种嘴馋的男孩来说，幸福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可以放开肚皮吃肉，只要有肉吃，母亲与父亲的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算得了什么？五年中流传到我耳朵里的关于父亲与野骡子的谣言何止二百条？但我念念不忘并且反复品味的，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那三条，每一条都与吃肉有关。每当那几条谣言中他们俩吃肉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脑海里时，我的鼻子就嗅到了诱人的肉香，肚子咕咕地叫着，透明的哈喇子从嘴里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每当这时候，我的眼里就饱含着泪水。村子里的人经常看到我一个人坐在村头那棵粗大的柳树下独自垂泪，他们便叹息着走开，有的人嘴里还唠叨着：嗨，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垂泪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我也不能纠正他们，即便我对他们说，我的垂泪是被肉馋的，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不可能理解一个男孩对肉的渴望竟然能够强烈到泪如雨下的程度。

我蒙头盖腚地紧缩在被窝里，火炕上的热气早已散尽，薄薄的褥子根本就挡不住水泥炕面返上来的凉气，我一动都不敢动，恨不得变成一只裹在茧里的蛹。隔着棉被我听到母亲在堂屋里生炉子，她用斧头将木柴砍得啪啪作响，好像在借机发泄对父亲和野骡子的仇恨。我盼望着她赶快生起炉子，因为炉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会驱散房间里的阴冷湿气；我同时也盼望着她把生炉子的过程尽量延长，因为她生着炉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粗暴的手段赶我起床。她喊我起床的第一声还比较温柔；第二声就把嗓门提高，且明显地透露出厌烦；第三声几乎就是怒吼了。她从来不会喊我第四声，三声喊罢如果我还不能像火箭一样从被窝里蹿出来，她就会用非常麻利的动作，将盖在我身上的被子拿走，然后顺手捞起扫炕笤帚，对准我的屁股猛打。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我的霉头就算触大了。如果她的第一笤帚打在我的屁股上时我本能地跳起来蹿到窗台上或是炕角上躲避，使她心中的怒火得不到发泄，她就会穿着沾满泥巴和猪毛的鞋子蹦到炕上，揪着我的头发或是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按倒，抡起笤帚，对准我的屁股，痛打不休。如果她打我时我不逃窜也不反抗，她就会被我的蔑视态度激怒，越打越来劲。反正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是在她的第三声怒吼之前我还没有迅速地跳起来，我的屁股和那个笤帚疙瘩就要吃大苦头。她总是一边打着我一边喘息、吼叫，刚开始是纯粹的吼叫，就像猛兽的吼叫一样，有激烈的感情但是没有文字内容，当笤帚疙瘩与我的屁股接触大约三十下后，她手上的力道就明显地减弱，声音也丧失了洪亮变得嘶哑而低沉，而这时，她的吼叫里就出现了文字，这些文字刚开始是对着我的，她骂我是“狗杂种”、“鳖羔子”、“兔崽子”，然后不知不觉中她就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她在骂我父亲上向来不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骂我父亲的话与骂我的话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新的发明与创新，不但她骂着没劲，连我听着也感到寡淡无味。就像由我们村子去县城必须从那个小火车站经过一样，母亲骂父亲也是骂野骡子的必经之路，匆匆而过，不得不过。母亲的嘴巴喷吐着唾沫在父亲的名誉上匆匆滑过，然后就与野骡子狭路相逢了。这时母亲的声音提高了，母亲在骂我和骂父亲时眼睛里饱含着的泪水被怒火烧干，如果谁不理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含义，请到我家来看一看我母亲怒骂野骡子时的眼睛。母亲骂我们父子时，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就那么几个可怜的词汇，但当她骂起了野骡子时，语言顿时就丰富多彩起来。譬如母亲骂“我男人是匹大种马，日死你这匹骚骡子”，“我男人是头大象，戳死你这个母狗”，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母亲的经典骂句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我的父亲，实际上变成了母亲报仇雪恨的一件利器，母亲让父亲不断地变幻成庞大无比的动物，对野骡子变幻成的弱小动物施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她的心头之恨。母亲高高祭起父亲的生殖器欺辱野骡子时，她打我屁股的速度就渐渐放慢，手下的力气也渐渐减弱，然后她就把我忘记了。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我就悄悄地爬起来，穿好衣服，站在一边，入迷地聆听着她的精彩詈骂，脑子里转动着许多问题。我感到母亲对我的詈骂毫无意义，如果我是个“狗杂种”，那么是谁跟狗进行了杂交？如果我是个“鳖羔子”，那么是谁把我生养出来？如果我是个“兔崽子”，那么谁是母兔子？她骂的好像是我，其实骂的是她自己。她骂我父亲，其实也是在骂她自己。她对野骡子的詈骂，细想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我父亲无论如何也变不成大象更变不成种马，即便我父亲变成了大象，也不会跟一条母狗去交配。种马经过训练，有可能与骚骡子发生性关系，但那对骚骡子也许正是求之不得的乐事。但是我不敢把我的思辩批讲给母亲听，那样会带来什么后果我想象不出，但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则是肯定无疑的，我还没有傻到自找倒霉的程度。母亲骂累了，就开始哭，泪如涌泉；哭够了，就抬起衣袖擦擦眼睛，然后走出院子，带着我忙碌挣钱的事儿。好像为了补回因为打人骂人耽误了的时间似的，她干活的速度会比平时快上一倍，同时她对我的监督也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眷恋这个并不温暖的被窝，只要听到火焰在炉膛里发出了轰轰的响声，不用母亲开口，我就会自动地蹿起来，用最快的速度蹬上凉如铁甲的棉袄和棉裤，然后将被子卷起来，窜到厕所里撒尿，回来后站在门边，垂手而立，等待着她的吩咐。母亲是个节俭到了吝啬的人，怎么舍得在屋子里生炉子呢？因为潮湿的房子使我们母子俩生了一场同样的病，膝盖红肿，双腿麻木，花了很多钱买药吃才能下地行走，医生告诫我们，如果不想死还想活，就要在屋子里生火炉，尽快地把墙壁烘干，买药比买煤贵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才不得不动手在堂屋里盘了一个火炉，去火车站买了一吨煤，点火烘烤我们的新屋。我多么盼望医生能对母亲说：如果不想死，就要吃肉。但是医生不说，那个混蛋医生不但不劝我们食肉反而告诫我们不要吃油腻的东西，他让我们尽量吃得清淡点，最好素食，说这样既能使我们健康又能使我们长寿。这个坏蛋，他哪里知道，父亲叛逃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素食，素得就像送葬的队伍或是山顶上的白雪。整整五年了，我的肠子里只怕用最强力的肥皂也搓不下来一滴油花了。

这是个北风呼啸的早晨，炉子里的火发出呜呜的叫声，最下边那节铁皮烟囱烧红了，灰白的铁屑层层爆裂，墙壁上的霜花变成了明亮的水珠，汪在墙上，欲流不流。我手脚上的冻疮发起痒来，耳朵上的冻疮流出了黄水，人被融化的滋味实在是难受。母亲用一个小铁锅熬了半锅玉米面粥，从窗外的咸菜瓮里捞上来一块腌萝卜，分给我一大半，她自己留下了一小半，这就是我们的早餐。我知道母亲在银行里起码存了三千元钱，做烧肉的沈刚家还借了我们两千块，月息二分，利滚利，驴打滚，货真价实的高利贷。有这样多的钱还吃这样的早餐，我的心里怎么能痛快。但那时我是个十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发言权。有时我也发发牢骚，但母亲满面愁苦地盯着我，接着就骂我不懂事。母亲说，她这样节俭完全是为了我，为我盖房，为我买车，很快就要为我说媳妇。她还说：

“儿子，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扔下咱娘儿俩跑了，咱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

母亲还教育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嘴，其实就是个过道，鱼肉和糠菜通过这个过道之后，其实都一样。人不能自己惯自己，要过好日子，必须与自己的嘴做斗争。母亲的话似乎有她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父亲出走后的五年里大吃大喝，我们的大瓦房就不可能盖起来。住在茅草棚里，即便满肚子肥脂，又有什么用处？她的理论与父亲的理论截然相反，父亲肯定会说：满肚子糠菜，即便住在高楼大厦里又有什么意思？我举双手赞同父亲的理论，用双脚踩践母亲的理论，我盼望着父亲能来把我接走，哪怕他让我饱食一顿肥肉后再把我送回来。

我们喝完了粥，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然后母亲就带我到了院子里，往那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上装货。这辆拖拉机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钢铁的把手被老兰的大手攥出了明显的痕迹，轮胎上的花纹早已磨平，柴油发动机内的缸套和活塞磨损严重，关闭不全，仿佛一个得了心脏病又患上气管炎的老人，发动起来之后，黑烟滚滚，漏气漏油，那声音古怪至极，既像咳嗽又像打喷嚏。老兰原本就是个慷慨的人，这些年因为卖掺水肉发了财就更加慷慨。他发明了用高压水泵从动物肺动脉里往动物尸体里强力注水的科学方法，用他的方法，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就可以注入满满的一桶水，而用旧的方法，一头牛也只能注入半桶水。这些年来，城里那些精明的市民用买肉的价钱买了我们村里多少水？统计出来很可能是个惊人的数字。老兰肚子溜圆，满面红光，说起话来洪钟大嗓，天生一个当官的材料。他当上村长后，毫无保留地将高压注水法传授给众乡亲，成了黑心致富的带头人。村里人有骂他的，有贴小字报攻击他的，也有写人民来信控告他的，但拥护他的人远比反对他的人多。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就像一个高明的拳师一样，不可能把全部的武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他还要留一手绝活保命。老兰的肉同样是注水肉，但他的肉色泽鲜美，气味芬芳，放在烈日下曝晒两天也不会腐败变质，而别人的肉一天卖不出去就会发臭生蛆。这样，老兰的肉就不必担心卖不出去而减价处理，其实他的肉那么美丽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的肉里注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福尔马林液。

