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2]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200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犹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24页）。

所有上岸的人都需登记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了。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在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用王自己的话来说，原因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王则不一样，他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因为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王书：112页）

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

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王书：432—433页）

二、“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王书：158页）。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得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远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弊端，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王书：157页）。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完全是“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特务引导被抓人员，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王书：36页），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王书：37页）。

斯大林“大清洗”中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

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又被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288页）的“一个保卫工作者”（冯书：258页），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冯书：335页）。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司令部”，再改名为“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5]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王书：258页）。“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10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产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掳获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地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规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员“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6]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了，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书：470—471页）。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王书：351页）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有我们的同胞，大陆有我们的国土……”“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雅谑：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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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总第18期，2011年6月。

[1]王鼎钧《文学江湖》，尔雅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王书”。

[2]《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72页。

[3]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2—93页。

[4]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28页、224页、218页，以下简称“翁元”。

[6]翁元：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