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王实味的表达和体制化力量的反应，建构起现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和集体主义体制紧张性关系的经典叙述。

王表达的中心议题就是左翼知识分子以党的道德化的理想批评现实中的反道德化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在平均主义的结构中表现出对“特权”问题和“权力异化”问题的焦虑和敏感。

共产革命是以追求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为号召的，为此专门设计了“供给制”，中国革命中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具有神性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产生出巨大的动员功用和精神感召的凝聚能力。它告诉革命者，天下的无产阶级是一家，作为一种新文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金钱物质”的排拒，革命者不要“金钱物质”，但作为一个革命党，它又需要“金钱物质”，这是革命的“最高律令”。

但是这其间存在着悖论：现实中存在的等级差序是从思想转化为制度的必要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又冲击共产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过去，这两者的关系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到了王实味，他把这模糊地带截然分开，并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冲击了革命的“意义”系统，这使得王终于被“轧出”。

王实味事件是“规训和惩戒”模式的初步形成和操练，从此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依据这些规则开始运行：

1.以阶级出身为标尺判别思想纯化，阶级立场问题的突出强调；

2.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派生；

3.在对“反革命分子”斗争和处理时，对越过底线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王实味成为第一个被冤枉者。

王实味事件的又一后果是促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新身份认同：左翼知识分子是无可争议的革命者；可是他们又带有旧阶级的烙印，是需要永远改造的群体。

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满足和快乐。[1]

延安时期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公开进行的，《解放日报》上曾刊有大量的批判文章，温济泽的《斗争日记》就是最先在该报发表的。

国民党在1943—1945年出版了王的《野百合花》小册子，但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反响，盖因1943年后大后方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对王实味事件没兴趣，认为是国民党反共造谣。

有趣的是，建国后1949—1957年开展的各类思想批判斗争一般也不提“王实味”，以至于建国后王的夫人刘莹一直在等王回家。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面对新解放地区的各界人民，需要有一个“光明叙述”，王实味因而被尘封。就像建国后至“文革”初的十七年间，事实上存在的党内“路线斗争”却被遮蔽，直到“文革”，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公众才知中共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

王实味浮出水面，和国内形势有密切关联。1958年，毛写了《再批判》的按语，把王定为“右派”的祖宗，也是因为1957年的“右派”言论对毛的刺激，使其产生脉络意识，所以在反右的组织处理阶段，毛把王实味、丁玲等人二十多年前的旧文翻出来，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在“文革”初期对“三十年代文艺”和“黑线文艺”批判时再次提及王实味。1977年，公布了毛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提到王是国民党的“探子”，但是反对将其处死，这就把王实味和王事件完全公开化了，刘莹也就是在这时候才知道其夫王实味已死的确切消息。所有这些有关王实味信息的传播，都是在体制主导下进行的。

80年代，王实味第一次成为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和当时的社会“反思”浪潮相激荡。1988年问世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他助手的相关文章，以及温济泽的不断呼吁、王凡西的证明文章，促成1991年平反王实味冤案。其后凌云的文章、杨尚昆的回忆录都提到王和王冤案，王既是政治话题，又是公共话题，在这过程中，《黄河》杂志上一篇《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使王成为民间讨论的公共话题。到了90年代初王平反后，王实味的文存也正式出版了。

80年代后，王实味的思想主题得到延伸，韦君宜、李慎之、何家栋、戴煌等以不同形式延续和深化着王的主题，网络兴起后，围绕这些主题一直有持续讨论。

未来一旦张力消失，王实味事件一定会完全进入历史，唯王留下的人格上的意义，将是长久存在的。

200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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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徐光耀的回忆，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沈容：《东北坡记事》，载《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