我父亲与老兰曾经狠狠地干过一架，老兰折断了我父亲一根小指，我父亲咬掉了老兰半个耳朵。为这事我们两家结了仇，但父亲私奔后，母亲竟然与老兰成了朋友。老兰用废铁的价钱将他家淘汰下来的拖拉机卖给了我们。老兰不但把拖拉机卖给了我们，还手把手地免费教会了我母亲驾驶拖拉机。村子里那些长舌妇制造谣言，说老兰与我母亲有了一腿，我以儿子的名义向我远方的父亲担保，她们的话纯属放屁，她们是看到我母亲学会了开拖拉机嫉妒，而嫉妒中的女人嘴基本上就是个肛门，嫉妒中的女人话基本上就是臭屁。老兰贵为村长，腰缠万贯，仪表堂堂，经常开着威风凛凛的大卡车进城送肉，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喜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我母亲？我牢记着老兰在村子里的打谷场上教我母亲开拖拉机的情景，那也是个冬日的早晨，红日初升，打谷场旁边的草垛上凝着一层粉红的霜花，一只通红的大公鸡站在墙头上引颈长啼，村子里响着此起彼伏的临死前的猪的尖叫，家家的烟囱里冒着乳白色的烟雾，一列火车开出车站，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驰。母亲身穿着一件我父亲扔下的肥大的土黄色夹克衫，腰里扎着一根红色的电线，坐在驾驶座上，双臂张开，扶着把手，老兰坐在她的身后车斗的前沿上，劈开两条腿，分开两条臂，抓住我母亲握着拖拉机把手的手。这是真正地手把手地教，无论从前面看还是从后边看，他都把我母亲拥在他的怀里，尽管我母亲穿戴得像个火车站的装卸工，毫无女性的美感可言，但她的实质是个女人，这就让村子里那些女人们醋性大发，也让部分男人想入非非。老兰有钱有势，是公开的好色之徒，他根本不在乎人们说他什么，但我母亲是个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她理应该小心谨慎，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制造谣言的机会，但她竟然允许老兰用这样的姿势教自己学车，这行为只能用利令智昏来解释了。手扶拖拉机上的柴油机震耳欲聋地吼叫着，水箱里冒着袅袅蒸汽，烟筒里喷吐着黑色的油烟，给人的感觉是既声嘶力竭又生气蓬勃，它载着母亲和老兰在打谷场上冒冒失失地转着圈子，仿佛一头被鞭子轰赶着的牛犊。母亲苍白的脸上泛起两片红晕，两只耳朵红得像公鸡冠子似的。那天早晨实在是冷，是那种无风的干冷，我的血液流动不畅，身体的边边角角像被猫儿咬着似的。母亲的脸上却流出了汗水，头发里散发着热气。她从来没跟机器打过交道，初次开车，尽管是最简单的手扶拖拉机，但肯定也是兴奋无比，激动万分，否则在如此寒冷的严冬早晨流汗就不可解释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美丽的光芒，自从父亲走后，母亲的眼睛还从来没这样明亮过。拖拉机在打谷场上转了十几圈后，老兰飞身从车上跳下来。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肥胖但他的下车动作是这样的矫健。老兰下了车，母亲紧张起来，她歪过头找老兰，拖拉机的车头对着场边的壕沟直冲过去。老兰大声喊叫着：扭把！扭把！母亲紧紧地咬着牙关，连腮帮子上的肌肉都鼓凸起来。她终于在拖拉机即将窜到沟里去的一瞬间，将方向扭转过来。老兰在场内转动着身体，眼睛始终盯着我母亲，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一头拴在我母亲腰上，一头牵在他的手里。他大声提醒着我母亲：眼睛往前看，别看车轮子，车轮子掉不了，也别看手，你的手粗得像砂纸似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对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我说过的，弄头母猪绑在驾驶座上，它也能开得团团转，何况一个大活人！加油门，你怕什么！所有的鸡巴机器都一样，千万别娇贵它，当破铜烂铁砸着最好，你越把它当个宝贝它越出毛病。对了，就这样，你已经出了徒了，可以把它开回家去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你知道吗？小杂种，老兰盯着我问。我懒得回答他，实在是太冷，我的嘴唇都有点僵硬。行了，开走吧，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份上，车钱三个月以后交。母亲跳下车，她的腿软了两下，差点摔倒，老兰伸出一只胳膊架了她一下，同时说：小心，大妹子！母亲满脸通红，好像是想说句感谢话，但张口结舌了半天，终于也没说出什么来。这突如其来的大喜，弄得她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我们想买老兰家拖拉机的话儿十几天前就通过村文书高大爷递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回音。我是个小孩子我也知道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我爹咬掉了人家半块耳朵，破了人家的相，人家怎么可能把车卖给我们？如果是我，我就会说：罗通家的想买我的车？呸，我宁愿把车开到湾子里烂掉，也不会卖给她！但就在我们基本绝望了时，高大爷却来传话，说老兰答应将车按废铁的价格卖给我们，并让我们明天早晨到打谷场上去接车，高大爷说：村长说了，他是村长，理应该帮你们脱贫致富，他老人家要亲手教会你开车。我们娘儿俩激动得一夜没睡着，母亲说一阵老兰的好话，紧接着说一阵父亲的坏话，然后就集中火力痛骂一阵野骡子。通过母亲的痛骂，我才知道老兰与父亲那场生死大战竟然是野骡子引起来的。我忘不了父亲与老兰大战的那个早晨，也是早晨，但季节是初夏。

初夏的早晨人们很疲倦，因为夜实在是太短了，似乎刚一闭眼天就亮了。我和父亲逃到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还听到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吼叫。那时候我们还住着从爷爷手里继承下来的那三间低矮破旧的草屋，日子过得既乱七八糟又热热闹闹。那三间草屋在村子里新盖起来的红瓦房群落里寒酸透顶，就像一个小叫花子跪在一群披绸挂缎的地主老财面前乞讨。院子的围墙只有半人高，墙头上生长着野草，这样的围墙别说挡不住强盗，连怀孕的母狗都挡不住。郭六家的那条母狗就经常跳到我家院子里叼我们的肉骨头。我经常入迷地看着那条母狗轻捷地跳进跳出，它的黑色的奶头擦着墙头，落地后还晃晃荡荡。父亲走在大街上，我骑在父亲的肩头上，高高在上地看着母亲在院子里一边怒骂一边用菜刀剁着一堆育秧拔苗后的地瓜母本，这是她从火车站前垃圾堆上捡回来的。因为父亲的好吃懒做，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像抽疯一样，富起来满锅肥肉，穷起来锅底朝天。父亲被母亲骂急了就说：快了，快了，第二次土改就要开始了，到时候你就会感谢我了。但二次土改总是迟迟不来，害得母亲不得不捡人家扔了的烂地瓜回来喂小猪。我家那两只小猪因为吃不饱，饿得吱吱乱叫，听着就让人心烦。父亲曾经愤怒地说：叫叫，叫他妈的什么叫，再叫就煮了吃了你们这些杂种。母亲攥着菜刀，目光炯炯地看着父亲，说：你敢，这两头小猪是我养的，谁敢动它们一根毛儿我就跟谁拼个鱼死网破！父亲嘻嘻地笑着说：看把你吓得那个样子，这两头瘦猪，除了骨头就是皮，白给我吃我也不吃！我仔细地打量过那两头小猪，它们身上可吃的肉实在是有限，但它们那四只呼呼嗒嗒的大耳朵还能拌出两盘子好菜，猪头上最好吃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耳朵，那东西不肥不腻，里边全是白色的小脆骨，嚼起来咯咯嘣嘣，很有咬头，如果用新鲜的顶花戴刺儿的小黄瓜加上蒜泥和香油一拌，味道就会更加美好。我说：爹爹，我们可以吃它们的耳朵！母亲愤怒地瞪着我，说：看我先把你这个小杂种的耳朵割下来吃了！她提着菜刀真的冲了上来，吓得我扑到父亲怀里躲藏。她拧住了我的耳朵就往外拖，父亲扳住我的脖子往后拽，我被撕裂的危险和痛苦折磨得尖声嚎叫，与村子里的杀猪声混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底还是父亲劲大，把我从母亲手里挣了出来。他低头观看了我的裂了纹的耳朵，抬起头来说：你的心真狠！人家说虎毒不食亲儿，我看你比虎还要毒！母亲气得面如黄蜡，嘴唇青紫，站在灶前浑身颤抖。我在父亲的护卫之下，胆子壮了起来，便提着母亲的名字大声叫骂：杨玉珍，我这辈子就毁在你这个臭娘们手里！母亲被我骂愣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父亲嘿嘿地干笑几声，把我拎起来就往外跑，我们跑到院子里，才听到母亲发出了尖利的长嚎。小畜生，你把我气死了哇……那两头小猪扭动着细长的尾巴，闷着头在墙角上拱土，仿佛两个试图打洞越狱的囚徒。父亲在我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低声问我：你这小子，怎么知道她的名字？我仰起脸望着他严肃的黑脸，说：我是听你说的呀！——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她叫杨玉珍？——你对野骡子大姑说过，你说，“我这辈子就毁在杨玉珍这个臭娘们手里！”——父亲用他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压低了嗓门对我说：小子，你给我闭嘴，爹对你不薄，你可别害我！——父亲的手肥厚松软，散发着一股辛辣的烟味儿。这样的男人手在农村比较少见，原因就在于他半辈子游手好闲，几乎没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他松开手后，我粗重地喘息着，对他的暧昧态度很不满意。这时，母亲提着菜刀从屋子里蹿了出来。她好像故意把头发搓乱了似的，脑袋不像脑袋，像村子中央那棵大杨树上的喜鹊窝。她大叫着：罗通，罗小通，你们这两个混蛋王八羔子，老娘今日不活了，跟你们拼了，这日子反正是没法子往下过了，咱们一起完蛋吧！——母亲脸上可怕的表情向我们宣告，她满腔怒火，绝不是虚张声势，看样子她是豁出来要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一女拼命，十男莫敌，这种情况下迎头上去，基本上是送死，这时候最明智的莫过于逃跑，我父亲生活浪荡，但智商很高，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把将我抄起来夹在胳膊弯子里，转身就往墙根跑去，他没往大门前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尽管我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但我母亲还是恪守着她从娘家带来的恶习，每天晚上都用一把大铜锁把门锁起来。如果说我们家还有什么财物能换来一只猪头，也只有这把铜锁了。我猜想被肉馋急了时，父亲肯定没少打这把铜锁的主意，但母亲爱护这把锁就像爱护她的耳朵一样，因为这锁是我姥爷送给她的嫁妆，是个象征性的礼物，其中包含着姥爷一大片良苦用心。父亲如果夹着我跑到门口，即便破门而出，也势必浪费很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菜刀很可能让我们父子头破血流。父亲夹着我跑到墙边，一个鹞子翻身便翻过了墙头，将暴怒的母亲和一大堆烦心事儿通通地抛在了脑后。我丝毫也不怀疑母亲同样具有翻越土墙的能力，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我们轰出院子后就停止了追赶，站在墙边蹦跳了一阵就回到了房门前，一边剁着那些烂地瓜，一边骂人。这是一种绝妙的发泄方法，既不产生不可收拾的流血性后果，当然也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但同时又体会到了刀砍斧剁心中仇敌的快感，当时我猜想她把那些烂地瓜当成了我们的脑袋，现在回想起来，她更多的是把那些烂地瓜当成了野骡子的脑袋，她心中真正的仇敌不是我也不是父亲，而是那个野骡子。她认为是野骡子勾引了我的父亲，这是否是个冤案我也说不清楚，在父亲与野骡子的关系上，究竟谁占主动、是谁先向对方送去了秋波，只有他们俩能说清。

