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累与痛

“思想”的累与痛*

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大多数人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作者与他们不同，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50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了50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胡伯威是从少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显然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他的“接受”过程却是自动自发的。作者的中学年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横跨了新、旧中国两个阶段，他亲眼目睹了战后中国的动荡和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的衰败、混乱，也亲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虽然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在建国初开展的一切社会改造的行动，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党团领导的一切活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胡伯威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伤地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30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斗争、把斯大林塑造为列宁唯一接班人的有名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表达他们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胡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得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被胡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立即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工农大众中涌动着创造新生活的宝贵热情，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作者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住宿都免费，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胡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应该说，在50年代初，特别是在“反胡风运动”之前，国家在积极建构新意识形态秩序，对知识分子加紧进行思想整合，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升学的青年幸运得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为“马钢宪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胡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利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外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大概早已忘记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外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50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作者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胡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像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容不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作者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同志和名人的报告，但胡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取的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作者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胡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可是非常吊诡，当时的中国，正全面向苏联学习，而且是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却没有跟上苏联的新变化，“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胡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入党培养对象，个个都有这种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作者发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过对“首长”点头哈腰的现象。胡伯威偶然外出时更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50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作者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胡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作者亲眼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在北大，胡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苏联的电影和文学，虽然也强调“政治正确”，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某些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胡伯威这样的青年，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而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梗噎喉，难以容忍了。

正是在作者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称得上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揭露，对胡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而言更是石破天惊。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可是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胡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作者其时并不知道，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受苏共二十大的震动更大，其中一些同志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旦”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年轻的胡伯威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和苏联的差异性，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两国的同一性，他们以为中苏两国的差异只是在于苏联是“老大哥”，工业比中国发达，集体农庄的康拜因比中国多，科技比中国先进，人民生活的水平比中国高，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苏联提倡的，中国也会跟着提倡，殊不知完全不能把中国等同于那些有苏军驻扎、靠苏军解放而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好”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响彻云霄，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性，中国从来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取舍苏联经验的，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中国绝不会随苏联亦步亦趋，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苏联“解冻”的同时，中国风紧云急地开展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只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气候下，连老同志要理解和读懂这其间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都是不太容易的，更不要说那些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青年了。

天真的胡伯威“沉不住气”了，他觉得中国方面对苏共二十大有一种“暧昧态度”，他为此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宏文，认为这两篇文章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胡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胡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作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向党倾诉。胡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作为思想动态，刊登在当时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几十年后，胡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在刊发胡伯威来信的“编者语”中，没有对这封来信的性质直接下判断，只是说该信提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不久，《中国青年》杂志派专人来向胡伯威征求意见，并向他约稿。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寻求新发展、新路径的可能性，在有几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党的八大上，最高领导只是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没有涉及反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却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上甚至有了新提法。然而，在遥远的几万里之外的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传统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胡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胡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才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胡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作者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其时胡伯威才22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已离开了北大，如果是在北大被定为“极右分子”，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逮捕了，北大的一些“极右份子”就是在当时被逮捕的，以后被关押、劳教了二十年。胡伯威是在湖北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的，60年代初被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受冲击。胡伯威的个人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40岁。

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胡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50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胡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50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入“文革”。

胡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种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种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人们都熟悉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记得“文革”中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胡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胡伯威的书中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50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当拒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中国对苏联东欧文化又关上了大门，从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5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60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句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另册，一概加之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荼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的生机。

胡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氏是著名物理学家，一惯同情革命，抗战初，曾派遣他的学生为晋察冀根据地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平时，叶先生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50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当年的同学有一次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胡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很少见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更多的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作者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作者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得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胡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2006年3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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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思想”的累与痛—给胡伯威〈青春·北大〉的序》，发表于《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1]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236、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