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数学零分的历史学家

时代周报：你求学时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为什么会选择近代史？

高华：从那个年代来看，我不是抱着功利的心态去选择专业。在1978年读大学的学生更多是从自己的价值观、爱好选择的。而那些从功利角度选择读书的人太理解权力的重要。但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选择，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感觉文科的危险，我不是不愿意去学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帮”时代只读过两年初中，而且学校天天搞运动，几乎没正经教过学，高考时，我没去考数学，我的数学成绩是零分，但我的文科分数很高。数学是零分怎么去考理科呢？当时中学的数学叫做“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没有今天这样的数学的概念，而我们进历史系的时候专业也没有像今天分得那样细。我选择历史学是因为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更为具体的细分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没有系统地想过这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社会可谓是“冰河解冻”，社会开始苏醒，也充满了很多希望。虽然有很多限制，主要来讲那还是一个苏醒和开放的年代。对于物质没有太多看重，人们互相传诵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又刊登了什么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

时代周报：根据我以前读文史哲书籍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学者以占有资料为荣。我看《革命年代》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在写作中非常热心地向同行推荐新材料，我记得你提到苏联解禁史料、地方档案与台湾资料。

高华：我不太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也不好评论。每个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态也只有了解以后才能去评价，不过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在接触到了比较有意义的史料，还是愿意与同行进行分享或将新书告诉大众。历史学是非常强调实证的学问，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掌握这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材料对于自己是非常有用的，于是就会有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时代周报：你也是以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高华：我们并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历史。或许当年也有别的选择或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1949年以前的选择。虽然在1949年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些选择为什么最终又没能被选择，你可以去研究。

时代周报：你很留意一些大叙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谈到的共产女权主义问题也会涉及很多问题。

高华：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林彪、叶群，之后又用了30分钟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中国的建国60年”就遇到一位美国华裔女教授，她提交的报告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妇女》画报来作的。她指着一张幻灯片上的两位妇女向大家提问：这是谁（指邓颖超和蔡畅）呢？她自答：这是中国的“国母”。在发言时，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国母”之说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国内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们。从研究角度来看，更多称她们为“女革命家”、“妇女活动的组织者”，这两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并不是她说的女性主义者。

汉学家爱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

时代周报：与你的工作类似，有许多西方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比如说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人，你对这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外国学者有什么样的评价？

高华：总的来说，他们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从他们所处的地方和环境来谈论中国历史，尤其当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们非常容易通过西方的资料、大陆的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陆方面有时候出于国际统战的需要，会给予他们方便去查阅资料。另外西方学者一般都有比较严谨的研究态度，他们成长于美国二战以后从麦卡锡的反共主义时期到肯尼迪的缓和阶段，再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这很自然。同时，在历史上，还有相当一些美国学者有一种“左翼迷恋症”，他们把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向往转而投射到了中国的毛泽东身上，这是一个传统，而中国革命的传统确实又非常让人着迷，无论革命的意志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从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沟壑。抗战期间很多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带着理想从这里深入底层，去动员群众，进行某种社会的改良，这是很不简单的。以后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起码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还是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这种理想主义，超越了物质主义的思想追求，把国外的一些左派和自由派都“醉倒”了，我不能说这仅是一种迷恋，而是一种“醉”。他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欣赏东方的农民革命，你无法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可以设想一下，譬如我现在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并不妨碍同时在欣赏尼泊尔的无产阶级革命，你不用置身于那个环境中嘛。沙龙里的左派享受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带来的自由和安全，又革命，又前卫，当然，他们中间最激近的分子也可能不满足于在沙龙高谈阔论，他们会去陕北，去南美玻利维亚格瓦拉的丛林营地。所以冷战时期很多美国学者能够同情、理解毛泽东，而对蒋介石没有兴趣。很多外国人看国民党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对不对？蒋介石一点都不吸引人，有毛泽东的巨大个人魅力吗？他们对于蒋介石太熟悉了，同时也厌倦了，相比之下，他们对于中国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就非常欢迎，于是情不自禁就“醉”了。

时代周报：读者对历史书写者的身份的确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历史是建构起来的，你在写作的时候对以往的历史写作进行了叙事策略的分析，这一点是非常新的，在传统史学中很少见。

高华：20世纪国共双方都有对自己历史的叙述，都很重视建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更多，成效也较大，某些历史论说的社会化程度非常高，似乎国人都能有了解，都知道甲乙丙丁，这是让我感受比较深的；国民党也有，但很粗糙。我们可以理解，双方的叙述都基于对领袖的推崇和突出“合法性”，但建构历史是20世纪的一个突出现象。你可以称其是扭曲历史，但很多的时候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或突出一部分历史。

时代周报：历史书籍的出版热和阅读热持续很长时间了，作为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大众对历史的热情？

高华：读者对于历史通俗读物的热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起码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高涨的年代大家都还愿意去读历史故事。我想这和我们中国人历史情结有关，是长期历史氛围形成的。我记得有学者也提过，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把历史当作宗教来看待，因为我们没有一种西方宗教化的传统。历史给我们提供鉴往知今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对历史的感悟更多还是来自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历史学的研究者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读史，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历史学看做纯粹技艺性的东西，完全是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关联的。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离开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一百多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时间中的事件会有很多触动，特别是以历史研究为志业的人。当然我不反对把历史研究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但历史学家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历史。

时代周报：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高华：对什么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这让我觉得很幸福。另外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能亲眼看到1978年后的这种历史转折和变化。比起那些没有看见这些的人，我觉得也是值得高兴的。当然，我们生活的环境有许多的不公和不义，但我不企求一个早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一揽子解决主义”是一种空想，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甚至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们应尽自己的努力，能改进一点，就做一点。我之前说过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完美主义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

**

---

*载《时代周报》2010年3月31日，第72期，发表时名为《高华：蒋介石是一杯平庸、世俗的卡布奇诺》。记者曾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