我的父亲是个聪明的人，他的智慧绝对在老兰之上，他没学过物理但他知道阴电阳电，他没学过生理但他知道精子卵子，他没学过化学但他知道福尔马林液能杀菌防腐固定蛋白质并由此猜想到老兰往肉里注了福尔马林液。他如果想发财肯定能成为村子里的首富，对此我深信不疑。他是人中之龙，而人中之龙是不屑积攒家产的。人们见过松鼠、耗子之类小野兽挖地洞储存粮食，谁见过兽中之王老虎挖地洞储存食物？老虎平时躺在山洞里睡觉，只有饿了才出来猎食，我父亲平时吃喝玩乐，只有饿了才出来赚钱。父亲不会像老兰他们那样白刀子进来红刀子出来地去赚流血的钱，父亲也不会像村子里那些莽汉子到火车站上去当装卸工赚流汗的钱。父亲用他的智慧赚钱。古代有个善于解牛的庖丁，如今有个善于估牛的我父。牛在庖丁眼里只是骨头与肉之类的堆积，牛在我父眼里同样是骨头与肉之类的堆积。我父高于庖丁的是，庖丁仅仅目光如刀，我父不但目光如刀而且还目光如秤。也就是说，把一头活牛牵到我父面前，我父围绕着那牛转两圈，顶多也不超过三圈，偶尔还象征性地将手伸到牛的腋下抓两把，然后就可以响亮地报出这头牛的毛重与出肉率，其准确程度几乎可以与当今英国最大的肉牛屠宰公司里的电子肉牛估评仪相媲美，误差不会超过一公斤。起初人们还以为我父亲是信口开河，但经过几次试验之后，便不得不服气。我父亲的存在，使牛贩子与屠宰户之间的交易消除了盲目和侥幸，实现了基本公平。父亲的权威地位确立之后，便有牛贩子与屠宰户讨好他，希望能在估牛时占点便宜。但父亲是个有远大目光的人，他绝不会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败坏自己的名声，因为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牛贩子提着烟酒送到我家，我父亲把烟酒扔到街上，然后站在土墙上破口大骂。屠宰户提着一只猪头送到我家，我父亲将猪头扔到大街上，然后站在土墙上破口大骂。牛贩子和屠宰户都说：罗通那人，是个二杆子，但公正无比。父亲刚正不阿的二杆子形象确立之后，人们对他的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就把目光投到他的脸上，说：咱们别争了，听罗通的吧！——好吧，听罗通的，老罗，你说吧！——我父亲神气活现地绕牛两圈，不看卖方也不看买方，双眼望着青天，报出毛重与出肉率后，一口喊出一个价格，便躲到一边抽烟去了。买卖双方伸出手，拍了一个响，好！成交！等交割完毕后，买卖双方都会走到我父面前，各抽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答谢他的劳动。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父亲进入牛市之前，也存在着一种老式的经纪人，他们多数都是些黑瘦的糟老头子，有的脑后还翘着一条小辫子，他们发明了袖筒里摸价钱的方法，给这一行当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我父亲的出现，消除了交易的模糊性，也消除了交易过程中的黑暗现象，那些贼眉鼠目的经纪人被我父亲赶下了历史舞台。这是牲畜交易史上的巨大进步，大一点也可以说成是一场革命。我父亲的眼力不仅仅表现在估牛上，估猪估羊也同样在行，这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匠，不但能做桌子，同样能做凳子一样。好木匠还能做棺材，我父亲估骆驼也不会有问题。

父亲扛着我来到了初夏的打谷场上，我们村成为屠宰专业村后，土地基本上荒芜；面对着屠宰行当中因为注水等等违法行为带来的暴利，只有傻瓜才去种地。土地荒芜之后，打谷场就成了肉牛的交易场。乡政府里那些干部曾经试图在乡政府前建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借以收取管理费，但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乡干部带领联防队员来强行取缔我们村的肉牛交易场，与手持屠刀的屠户们发生了争执，最后动了武，差点出了人命，四个屠户被拘留。屠户妻子们自发地组成了一支上访队伍，有的披着牛皮，有的披着猪皮，还有的披着羊皮，到县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并且扬出狂言，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她们就要上省，省里解决不了，就打火车票进京。如果这样一群披着兽皮的女人出现在长安大道上，后果肯定不可想象，谁也不能把这群滚刀肉般的女人们怎么样，但县长的乌纱帽十有八九要被摘掉。最终的结果是女人们得到了胜利，屠户们被无罪放出，乡干部的发财梦破灭，我们村的打谷场上照样六畜兴旺，据说乡长还被县长痛骂了一顿。

早有七八个牛贩子蹲在打谷场边抽着烟等待屠户，牛们站在一边，不紧不慢地反刍着，不知死之将至。牛贩子大多是西县人，讲起话来撇腔拿调，好像一群小品演员。他们大约每隔十天左右来一次，每人每次牵来两头牛，最多不超过三头。他们一般都是乘坐那列特慢的客货混编列车来，人和牛一个车厢，下车时约在傍晚，到达我们村子时正是半夜。那个火车小站距我们村不过十几里路，即便是悠闲散步，这点路也用不了两个小时，可这些牛贩子从火车站走到我们村却要用八个小时。他们拉着那些让摇摇晃晃的列车弄得头晕眼花的牛，从车站的出站口硬挤出来。身穿蓝制服、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仔细地查看着他们和牛的车票，查验无误后才将他们放行。他们的牛挤出铁栏杆时，最喜欢蹿一泡稀屎，喷溅到检票员的大腿上，仿佛是戏弄她们，好像是嘲笑她们，可能是报复她们。如果是春天，跟他们同时下车同时出站的还有一些赊小鸡赊小鸭的西县人，他们用一根宽而且长光滑无比弹性良好的大扁担挑着用苇子和竹片编制成的鸡笼或是鸭笼，仄着身体走出车站，然后快步如飞地将牛贩子们抛到身后。他们头戴着宽边大草帽，肩披着蓝色的大披布，步伐轻快，仪态潇洒，与那些衣冠不整、浑身牛粪、精神萎缩的牛贩子形成鲜明对照。牛贩子们光着头，敞着怀，都戴着那种当时非常流行的、镜片上涂了一层水银的贼光眼镜，迎着火红的夕阳，迈着八字步，走一步晃一晃，仿佛刚刚上岸的海员，行走在通往我们村子的乡间土路上。走到那条历史悠久的运粮河边时，他们就将牛牵到河底，让它们喝上一饱。如果天气不是冷得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牛洗刷一番，让它们毛眼新鲜，神清气爽，好像崭新的嫁娘。洗完了牛他们就洗自己，他们仰躺在河底的细沙上，让清清的流水从肚皮上缓缓流过。如果有年轻女人从河边路过，他们就会像发情的公狗一样汪汪乱叫。他们在水里闹腾够了，爬上岸，让牛在河边吃夜草，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啃干巴火烧。一直吃喝到满天星斗时才牵着牛醉醺醺地往我们村子里磨蹭。牛贩子们为什么非要挨靠到半夜三更进村子，是一个属于他们的秘密。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父母和村子里那些白了胡子的老人，他们总是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问他们的问题深奥得无法回答或者简单得不须回答。他们牵着牛走到村头时，全村的狗就像接了统一的命令似的，齐声狂叫。村子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睡梦中醒来，知道牛贩子进村了。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牛贩子都是一些神秘莫测的人物，这种神秘感的产生，与他们的夜半进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夜半进村富含深意，但大人们总是不以为然。我记得在一些明月朗照之夜里，村子里的狗叫成一片后，母亲就裹着被子坐起来，将脸贴在窗户上，望着大街上的情景。那时父亲还没叛逃，但已经开始夜不归宿，离叛逃不远了。我悄悄地挺起身体，目光从母亲身侧穿过窗棂，看到牛贩子们拉着他们的牛，悄无声息地从大街上滑过，刚刚洗刷干净的牛闪闪发光，好像刚刚出土的巨大彩陶。如果没有沸腾的狗叫声，眼睛看到的一切简直就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即便有了沸腾的狗叫声，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看到的情景也像一个美好的梦境了。尽管我们村子里有好几家小饭店，但牛贩子们从不住店，他们直接地将牛牵到打谷场上等待天明，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有几个风雨之夜，小饭店的主人曾经前来拉客，但牛贩子们和他们的牛就像石头雕像一样在风雨中苦熬着，任你满口莲花，他们也不动心。难道就为了省几个住店钱吗？绝对不是，据说这些神秘的家伙卖完牛进城后，一个个花天酒地，将腰包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买上一张慢车票回去。他们的习惯和派头与我们熟悉的农民大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方法与我们熟悉的农民更不一样。我少年时不止一次听村子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感叹道：嗨，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是啊，这些家伙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他们弄来的牛有黄牛有黑牛，有公牛有母牛，有大牛有小牛，有一次还弄来了一头奶子犹如大水罐的白花奶牛，我父亲在估这头奶牛时颇费了一些周折，因为他弄不太明白牛的奶袋子该算肉还是该算下货。

牛贩子见到我父亲，都从短墙边上站了起来。这些家伙大清早地就戴上了贼光镜子，看起来有几分恐怖，但他们的嘴边上挂着笑纹，说明了他们对我父亲相当尊重。父亲把我从脖子上卸下来，蹲在离牛贩子十几尺远的地方，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剥出一支变形潮湿的烟卷儿。牛贩子们将自己的香烟投过来，十几支香烟落在父亲的面前。父亲将投过来的烟卷儿收拢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牛贩子们说：妈了个巴子的老罗，抽吧，几支烟卷儿怎么能收买了你？父亲微笑不答，还是抽自己的劣烟。村子里的屠户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他们的身体似乎都洗得干干净净，但我还是闻到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儿，可见即便是牛血猪血，也是洗不干净的。牛们也嗅到了屠户身上的气味，它们挤在了一起，眼睛里闪烁着恐惧的光芒。几头年轻的牛屁眼里往外蹿屎，几头老牛看样子还很镇静，但我知道它们是强作出的镇静，因为我看到了它们的尾巴紧紧地缩了进去，极力控制着不拉稀，但它们大腿上的肌肉在颤抖，就像微风从平静的水面上吹过去一样。农民对牛的感情很深，杀牛、尤其是杀老牛曾经被视为伤天害理之举，我们村子里那个女麻风病人，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村头上的公墓里大声哭叫，她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句话：不知道是哪辈子祖宗杀了老牛，让后代儿孙得了报应。牛是会哭的，那头曾经让我父亲困惑的老奶牛被屠宰时，前腿一屈就跪在了屠户面前，两只蓝汪汪的眼睛里流出了大量的泪水。屠户见状，攥着屠刀的手顿时软了，许多关于牛的故事涌上他的心头。屠刀从他的手里滑脱，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他的双膝一软，竟然与老牛对面相跪。然后那屠户就放声大哭起来。从此那屠户就放下屠刀，立地变成了一个养狗的专业户。人们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跪在牛前大哭，他说，从老牛的眼睛里，他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老娘，也许这头牛就是自己的老娘转世。这屠户姓黄名彪，改行成了养狗专业户后，一直养着这头老牛，就像一个孝子奉养自己的老娘亲一样。在野草茂盛的季节，我们经常看到他领着老牛到河边去吃草。黄彪走在前，老牛跟在后，根本不须缰绳牵引。有人听到黄彪对老牛说：娘，走吧，到河边去吃点青草吧。有人听到黄彪对老牛说：娘，回去吧，天就要黑了，您眼色不好，小心吃了毒草。黄彪是个有眼光的人，他刚开始养狗时，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但几年之后，就没有人敢再嘲笑他了。他用本地出产的狗与德国种狼狗杂交，生出了既勇敢又聪明、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帮助主人通风报信的优良品种。市里那些前来调查黑心肉的干部或是记者什么的，离村子三里狗就嗅了他们的气味，然后就狂吠不止，屠户们得到警报，立即坚壁清野，洒扫庭除，让那些干部、记者之类的，拿不到任何证据。曾经有两个晚报记者化装成不法肉商潜入村子，妄图揭开我们这个大名鼎鼎的黑肉庄的黑盖子，尽管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抹了猪油洒了牛血，欺骗了屠户们的眼睛，但终究瞒不过狗们的鼻子，几十条黄彪培育出来的杂种狗追着这两个记者的屁股从村子西头咬到村子东头，终于咬破他们的裤子，使他们的记者证从裤裆里掉了出来。我们的村子的黑心缺德肉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但是从来没让有关部门抓住把柄，除了有关部门的腐败之外，黄彪实在立下了大功劳。他还培育出一种菜狗，这种狗都是傻大个子，智商很低，见了主人摇尾巴，见了入户盗窃的小偷也是摇尾巴。这种狗因为头脑简单，心地善良，所以就能吃能睡，长膘特快。这样的肥狗供不应求，刚刚生下来的小狗就有人上门来定购。距我们村子十八里有一个朝鲜族同胞聚居的花屯，他们天下第一等地喜食狗肉，喜食必然善做，他们把狗肉餐馆开到了县城、市城甚至省城。花屯狗肉大大有名，而花屯狗肉的有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黄彪提供的优质原料。黄彪的狗肉煮出来除了具有狗肉的香气外还有小牛肉的香气，其原因在于，黄彪为了加快母狗的繁殖速度，小狗生出十几天就强行断奶，然后用牛奶喂养。牛奶当然来自那头老奶牛。村子里那些坏人看到黄彪发了狗财心怀嫉妒，便恶语攻击：黄彪黄彪，你把老牛当娘养，好像是个大孝子，其实你是个虚伪的家伙，如果老牛是你的娘，你就不应该挤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用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娘岂不是变成狗娘了吗？而如果你娘是狗娘，你不就成了狗娘养的了吗？而如果你是个狗娘养的你不也成了一条狗了吗？——坏人们的车轱辘话把黄彪问得直翻白眼，他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抄起生了锈的杀牛刀，对准那些坏人刺去，坏人们见事不好，拔腿就跑，但黄彪新娶的朝鲜族媳妇早已把那些狗放开，智商不高的菜狗们在智商很高的种狗们的率领下，一窝蜂般地去追赶那些坏人，在曲曲折折的街巷里，很快就传来了坏人们的尖叫和狗们的狂叫。黄彪美丽如花的朝鲜族小媳妇哈哈大笑，黄彪则搔着脖子傻笑。黄彪的媳妇皮肤雪白，黄彪皮肤漆黑，二人站在一起，黑的显得更黑，白的显得更白。黄彪没和朝鲜族小媳妇结婚之前，经常在半夜三更时分到野骡子的后窗户外唱歌，野骡子就说：兄弟，回去吧，我已经有人了，但是，我一定帮你找个好媳妇。朝鲜族小媳妇就是野骡子帮他找的。

屠户们进场之后，交易就开始了，他们围着牛转来转去，一时好像拿不定主意该买哪头，但只要有一个伸手抓住了某头牛的缰绳，所有的屠户就会在三秒钟内抓住牛的缰绳，闪电般地，所有的牛就统统找到了买主。几乎不会发生两个屠户抢买一头牛的情景，如果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用飞快的速度解决。在一般的情况下，同行是冤家，但我们村的屠户在老兰的组织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团结友爱、共同对敌的战斗集体。老兰通过向屠户们传授注水法建立了自己的威信，暴利和非法把这些人聚合到了一起。当屠户们抓住了牛缰绳之后，牛贩子们才懒洋洋地靠拢过来，然后，牛贩子和屠户一对一地谈质论价，争论不休。自从我父亲的权威确立之后，他们之间的争论就变得无足轻重，渐渐地流为形式和习惯，最终一锤定音的，靠此时还蹲在墙根抽烟的我父亲。争论一阵后，屠户和牛贩子就成双成对地，拉着牛，走到我父亲面前，宛如去乡公所登记婚姻的男女。但那天的情况有点特殊，屠户们进场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走进牛群，而是在场边逛来逛去，他们的脸上挂着一种心领神会的微笑，让人看了后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当他们从我父亲面前经过时，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微笑后边隐藏着的东西更让人产生不祥的预感，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就会爆发。我胆怯地偷看着父亲的脸，他还是像往常那样，麻木不仁地抽着劣质烟卷，牛贩子们扔过来的好烟整齐地摆在他的面前，他一根也不动。往常里这些烟他也一根不动，等到交易结束那些屠户就会把地上的烟捡起来抽掉。往常里屠户们抽着从地上捡起来的烟，夸奖着我父亲的廉洁公正。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老罗老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共产主义早就实现好几十年了。我父亲笑着不说话，每当这时刻我的心里就骄傲得厉害，并且经常暗下决心：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牛贩子们也发现了那天的反常气氛，他们把目光往我们父子这边投过来，也有的冷静地观察着转来转去的屠户们。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什么似的，就像一群耐心的观众，等待着好戏的开场。

红红的太阳像一个红脸膛的铁匠从东边的麦田里升起来后，主角终于进了场。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村长老兰，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汉子，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胖，肚子还没凸出来，腮上的肉还没耷拉下来。老兰生着一部土黄色的络腮胡须，眼珠子也是黄色的，看样子不像个纯粹的汉人。他大踏步地走进场子，人们的目光全都投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脸皮被阳光照耀，显得格外光彩。老兰走到我父亲面前站住，但他的目光却越过低矮的土墙看着墙外的原野，那里太阳正在往高里爬升，大地一片辉煌，麦苗子碧绿，野花开放，发出清香，云雀在玫瑰色的天空中歌唱。老兰根本就没把我父亲看在眼里，好像土墙边上根本就没有我父亲这个人，他连我父亲都不放在眼里，当然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也许是阳光照花了他的眼睛？这是我当时的天真想法，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老兰是在挑衅。他一边歪着头向那些屠户和牛贩子说着话，一边就拉开了制服裤子的拉链，大大咧咧地掏出了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一股焦黄的液体在我们父子眼前呲呲啦啦地落下来，我的鼻子马上就嗅到了热烘烘的臊气。他这泡狗尿可真够长，伸展开来最少十五米，这泡尿他最少憋了一夜，他早有预谋地憋了一泡长尿来羞辱我的父亲。父亲眼前那十几根烟卷儿在尿液中翻滚着，很快就膨胀得不像样子。老兰掏出家伙那一瞬间，屠户们和牛贩子们发出了一阵古怪的笑声，但他们的笑声突然就停止了，就像他们的脖子都被无形的大手捏住了。他们张口结舌地看着我们，脸上都凝固着惊愕的表情。连那些早就知道老兰要跟我父亲叫板的屠户们也想不到他会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老兰的尿液喷溅到我们的脚上和腿上，甚至还有一些喷溅到我们脸上和嘴里。我愤怒地跳了起来，父亲却一动不动，像一块僵硬的石头。我破口大骂：老兰，操你的亲娘！我父亲一声不吭。老兰脸上挂着微笑，依然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父亲双目眯缝着，好像一个悠闲的农夫在欣赏着房檐上的流水。老兰撒完了尿，拉上拉链，然后转身向牛群走去。我听到那些屠户和牛贩子们都长出了一口气，不知道他们的长出气是表示遗憾呢还是表示欣慰。然后屠户们就进了牛群，很快就各人选定了要买的牛。牛贩子们也走了上去，与他们的买主们争吵着。我发现他们的争吵心不在焉，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交易上，他们虽然没正眼看我父亲，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心里想着的都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干什么呢？他并拢起双膝，将脸放在膝盖上，好像一只蹲在树杈上打盹的老鹰。我看不到他的脸，当然也就无法知道他脸上的表情。我对他的软弱非常不满，那时我只不过是个五岁的孩子，也知道老兰非常严重地侮辱了我父亲，任何一个有点血性的男人面对这样巨大的侮辱都不会忍气吞声，连我这个五岁的孩子都敢破口大骂，但我父亲一声不吭，宛如一块死石头。那天的交易没听我父亲的一锤定音就完成了。但交易完成之后，买卖双方还是按照老习惯走到我父亲面前，将一些钞票扔给他。第一个到我父亲面前扔钞票的竟然是老兰，这个狗杂种，好像他对着我父亲的脸撒尿还没出够气似的，竟然将两张崭新的十元钞票用手指弹得波波地响着，似乎要引起我父亲的注意，但我父亲还是保持着方才的姿势，隐藏着自己的脸。老兰表现出一副更加失望的样子，目光往四周巡睃一圈，然后就把那两张钞票扔在了我父亲面前。其中一张钞票恰好落在他那泡尚未蒸发完毕的狗尿里，与那些胀破了的烟卷儿混在了一起。此时，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已经死了，他把我们老罗家十八辈子祖宗的脸都丢尽了，他根本算不上一个人了，他勉强还可以算一根被老兰的狗尿泡胀了的烟卷儿。老兰扔下钱后，牛贩子和屠户们也都过来扔钱，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悲悯的表情，好像我们是一对特别值得同情的乞丐。他们扔给我父亲的钱都比平日里多了一倍，说不清是对我父亲不反抗的奖赏呢还是跟着老兰学样子冒充慷慨大度。看着那些宛如枯叶般降落到我们面前的钞票，我大声哭泣起来。父亲终于把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从膝盖上抬起来，他的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仿佛一块干枯的木板。他冷冷地看着我，眼睛里渐渐地裸露出一些困惑的神色，好像他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哭泣似的。我用爪子抓着他的脖子，说：爹，我再也不愿意叫你爹了，我宁愿叫老兰爹也不愿叫你爹了！我的声音很大，众人愣了片刻，然后便哈哈大笑。老兰对着我翘起了大拇指，说：小通，好样的，我收你这个儿子，从今之后，你可以到我家来吃来住，想吃猪肉咱就煮猪肉，想吃牛肉咱就煮牛肉。如果你能把你的娘带来，我更是举双手欢迎！我的耻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着老兰的大腿撞过去。老兰轻松地一闪身就躲过了我的撞击，我跌扑在地，嘴唇磕破，流出了黑血。老兰大笑着说：小子，刚刚认了爹就撞我，这样的儿子谁敢要？没人拉我，我只好自己爬起来。我回到父亲身边，用脚踢着他的腿，发泄着我对他的不满。父亲根本不生气，也根本不觉悟，他用那两只巨大的软弱的手，搓了搓自己的脸。然后伸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这是一个标准的慵懒无比的老公猫的动作。接下来，他低下头，慢吞吞地、认真地、仔细地，一张张地，把那些叠合在老兰的狗尿窝子里的钞票捡起来。他捡起一张就举起来对着阳光看看，好像在辨认真伪。最后，他还把那张老兰扔下的让尿泥污染了的崭新钞票放在自己裤子上认真地擦拭干净。他把钱放在膝盖上碰撞整齐，夹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缝里，往右手的拇指与中指肚上啐了一些唾沫，然后就一张张地捻着数起来。我扑上去夺他手里的钱，我想把那些钱夺出来撕得粉碎，然后扬到空气里当然最好是扬到老兰的脸上，发散一下蒙在我们父子头上的耻辱。但父亲机警地跳起来，将夹着钱的左手高高举起，嘴巴里连声喊着：傻儿子，你这是干什么？钱是没有错误的，错误都是人犯下的，你对着钱发脾气是不应该的。我左手拽住他的胳膊弯子，右手高举起，身体往上蹿跳着，试图从他的手里把那些耻辱的钞票夺出来，但我的企图在高大的父亲腋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我恼怒万分，用脑袋一下下地顶撞着他的腰。父亲拍着我的脑袋，用友好的口吻哄着我：好了好了，儿子，不要闹了，你看看那边，你看看老兰那头牛，它已经发怒了。

那是一头肥滚滚的鲁西大黄牛，生着两根平直的角，身上的皮毛像缎子似的，发达的肌肉在皮下滚动着，好像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健美运动员。它身体金黄，却生着一个怪异的白脸，这样的白脸大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是头阉过的公牛，白脸上生着两只红边的眼睛，斜着眼睛看人，脸上的表情让人感到恐怖。现在回忆起来，我想那种表情恰似传说中的太监的表情。人被阉了，性情要变，牛被阉了，性情也要变。父亲的提示让我暂时地忘了钱的事情，我转回头去看那头牛，老兰在头前牵着它，得意洋洋地往前走。他应该得意，他沉重地侮辱了我们，但是没遭到任何的反抗，这对于提高他在村子里的威信、对于提高他在牛贩子中的威信都大大地有好处。唯一一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被他征服了，从此之后在村子里更没有人敢跟他叫板了。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多少年后想起这件事我还是疑神疑鬼。那头懒洋洋的鲁西大黄牛突然停止了前进，老兰转回头用力拉着缰绳，试图强拉它前进。它稳稳地站住，似乎一点劲儿也没使，就把老兰使出的蛮劲儿化解了。老兰杀牛出身，他身上的气味就足以让一头胆小的牛觳觫不止，无论多么倔强的牛，在他的面前也只能乖乖地等死。他拉不动它，就转到牛侧，抬起巴掌，在牛腚上猛拍了一掌，同时嘴里发出一声断喝，在他的这一拍一喝之下，一般的牛连屎都要吓出来的，但这头鲁西大黄牛根本就不尿他那一壶。老兰刚在我父亲那里得了大胜利，正是一个骄兵，便不顾牛性，对着牛肚子踢了一脚。鲁西大黄牛把屁股扭了扭，哞地吼了一声，然后就低下头，往前拱了一下子，它似乎还是没用多大的劲头儿，但是老兰的身体就如一张没有多少重量的草席一样，在空中舒展开来。在场的牛贩子和屠户们被这突然的变故给惊呆了，都张着嘴，说不出话，更没有人冲上前去营救老兰。大黄牛低着头继续向前冲，老兰毕竟不是凡人，在危急的关头，他就地打了一个滚，躲开了黄牛要命的一顶。黄牛眼睛红了，又一次发起进攻，老兰靠着他的就地翻滚的好功夫一次次地死里逃生，终于抓住一个机会站了起来。看样子他受了伤，但伤得不太重。他与牛对面相峙，歪着腰瞪着眼，连眼珠子都不敢错。牛低着头，嘴巴里吐着白沫子，呼呼哧哧地喘着粗气，随时都准备发动新的进攻。老兰举起一只手，看样子是想分散牛的注意力，他那副外强中干的样子，很像一个吓破了胆但还死要面子的斗牛士。他往前蹀躞了一步，牛岿然不动，只是把巨大的头垂得更低了些，它的新一轮进攻随时都会展开。老兰终于放下了英雄好汉的架子，虚张声势地喊叫了一声，转身就跑。大牛撒开四蹄，穷追不舍，牛尾巴竖直，活像一根铁棍子。它的蹄子把地上的泥巴抓起来扬出去，好像弹片横飞。老兰狼狈逃窜，他下意识地朝着人多的地方跑去，希望能得到人们的保护，但在那种时刻，谁还顾得了他？都怪叫着逃命不迭，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幸亏大黄牛通人性，死追着老兰不放，不移怒他人。牛贩子和屠户们跑得满场散沙，有的跳墙有的上树。老兰被吓傻了，竟然对着我们父子跑了过来。我父亲情急之下，一手抓住我的脖子，一手托住我的屁股，一下子就把我扔到了墙头上。就在这一瞬间，老兰这家伙，躲到了我父亲的身后。我父亲想闪开他，但他在后边紧紧地揪住我父亲的衣服，拿我父亲当了他的盾牌。我父亲往后退缩着，老兰自然也随着往后退缩，终于退到了墙根上。父亲把手里的钞票放在牛的眼前摇晃着，嘴里唠叨着：牛啊，牛，咱们近日无仇，远日无怨，有什么事儿咱们好说好商量……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将手中的钞票对准牛眼扬过去，几乎就在同时，他猛地扑到了牛头上，将他的手指插进了牛鼻子，抓住了牛的鼻环，将牛头高高地拽起来。这些由西县牛贩子弄来的牛，几乎都是耕牛，而耕牛都是扎了鼻环的，牛鼻子是牛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我父亲虽然不是个好农民，但他对牛的了解比最优秀的农民还要出色。我骑在墙头上，热泪夺眶而出，父亲，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在危急关头，大智大勇，洗刷了耻辱，挣回了面子。屠户们和牛贩子们蜂拥而上，帮助我父亲，将白脸的大黄牛按倒在地上。为了防止它起来伤人，一个屠户用兔子般的速度跑回家，拿来一把锋利的屠刀，就在打谷场上，结果了它的生命。屠户用力过度，把它的心脏几乎戳成了两半，他拔刀出来时，一股热血从刀口里火辣辣地蹿出来，把我父亲染成了一个血人。

牛死了，众人从牛身上慢慢地站了起来。红黑的牛血还像泉水似的从刀口里咕咕地往外冒着，血里夹杂着泡沫，一股热烘烘的腥气弥漫在清晨的空气里。众人都像撒了气的皮球，身体变得瘪塌塌的。大家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没有一人开口。我父亲缩着脖子，龇出一嘴结实的黄牙，说：老天爷爷，吓死我了！众人的眼睛转移到老兰脸上，让老兰无地自容。为了掩饰窘态，他低头看牛。牛的四条腿伸直了，大腿内侧的嫩肉颤抖不止，一只蓝色的牛眼大睁着，好像余恨未消。他踢了死牛一脚，说：妈的，打了一辈子雁，差点让雁雏啄了眼睛！说完了这话他抬起头看着我父亲，说：姓罗的，今日我欠了你一个情，但咱们的事还没完。我父亲说：咱们之间有什么事？咱们之间根本就没事。老兰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动她！我父亲说：不是我要动她，是她让我动她。我父亲得意地笑着说：她说你是一条狗，她不会再让你动她了。当时，他们的话我听得糊糊涂涂，后来我当然知道了他们说的那个她就是开小酒店的野骡子。当时我就问：爹，你们说什么呀？动什么呀？我爹说：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情！老兰却说：儿子，你不是要跟我姓兰吗？怎么还叫他爹？我说：你是一泡臭狗屎！老兰说：儿子，回家对你娘说去，就说你爹钻进了野骡子的×！我父亲顿时变得像那头暴怒的公牛一样，低着头朝老兰扑去。他们的接触非常短暂，人们很快就把他们分开，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接触中，老兰折断了我父亲的一根手指，我父亲咬掉了老兰半个耳朵。我父亲吐出老兰的耳朵，恨恨地说：狗东西，你竟敢对我儿子说这样的话！

母亲吩咐我把手扶拖拉机的车厢后挡板关好，她自己去墙角上拖过来两筐牛羊骨头。她一手抓住筐沿一手把住筐底，一挺腰杆，就把筐里的骨头倒入车厢。尽是些大骨头，噼里咔啦地响。这些骨头是我们收来的废品，不是我们吃肉啃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吃出这样多的肉骨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就一点牢骚也没有了，那我就根本不去怀念我的父亲了，那我就会立场坚定地站在母亲的阵线上，与她一起声讨父亲和野骡子的滔天罪行。有好几次我曾经想从几根看起来还新鲜的牛腿骨里砸出点骨髓解解馋，但结果都是失望，卖骨头的人早就把骨髓吸干净了。装完了肉骨头，母亲让我帮她往车厢里装废铁，说是废铁，其实都是些完好无缺的机器零件，有柴油机上的飞轮、建筑脚手架上的接头、城市下水道的井盖子，般般样样，应有尽有。有一次我们还收到了一门日本造的迫击炮，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用骡子驮来的。起初我们没有经验，既然是当废铁收来的，就当废铁卖掉，我们赚的就是那一分一厘的差价。但我们很快就学精了，我们把收到的机器零件分门别类，进城去卖给各种各样的公司，建筑零件卖给建筑公司，井盖子卖给下水道公司，机器零件卖给五金交电公司。那门迫击炮找不到合适的公司卖，暂时放在家里珍藏着。即便找到合适的公司我也坚决不同意卖掉。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黩武好战，对武器爱得痴迷。父亲的私奔，使我在同龄男孩面前抬不起头来，但自从有了这门迫击炮，我就挺起了腰杆子，比有爹的孩子还神气。我曾经听到两个在村子里一贯地横行霸道的男孩子悄悄地议论，说今后可不敢随便欺负罗小通了，他家买了一门迫击炮，日本造的，谁要得罪了他，他就会架起炮瞄准谁的家，轰的一声，就把谁的家炸平了。听了他们的悄悄话，我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我们把不是废铁的废铁卖给各种专门公司，价钱尽管比同类产品低得多，但比真正的废铁价格高多了，这也是我们能在五年内盖起大瓦房的重要原因。装完废铁，母亲从厢房里拖出了一堆废纸盒子，拆开展在地上，然后她就让我从压水井里往外压水。这是我经常的工作，我知道早晨的生铁井把子温度特低，能把人手上的皮粘去。我戴了一副僵硬的劳保猪皮手套保护自己的手。这副手套也是我们当破烂收来的。我们家的大部分东西，从炕上的海绵枕芯到锅里的铲子，都是收来的破烂。有的破烂其实是根本没用过的，我头上戴着的羊剪绒棉帽子就是从来没戴过的，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军用品，散发着一股子刺鼻的樟脑味儿，帽里一个红方框标着出厂的时间：1968年11月。那时候我爹还是个尿炕的男孩子，我娘还是个尿炕的女孩子，没有我。我戴着大手套，手很笨，天气严寒，压水井里的皮垫子冻住了，边缘漏气，压着嗤嗤响，上不来水。母亲生气地喊：

“快点，你磨蹭什么？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你十岁了，连桶水都压不出来，养你管什么用？你最大的本事就是吃吃吃，如果你能拿出吃的一半本事来干活，就是个披红戴花的劳动模范……”

在母亲的絮叨声中，我的心里愤愤不平。爹啊，自从你走后，我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叫花子衣，干的是牛马活儿，可她还是不满意。爹呀，你走时就盼望着二次土改，现在我比你还盼望二次土改。父亲逃亡之后，母亲得了一个外号“破烂女王”。我名义上是破烂女王的儿子，实际上是破烂女王的奴隶。母亲的唠叨升级成了怒骂，我的自爱自恋降级成了自暴自弃。我摘掉皮革劳保手套，裸手抓住井把子，呲啦一声响，手与井把子粘在了一起。生铁井把子，你冷吧，你冻吧，你把我手上的皮肉全都粘了去吧。我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在乎，冻死了我，她就没有儿子，如果没有儿子，她的大瓦房和大卡车就丧失了意义。她还做着尽快给我结一门娃娃亲的美梦，对象都有了，就是老兰的黄毛闺女，比我大一岁，小名叫甜瓜，大名还没有，她个子比我高半头，患了严重的鼻炎，长年嗵着两道黄鼻涕。母亲妄想攀老兰家的高枝，我恨不得架起迫击炮把老兰家给轰了。母亲，你做梦去吧！我的手握住井把子，皮肤立即粘上了，粘上就粘上吧，反正这手首先是她儿子的手，然后才是我的手。我用力压着井把子，井筒里咕咕地响着，冒着热气的水涌上来，哗哗地流到桶里。我将嘴巴插到桶里，喝了几口水。她吼我，不许我喝凉水，我不理她，偏要喝，最好喝得肚子痛，痛得满地打滚，好像一头刚拉完磨的小毛驴。我提着水到了她身边，她让我去拿水舀子。我拿来水舀子，她让我舀水往纸壳上泼。泼得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水泼到纸壳上很快就冻成了冰，然后她就往上铺一层新纸壳，我再往上泼水。这样的事我们干了许多次，配合默契，十分熟练。这样的纸壳压秤，我泼到纸壳上的是水，收获的是钞票。村子里的屠户们往肉里注的是水，收获的也是钞票。父亲逃跑后，母亲很快就从痛苦中振作起来，她试图当屠户，带着我到孙长生家学徒。孙长生的老婆与我母亲是远房的姨表姊妹。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活儿毕竟不适合女人干，母亲有吃苦耐劳精神，但毕竟不是母夜叉孙二娘。我们娘儿俩杀小猪小羊还马马虎虎，要杀大牛就难点。大牛也欺负我们，对着我们翻白眼，尽管我们手里也提着雪亮的刀。孙长生对我母亲说：他大姨，你干这活儿不合适。市里正在提倡放心肉，卖黑心肉的事迟早要砸锅，咱们这些当杀手的，赚的就是注水钱，一旦不让往肉里注水，就没有什么赚头了。孙长生劝我母亲收破烂，说这活儿基本上是无本的买卖，只有赚没有赔。我母亲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孙长生说的有理，于是，我们娘儿俩就干起了收破烂的活儿。三年之后，我们就成了周围三十里内最有名气的破烂王。

我们把冻成一体的纸壳板子抬到车上，四周用绳子封好，装车到此完毕。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县城。县城隔三差五地我们就去一次，每去一次就让我伤心一次。县城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隔着二十里我就嗅到了从那里散发出来的肉香，除了肉香还有鱼香，但鱼肉都与我无缘。我们的口粮母亲早就准备好了：两个冷饽饽，一块咸菜疙瘩。如果破烂卖了个好价钱，弄虚作假蒙混过了关——这些年来收购破烂的土产公司也越来越精了，他们被各地的破烂王给骗怕了——她的心情很好，我就会得到一根油条的奖赏。我们蹲在土产公司大门外的避风处——夏天就蹲在树阴下——嗅着从土产公司前面那条斜街上飘过来的数十种香气，啃着我们的咸菜疙瘩冷饽饽。那条斜街是条肉食街，露天里摆着十几个烧肉的大锅，锅里煮着猪羊牛驴狗头、猪羊牛驴蹄、猪羊牛驴狗肝、猪羊牛驴狗心、猪羊牛驴狗肚、猪羊牛驴狗肠、猪羊牛驴狗肺、猪牛驴尾巴棍儿，案板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五彩缤纷的肉，卖肉的握着明晃晃的大刀，有的将那些好东西切成片儿，有的将那些好东西切成段儿，卖肉人的脸都红彤彤的、油嘟噜的，气色好极了。卖肉人的手指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但都是有福的手指，它们可以随便地抚摸那些肉，它们沾满了油，沾满了香气。我要是能变成一根卖肉人的手指该有多么幸福啊！但是我变不成有福的手指。我在寒风中啃着硬邦邦的冷饽饽，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母亲赏给我一根油条时，我的心情有所好转，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母亲曾经问过我：儿子，你到底哭什么？我就说：娘，我想爹了。母亲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她沉思片刻，凄然一笑，说：儿子，你不是想爹，你是想肉。你那点小心眼子怎么能瞒了我？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人的嘴巴，最容易养贵，一旦养贵，麻烦就大了。古往今来多少英雄好汉，就因为把嘴巴养贵了，丧失了做人的志气，坏了自己的大事。儿子，你不要哭，我保证你这辈子有放开肚皮吃肉的时候，但现在你要忍着，等我们盖起了房子，买上了汽车，给你娶了媳妇，让你那个王八蛋爹看一眼，我就煮一头牛，让你钻到牛肚子里，从里边往外边吃！我说：娘啊，我不要大房子，也不要大汽车，更不要什么媳妇，我只想现在就放开肚皮吃一次肉。母亲严肃地对我说：儿子，你以为我就不馋？我也是个人，我恨不得一口吞下一头猪！但是人活着就是要争一口气，我就是要让你爹看看，没有他，比有他时，我们过得更好！我说：好个屁，一点也不好！我宁愿跟我爹去逃荒要饭，也不愿意跟着你过这样的好日子。我的话让母亲伤心极了，她哭着说：我省吃俭用，饥饿为仇，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个小杂种！然后她又骂我父亲：罗通啊罗通，你这个黑驴鸡巴日出来的东西，我这辈子就毁在你的手里了……老娘也不过了，老娘要吃香的喝辣的，老娘要是吃好喝好，眼睛也会放出光，一点也不比那个骚货差！母亲的哭诉使我心中激动万分，我说：您说的对极了，娘，您如果放开肚皮吃肉，用不了一个月我敢保证，您就会变成一个仙女，比野骡子漂亮得多，到时候父亲就会扔下野骡子，插上翅膀飞回来找您。母亲眼泪汪汪地问我：小通，你说实话，到底是娘漂亮还是野骡子漂亮？我肯定地说：当然是娘漂亮！母亲问我：既然是我漂亮，那你爹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个千人戳万人弄的骚骡子？不但去找她，还跟着她跑了？我替父亲辩白道：娘，我听爹说过，不是他去找的野骡子，是野骡子先来找的他。母亲愤愤地说：都一样，母狗不调腚，公狗干哄哄；公狗不起性，母狗也是白调腚！我说：娘，您调来调去的都把我调糊涂了。母亲说：你个小杂种，就会跟我装糊涂，你爹跟野骡子的事你早就知道，可你帮他瞒着我，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不会让他跑掉。我小心翼翼地问：娘，你用什么办法不让爹跑掉呢？母亲瞪着眼说：我砍断他的狗腿！我吃了一惊，心中暗暗地替父亲庆幸。母亲说：你还没回答我，既然我比她漂亮，为什么你爹还要去找她？我说：野骡子大姑家天天煮肉，我爹闻到肉味就去了。母亲冷笑一声，说：那从今之后我也天天煮肉，你爹闻到肉味还能回来吗？我高兴地说：肯定，我敢担保，只要您天天煮肉，爹很快就会回来，我爹的鼻子灵着呢，逆风嗅八百里，顺风嗅三千里。——我用我能想到的花言巧语，鼓动着母亲，希望她怒火攻心丧失理性，带着我冲到肉食一条街上，掏出那些贴肉藏着的钱，买一堆又香又烂的肉，尽力撮一个饱，即便是活活撑死，也做一个肚子里有肉的富贵鬼。但母亲没有上我的当，她发了一通怨恨，最终还是蹲在墙角啃她的冷饽饽。看到我对她的意见大得无边无沿了，她才很不情愿地，到肉食街旁边的小饭店里，跟人家磨了半天，撒了许多的谎，说我的爹死了，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怜可怜吧，最终少花了一毛钱，买了一根油条，用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仿佛怕它长翅膀飞了，到了偏僻处，递给我，说：给，馋鬼，吃了油条可得好好干活！

垂死的猪的叫声响彻村子，煮肉的香气弥漫了村子。我们的车装好了，马上就该上路了。母亲从车座下抽出摇把子，插到车头前的十字孔里，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叉开腿，费劲地摇起来。起初几圈很是凝滞，渐渐地润滑起来。母亲的身体起伏着，动作富有爆发力，完全是男性的。柴油机的飞轮哧溜溜地转动着，排气管子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母亲把第一波力气耗尽，猛地直起腰，大口地喘息着，好像刚从水里把脑袋钻出来。柴油机飞轮转动几圈就停了，第一次发动失败。我知道第一次发动不可能成功。进入腊月之后，发动机器就成了让我们娘儿俩最头痛的事情了。母亲用祈求的眼色看着我，希望我能帮她摇车。我抓起摇把子，使出吃奶的力气，让柴油机的飞轮转动起来，然后我就撒了手，摇把子反弹回来，把我打倒在地。母亲大惊失色，我躺在地上装死，心里充满快感。如果摇把子把我打死，首先打死的就是她的儿子，然后死的才是我。无肉的生活有什么好留恋的？与捞不到吃肉的痛苦相比，让摇把子抽一下算个什么？母亲把我拉起来，上下检查了一番她儿子的身体，看看完整无缺，就把我搡到一边，用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说：

“死到一边去吧，你还能干什么？”

“我没有力气！”

“你的力气呢？”

“我爹说过，男人不吃肉，就不会长力气！”

“呸！”

她自己继续摇车，身体上下起伏，脑后的头发飘飘如牛尾。平日里摇个三五次，老掉牙的柴油机就会不情愿地叫起来，铿铿铿铿的，像一匹得了气管炎的老山羊。今天它就是不叫了，它发誓不叫了。今天是入冬来最冷的一天，阴云密布，空气潮湿，小北风像刀子般地割脸，很可能要下雪。这样的天气，柴油机也不愿意出门。母亲脸色通红，大张着口喘粗气，额头上沁出了汗珠子。她用怨恨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柴油机不着火儿是我造成的。我伪装出痛苦欲绝的样子，但心中窃喜。我可不愿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坐在比冰还要凉的手扶拖拉机上，颠簸三个小时，到六十里外的县城里去啃一个冷饽饽和半块苦咸菜，就算她大发善心奖给我一根油条我也不去。奖给我两个酱猪蹄呢？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母亲失望之极，但还是不死心，寒冷的天气既是屠宰的黄金时间也是卖破烂的黄金时间。天气寒冷，注了水的肉既不会渗漏也不会变质；天气寒冷，废品收购公司的验收员怕冷，检查得马虎，我们加了水的纸壳子就会顺利过关。她解开束腰的电线，脱掉那件土黄色男式夹克，将里边的那件当破烂收来的崭新的化纤毛衣扎到腰带里，显得短小精悍，气度不凡。那件化纤毛衣前胸上印着一串弯弯曲曲的字母，还有一个凌空打飞脚的女子。这件毛衣是件宝物，母亲在暗夜里从头上往下脱它时，它就会噼噼啪啪地放出绿色火星。这些火星子刺激得母亲低声呻吟，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只是麻酥酥的很舒服。现在我学习了很多知识，知道了那是静电在作怪，但当时却认为收来了宝贝。我曾经动过将母亲的毛衣偷出去卖掉换半个猪头吃吃的罪恶念头，但事到临头就犹豫起来，我虽然对母亲意见很大，但也经常想起她的伟大之处，她最让我不满的其实也就是不让我吃肉，但她自己也不吃，如果她自己偷偷地吃肉而不让我吃肉，那别说偷卖她一件毛衣，就是把她卖给一个人贩子，我也不会眨巴眼，但她带着我艰苦创业，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母亲带头，儿子只好跟着受，只盼父亲回来让这苦日子赶快结束。她鼓足干劲，摆好架势，深深地呼吸几次，就屏住气不喘，龇出门牙咬住下唇，将柴油机摇动起来。柴油机的飞轮获得了大约每分钟二百转的速度，这样的速度相当于五匹马力了，这样的速度如果它的燃烧系统还不做功，那这台狗娘养的柴油机就实在是太混蛋了，不是一般的混蛋，而是混蛋透顶。它就是混蛋透顶，母亲耗尽了力气，将摇把子扔在地上。柴油机冷漠无情地微笑着，一声也不吭。我看到母亲脸色焦黄，目光茫然无措，一副心灰意懒、斗志涣散的样子。母亲这样子比较可爱，我最反感最害怕的就是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样子。那样子的母亲最为吝啬，为了攒钱，恨不得带着我吃土喝风。而眼前这样的母亲，还有可能挥霍一下，擀一轴子杂面条，炒半棵白菜腚，淋几滴菜子油。在电灯照亮了我们村子十几年后，我们新盖起的大瓦房里竟然没有敷设电路。当年我们住在爷爷留下来的茅草屋里都用电灯照明了，但现在我们恢复到了用菜油灯照明的黑暗时代。母亲说她这样做并不是吝啬，而是用实际行动抗议乡村干部抬高电价搞贪污腐败。当我们守着如豆的油灯吃晚饭时，母亲的脸在昏暗中一定是得意洋洋。她说：涨吧，涨到每度八千元才好，反正老娘不用你们的王八电！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晚上吃饭连菜油灯也不点。如果我提意见，她就会说：吃饭也不是绣花，不点灯难道你还能吃到鼻子里去吗？她说的很对，不点灯的确也吃不到鼻子里去，不点灯也还是吃到嘴巴里去。碰上这样一个提倡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娘，我只能逆来顺受，半点脾气也没有了。

母亲因为发动不起来柴油机沮丧地上了街，大概是找人讨教去了吧？会不会是去找老兰？完全可能，因为这机器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老兰自然熟悉它的脾气。过了一会儿她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兴奋地说：

“儿子，点火，点火烧这个狗杂种！”

我问：

“是老兰让你点火烧吗？”

她吃惊地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说：

“没什么，那就烧吧！”

她从墙角上抱过来一堆废胶皮放在柴油机底下，从屋子里引出了火种点燃。胶皮燃烧，黄火黑烟，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前几年我们收购了大量的废胶皮，需要熔化后铸成方块，废品公司才肯收购。那时候我们还在村子中央居住，我们制造出的臭气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对，从我家院子里飘出去的带油的黑烟弥漫了整个村庄。起先是东邻的张大奶奶端着一瓢从她家水缸里舀出来的水来给我母亲看，我母亲根本不看，但是我看到了：水瓢里浮动着一些黑色的小蝌蚪状的东西，那就是我家燃烧胶皮时落下来的烟尘。张大奶奶愤怒地对我母亲说：小通他娘，你让我们喝这样的水，心里不愧吗？我们喝了这样的水会生病的！母亲用比她更加愤怒的口吻说：我不愧，半点也不愧，你们这些卖黑心肉的人家，死绝了才好呢！张大奶奶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我母亲那两只因为愤怒变得通红的眼睛，就知难而退了。后来，又有几个男人到我家里来提抗议。我母亲跑到大街上放声大哭，说几个男人联手欺负孤儿寡妇，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老兰家就在我们家后边，他掌握着批宅基地的大权，我父亲在时就在母亲的嘟哝下向他提出过批一块宅基地的请求，他等待着我们进贡，父亲根本就不想盖什么房子，当然也不会进贡。父亲悄悄地对我说：儿子，有肉我们自己吃了多好，为什么要给他吃？父亲走后，母亲也向他提出过要求，并且送给他一包饼干，但母亲刚从他家出来，那包饼干就飞到了大街上。我们烧起来胶皮不到半年，有一天在去县城的路上与他相逢。他骑着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挡风玻璃上涂着公安字样。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头盔，穿着一身黑色的皮衣。车旁的挂斗里，端坐着一匹肥胖的大狼狗。狼狗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像个饱学之士；它严肃地看着我们，令我心中发毛。当时我们的拖拉机出了毛病，母亲急得团团转，见车拦车见人拦人，拦住了就请人家帮忙，但没人愿帮我们的忙。我们拦住了摩托车，老兰掀开头盔我们才知道拦住的是他。他下了摩托车，踢了生锈的挡板一脚，轻蔑地说：这破车，早就该换了！母亲说：我计划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再攒钱换车。老兰点点头，说：行，还挺有谱气。他蹲下，帮我们把拖拉机修好。母亲拉着我对他千恩万谢，他用破布擦着手说：谢个啥。然后他用手拍拍我的头，说：你爹回来过没有？我猛地拨开他的手，退后一步，仇恨地看着他。他笑着说：好大的脾气，其实你爹是个混蛋！我说：你才是个混蛋！母亲拍了我一巴掌，斥责我：怎么跟你大叔说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给你爹写封信，告诉他，让他回来吧，就说我已经原谅了他们。他跨上摩托车，发动起机器，摩托轰鸣，排气管子叭叭地响，狼狗汪汪地叫，他大声地对我母亲说：杨玉珍，不要烧胶皮了，我马上就把宅基地批给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拿批文吧！

拿到了宅基地批文，母亲激动不安，话多得像麻雀一样。她说小通，老兰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坏，我还以为他要怎么着呢，可人家二话没说就把批文给了我。她又一次将那张盖了大红印章的房基地批文展开给我看，然后就强拉着我听她回忆父亲逃跑之后我们娘儿俩走过的艰难道路。她的语调是悲伤的，但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我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倒头便睡，等我一觉醒来，看到她披着夹袄靠在墙壁上，一个人还在黑暗中翻来覆去地讲那些车轱辘话，如果不是我从小胆大，肯定会被她吓个半死。母亲这次的长篇絮语仅仅是次彩排，等到半年后我们终于将高大瓦房盖起来那天晚上，正式的演出才算开始。那天我们还住在院子里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初冬的月光将大屋照得很是辉煌，墙壁上镶贴着的彩色马赛克闪闪发光。窝棚子四面漏风，寒气袭人，母亲的话哧哧溜溜地往外奔涌，让我联想到屠户们手里那些倒来倒去的猪肠子。罗通，罗通，你这个没良心的杂种，母亲说，你以为没有你我们娘儿俩就活不去啦？呸！我们不但能活下去，而且把大瓦房也盖起来了！老兰家的房子高五米，我们的高五米一，比他家还高十厘米！老兰家的房子用水泥抹墙，我们镶贴了彩色马赛克！我对母亲的爱好虚荣反感透顶。老兰家的房子外边用水泥抹墙，里边却用三合板吊顶，墙上镶贴着高级瓷砖，地面上铺着大理石。我们家房子外边镶贴着马赛克，里边用沙灰抹墙，裸着房笆，地面坑坑洼洼，仅垫了一层炉渣。老兰家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我们家追求的是“驴粪球儿外边光”。一缕月光照在她的嘴上，好像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她的双唇翻动不止，嘴角上黏着两朵白色的泡沫；我拉过潮湿的被子蒙住脑袋，在她的絮语中昏然入睡。

冰冷的柴油机被凶猛的胶皮火烧得吱吱怪叫，母亲趁热摇车，柴油机嘭嘭地响了几声，一股黑烟从烟筒里冒出来。我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尽管我盼望着她永远发动不起来这车。柴油机响了几声又截了气。母亲拔出点火栓，重新换了火种，然后又是一阵猛摇。柴油机终于发疯般地叫起来，母亲用手加大了油门，飞轮高速运转，看起来竟像木然不动似的，但机器的颤抖和烟筒里打出的黑烟告诉我这一次是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在这个寒冷的上午里，我必须跟着她去县城，沿着结了冰的道路，迎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进了屋，穿上了她那件白板子羊皮袄，腰上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头上戴了一个黑色狗皮帽子，手里提着一条灰线毯子。这条毯子当然也是我们收来的废品，母亲的皮袄、皮带、皮帽子也是废品。她将毯子扔到高高的车顶上，那里是我的位置，毯子是我避寒的物品。母亲坐到驾驶座上，吩咐我去打开宽大的大门。母亲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这个村子建立百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气派的大门。这是一扇用厚达一厘米的钢板和坚硬的三角铁焊起来的大门，机关枪也未必能打透。大门上刷了一层黑漆，还安装了两个黄铜的兽环。这样的大门让村子里的人敬畏，令叫花子望之却步。我开了那把母亲的铜锁，使足了劲儿将大门往两边拉开，街上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凉透了。我顾不上考虑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约有四五岁的小女孩，从牛贩子们牵着牛进村的方向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然后便是嗵嗵地狂跳，还没看清他的面孔我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

五年不见，朝思暮想，每一次都把父亲的归来想象得轰轰烈烈，但父亲真的归来竟然是这样的普通平常。他没戴帽子，一头油腻的乱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那个小女孩头发上也沾着麦秸草，仿佛他们是刚从麦草垛里钻出来的。父亲的脸有些浮肿，耳朵上长满冻疮，下巴上生着一些黑白夹杂的胡须。他的右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帆布挎包，挎包的背带上拴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他穿着一件油腻发亮的旧式军用大衣，胸前的塑料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扣子的痕迹清晰可见。他穿着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靿儿的牛皮靴子，这双靴子有八成新，几乎装到了他的膝盖，虽然靴面上沾着黄泥，但靿儿部分光亮如漆。父亲的高靿儿皮靴让我一下子就回忆起了他往昔的光荣，如果没有这双靴子，那天早晨，他在我的心目中就会暗淡无光。那个牵着父亲的手跌跌撞撞地小跑着的女孩头戴着一顶红绒线结成的小帽，帽顶上簇着一个蓬松的绒球，随着她的跑动那绒球毫无规则地跳跃。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酱红色羽绒服，衣服的下摆几乎垂到了脚面，这件大衣服使她像一个吹胀了的皮球，使她的跑动像皮球的滚动。女孩面色很黑，双眼很大，睫毛很长，她的眼睛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的相好——母亲的仇敌——野骡子。我对野骡子不但不恨，甚至很有好感，在她与父亲逃跑之前，我最喜欢到她的小酒馆里去玩，我在她那里能够吃到肉是我对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我感到她对我很亲，当我知道了她是父亲的相好之后，更是感到了一种异样的亲情。

我没有喊叫，也没有像我多次想象的那样，见到他后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向他诉说他走后我所遭受的苦难。我也没有向母亲通报他的到来。我只是闪到大门一侧，僵硬地站着，像一个麻木的哨兵。母亲看到大门洞开后，双手扶住车把，将小山般的拖拉机开了过来。就在她将车头对准了大门洞子时，父亲牵着那个小女孩正好也到了大门外边。父亲用很不自信的腔调喊了一声：

“小通？”

我没有回答，我的目光盯着母亲的脸。我看到她的脸突然变白了，眼光好像结了冰似的停止了流动；手扶拖拉机像匹瞎马，一头撞到了大门楼子的角墙上；然后她就像一只被枪子打中的鸟，从驾驶座上滑了下来。

父亲怔了片刻，嘴咧开，龇出焦黄的牙；嘴闭上，遮住焦黄的牙；然后再咧开然后再闭上。他用一种歉疚的眼神看着我，仿佛要从我这里得到帮助。我慌忙将眼睛避开了。我看到他将挎包放在地上，松开握着小女孩的手，犹豫不决地向母亲走去。他走到母亲身前时又回头望了我一眼，我再次避开他的眼睛。他终于在母亲面前弯下了腰，将坐在车下的母亲架了起来。母亲的目光还是冻的，她茫然地望着父亲的脸，好像打量一个陌生人。父亲咧嘴龇牙，闭嘴遮牙，喉咙里发出吭吭的声音。母亲突然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抓了一把。然后她从父亲怀里挣出来，转身向屋子里跑去。她的腿好像被抽了骨头，看样子软弱得像面条。她的奔跑歪歪斜斜，拖泥带水。她跑进我们的大瓦房，响亮地关上房门，因为用力过猛，一块玻璃被震荡下来，掉在地上，跌得粉碎。屋子里没有动静，片刻之后，爆发了一声笔直的长嚎，然后才是曲折的嚎哭。

父亲朽木般地立在那里，满面尴尬，嘴巴还是那样咧开合上合上咧开地折腾不止。我看到他的腮上出现了三道深沟，起初是白惨惨的，马上就渗出了血。女孩仰脸看着父亲，哇哇地哭起来。女孩用很是好听的外地口音尖叫着：

“爹爹，流血啦……爹爹，流血啦……”

父亲蹲下，抱住了女孩。女孩抱住了他的头，哭叫不止：

“爹爹，我们走吧……”

柴油机还在吼叫，像一匹受了伤的猛兽。我走上前去，关了机器。

机器声停止后，女孩和母亲的哭声显得更加刺耳。街上走过几个晨起挑水的女人，向我家院子里探头探脑，我恼怒地关上了大门。

父亲抱着女孩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谦恭地问我：

“小通，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爹……”

我的鼻子很酸，嗓子哽住了。

父亲伸出一只大手，摸着我的头，说：

“几年不见，你长这么高了……”

眼泪从我的眼眶里溢出来，他用大手擦干了我的眼泪，说：

“好儿子，别哭，你跟你娘都是好样的，看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就放心了。”

我终于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声爹。

父亲将女孩放下，对她说：

“娇娇，认识一下，这是你哥哥。”

女孩躲到爹的腿后，胆怯地看着我。

父亲对我说：

“小通，这是你的妹妹。”

女孩的眼睛好看极了，看着她的眼睛我就想起了那个给我肉吃的女人，我喜欢她。我对她点了点头。

父亲叹一口气，捡起地上的挎包，然后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女孩，走到了房门前。母亲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劲头还足得很，短时间不会停止。父亲低头想了一会儿，用手拍了拍房门，说：

“玉珍，我对不起你……我这次回来，是向你赔罪的……”

父亲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我心里感动万分，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

“我这次回来，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事实证明，你们老杨家过日子的路数是正确的，而我们老罗家的家风是错误的。如果你能原谅我……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父亲的深刻检查既让我感动又让我遗憾，如果他真的说到做到，那么即便他留下来，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吃猪头了吧？母亲猛地将房门拉开了。她双手叉着腰站在房门当中，脸色青白，双眼发红，目光灼人。父亲往后退了一步，那个女孩转到他的背后，吓得浑身颤抖。母亲像一座爆发的火山，向外喷吐着岩浆：

“罗通，你这个丧了良心的王八蛋，你也有今天？五年前你与那个狐狸精结伴逃跑，将俺娘儿俩扔了，去过你们的好日子，现在你还有脸回来？”

女孩大声地哭叫着：

“爹，我怕……”

“多好啊，连野种都生出来了！”母亲死盯着女孩的眼睛，仇恨地说，“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小狐狸精！你怎么不把那个大狐狸精也带来？她要敢来，我就敢把她的臊腚豁了！”

父亲歉疚地笑着，一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样子。

母亲把门又一次关上，隔着门骂：

“带着你的野种给我滚，我这辈子不想见到你！狐狸精把你甩了，你想起我们娘儿俩来了？滚吧，你在俺娘儿俩心里早就死了！”

母亲骂完了，到里屋里去继续哭泣。

父亲闭着眼，大口地喘着粗气，好像一个哮喘病人在做垂死挣扎。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顺畅了，对我说：

“小通，你和你娘好好过吧，我走了……”

他摸摸我的头，蹲在女孩面前，让女孩往他的背上爬。女孩个子太矮，又穿着肥大的衣服，在父亲背后爬到半截就滑下来。父亲往后探出手，抓住了女孩的小腿，然后就把她撮到了自己背上。他背着女孩站起来，脑袋往前探着，脖子伸得好长，像一头引颈就戮的牛。鼓鼓囊囊的挎包在他的腋下晃晃荡荡，好像屠户肉架子上悬挂着的牛胃。

我拉住他的大衣，说：

“爹，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我拍打房门，对母亲说：

“娘，让俺爹留下吧……”

母亲在屋子里喊叫：

“让他滚，滚得远远的！”

我从破玻璃里伸进手去，拔开插销，将房门推开，说：

“爹，你进来吧，我让你留下！”

父亲摇摇头，背着女孩就走。我拉着他的衣服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往屋子里拽他。我把父亲拽进了屋子，炉子里散发出来的热气顿时将我们包围了。母亲还在叫骂，但声音低了许多。骂过一阵后，接着就是哭泣。

父亲将女孩放下，我在炉子旁边放了两把凳子，让他们坐下。女孩习惯了母亲的哭声，胆子似乎大了些。她说：

“爹，我饿了。”

父亲从他的挎包里摸出一个冷馒头，掰成数瓣，放在炉子上烤着，屋子里很快充满烤馒头的香气。父亲解下搪瓷缸子，小心地问我：

“小通，有热水吗？”

我从墙角提过热水瓶，倒出了半缸子浑浊的温吞水。父亲将缸子放到嘴边试了一下，对女孩说：

“娇娇，喝点水吧。”

女孩看看我，好像在征求我的同意，我对她友好地点点头。女孩接过缸子，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一边喝还一边发出一种小牛饮水般的声音，十分可爱。母亲从里屋里冲出来，从女孩手里夺过缸子，用力扔到院子里，缸子在院子里滚动着，发出当啷啷的声音。母亲抬手扇了女孩一巴掌，骂道：

“小狐狸精，这里没有你喝的水！”

女孩头上的绒线帽子被扇掉了，显出了头上那两根让帽子压得歪歪扭扭的小辫子，辫子根上扎着白头绳。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扑到父亲怀里。父亲猛地站了起来，浑身哆嗦，双手攥成了拳头。我很不孝子地希望父亲给母亲一拳，但父亲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父亲揽住女孩，低声说：

“杨玉珍，你对我有千仇万恨，可以用刀剁了我，可以用枪崩了我，但你不应该打一个没娘的孩子……”

母亲退后几步，眼睛里又结了冰。她的目光定在女孩头上，好久好久，才抬起头，看着父亲，问：

“她怎么了？”

父亲低着头，说：

“其实也没大病，拉肚子，拉了三天，就那么死了……”

母亲脸上出现了一种善良的表情，但她还是恨恨地说：

“报应，这是老天爷报应你们！”

母亲走到里屋里去，打开柜子，摸出了一包干干巴巴的饼干，撕开油汪汪的包装纸，捏出几片，递给父亲，说：

“让她吃吧。”

父亲摇摇头，拒绝了。

母亲有点尴尬的样子，将饼干放在灶台上，说：

“无论什么样的女人落在你手里，都得不到好死！我至今没死，是我的命大！”

父亲说：

“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

母亲说：

“什么话你也不用对我说，你说了我也不会听，反正你即便把天说破我也不会再跟你过了，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要是有志气，我留也留不住你。”

我说：

“娘，让爹留下吧……”

母亲冷笑道：

“你不怕他把我们的新房子卖了吃掉？”

父亲苦笑着说：

“你说的很对，好马不吃回头草。”

母亲说：

“小通，走，跟我去下馆子，吃肉，喝酒；咱娘儿俩苦熬了五年，今日也该享受一下了！”

我说：

“我不去！”

母亲说：

“杂种！你不要后悔！”

母亲转身往外走去，她刚才还穿着的光板子羊皮袄不知何时换下来了，头上的黑狗皮帽子也摘掉了。现在她穿着一件蓝色灯芯绒外套，那件会放电的化纤红毛衣的高领子从外套里露出来。她的腰板挺得笔直，脑袋有些夸张地往上扬着，脚步轻捷，仿佛一匹刚刚钉上了新蹄铁的母马。

母亲走出了大门，我感到心里轻松多了。我拿起炉子上的烤馒头递给女孩，女孩仰脸看看父亲，父亲点点头，女孩就接过馒头，大口小口地啃起来。

父亲从怀里摸出两个烟头，剥开，用一块破报纸卷起来，从炉子里引火点燃。透过从他鼻孔里喷出来的蓝色烟雾，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须，看着他那两只冻疮溃烂、流出了黄水的耳朵，回想起当年与他到打谷场上去估牛时的风光，回想起跟他到野骡子店里吃肉时的情景，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为了不让眼泪流出来，我背过脸去不再看他。我突然想起了迫击炮，我说：

“爹，我们什么都不怕了，从今往后什么人也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有了一门大炮！”

我跑到厢房里，掀开那些烂纸壳子，把沉重的炮盘搬起来。我挺着肚子，步履艰难地走到院子里，将炮盘扔在当门的地方，仔细地摆好。父亲拉着女孩走出来，说：

“小通，你弄了块什么？”

我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一溜小跑进厢房，将同样沉重的三腿支架搬到院子里，放在炮盘旁边。最后一次，我扛出了光溜溜的炮筒子。我将支架支好，将炮管安装在支架和炮盘上。我的动作迅速而熟练，宛如一个训练有素的炮兵战士。我退到一边，骄傲地对父亲说：

“爹，这是日本造的82迫击炮，非常厉害！”

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到炮前，弯下腰仔细观看。

这件重兵器刚收来时，锈得像几块生铁疙瘩，我用了许多的砖头，把它身上的红锈全部打磨干净，然后我还用收购来的砂纸将它细细地打磨，连一个边边角角也不放过，炮筒子里边我也伸进手去打磨了，最后，我用收购来的黄油保养了它许久，现在，它已经恢复了青春，周身焕发着青紫的钢铁颜色，它大张着口，雄赳赳地蹲踞着，简直就像一头雄狮，随时都发出怒吼。我说：

“爹，你看看炮筒子里边吧。”

父亲将目光射进炮膛，一束明亮的光线照到了他的脸上。父亲抬起头，眼睛里光芒四射。我看出了他的激动，他搓着手说：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将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用一只脚搓着地面，伪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

“收来的，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用一匹老骡子驮来的。”

“放过没有？”父亲再次将目光投进炮膛，说：“肯定能打响，这是真家伙！”

“我准备等开春之后，去南山村找那个老头和老太太，他们肯定还有炮弹，我要把他们的炮弹全部买来，如果谁敢欺负我，我就炮轰谁的家！”我抬头看看父亲，讨好地说，“我们可以先把老兰家轰了！”

父亲苦笑着摇摇头，没说什么。

女孩吃完了馒头，说：

“爹，我还要吃……”

父亲进屋去拿出了那几块烤糊了的馒头。

女孩晃动着身体，说：

“我不要，我要吃饼干……”

父亲为难地看着我，我跑进屋子里，将母亲扔在灶台上那包饼干拿出来，递给女孩，说：

“吃吧，吃吧。”

就在女孩伸出手欲接那包饼干时，父亲就像老鹰叼小鸡似的将女孩抱了起来。女孩大声哭叫，父亲哄着她：

“娇娇，好孩子，咱们不吃人家的东西。”

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父亲把哭叫不休的女孩转到背上，腾出一只手摸摸我的头，说：

“小通，你已经长大了，你比爹有出息，有了这门大炮，爹就更放心了……”

父亲背着女孩往大门外走去。我眼睛里滚动着泪水，跟在他的身后。

我说：

“爹，你不能不走吗？”

父亲歪回头看看我，说：

“即便有了炮弹，也别乱轰，老兰家也别轰。”

父亲的大衣一角从我的手指间滑脱了，他弓着腰，驮着他的女儿，沿着冻得硬邦邦的大街，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当他们走出十几步时，我大喊了一声：

“爹——”

父亲没有回头，但父亲背上的女孩回了头，她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但一个灿烂的笑容分明在她的泪脸上绽开了，好像春兰，好像秋菊。她举起一只小手对着我摇了摇，我那颗十岁少年的心一阵剧痛，然后我就蹲在了地上。大约过了抽袋烟的工夫，父亲和女孩的背影消逝在大街的拐弯处，从与父亲背着的方向，母亲提着一个白里透红的大猪头，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她站在我面前，惊慌地问：

“你爹呢？”

我满怀怨恨地看着那只猪头，抬手指了指通往火车站去的大道。

——《收获》，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