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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绪论
八、未来的展望
五十年岁月匆匆流逝，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虽然迂回曲折，甚至有断流的时刻；但总的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更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景象。但展望前景，尚有广袤园地等待着辛勤的耕耘。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几种著述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回翔余地。北洋军阀集团既不同于古代的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近代的湘淮军阀。它是一个曾掌握中央政权达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既要从军事角度，更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诸方面统一考察其发展脉络和对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以及所应得的地位。这种宏观的整体研究可以给人们一种完整、系统的认识。但是，它还需要若干微观研究的成果来充实和支持，因而也不能漠视对大量具体事件、情况作深入、细致的研讨与论述。
北洋军阀集团主要以直、皖、奉三系为其基本支柱，而旁及地域性的军阀集团。因此，对各派军阀的单项研究将是非常必要的。近几年来，西南军阀的研究得到西南地区史学研究者的重视，对川、滇、湘、黔、粤、桂等地的地方派系进行了专门性研究，并获得成果，对整个北洋军阀派系的研究也有所启发。东北地区对奉系军阀的研究不仅过去比较有成绩，近年来更有新的发展。而直皖两系的研究则显得薄弱。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而至吴佩孚，起源早，延续长，三次大规模的军阀战争都自居一方，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兴亡相终始；皖系首脑段祺瑞为次于袁世凯的副魁，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民初政坛影响甚巨，虽然在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其他派系抗衡，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时有所动。三大派系的自身发展和相互斗争，不仅显示着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消长，也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因素的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不仅牵涉其割据与有关联的地区，也时时撼动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全局。因此，对各派系的深入研究亟待进一步开展。
军阀割据是历史存在的现实。这种地域差异往往成为形成各种社会现象的一种因素。因此，开展地域性研究也是研究北洋军阀史所必需。西方一些学者自承受到中国“方志学”的启发而开展对中国的地域性研究，如贝克(Darid D.Back)关于济南的研究，埃尔文(Mark Elvin)关于两湖的研究，舍伯(Robert K.Sehoppa)关于浙江的研究，但他们多偏重于研究各地的社会集团和经济结构，直接从军阀统治的角度进行地域性研究的著述尚少。中国学者也只有个别的专门著述(如《北洋军阀与湖北》、《山东军阀史》、《西南军阀史》等)。对于战乱频繁，争夺激烈，派系人物主要麇集的地域如北京、天津、洛阳、郑州、长沙等地域，如能从研究军阀史的角度，揭示军阀们的所作所为，描绘各色形象，无疑将成为一幅光怪生动的画卷。丰富这一亟待开拓的新领域，这应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新方向。
人物研究应是今后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力求加强的方面，过去虽已有一定的成绩，曾出版过几种人物传记，但与这段历史所包容的人物相衡量则显然不够。就深度而言，多为一般传略和简要评述，尚缺资料翔实丰富的谱传；就广度而言，犹集中于少数几个首脑人物而忽略二、三流人物，致使历史失去了应有的动态。尤其是还未见写出一本像薛立敦所写的冯玉祥传那样的著作，通过剖析一个人物来阐述军阀特点和社会背景。人物研究是个值得开拓的领域。今后不仅要有优质的人物评传、大传，而且还能对北洋军阀集团内的人物作群体的计量研究。人物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个人文献。因此，对重要人物别集的搜集整理、编次出版仍是当务之急。北洋军阀总首脑袁世凯奏牍文书数量不小，1987年出版的《袁世凯奏议》收录了自1898年至1907年间奏片800篇，而袁氏最后十来年的文献汇编也很重要，所以，比较完备的《袁世凯全集》应当继续完成未竟而中辍的编纂工作。其他有关人物的文献编辑工作也应创议进行。
开发史源是推动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北洋军阀的史料蕴藏量极为丰富，可惜开发不足。这些史源的开发渠道不外两条：一是抢救口碑，北洋当事人及有关人士虽凋落居多，然犹有存者。这些人虽难以明了全局，但提供具体细节颇多出于文字记载之外者，尤以有关人事变幻的错综复杂关系之叙述更有助于理解各种现象而得其实质，只要能慎思明辨，去伪存真，即可得补史之效，否则人亡史佚，曷胜可惜。二为公布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偏重北洋建军时期，过去虽公布一定数量，但尚大可发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原以北京收集之北洋军阀档案为基础，而成为北洋档案之宝山，近年颇多编研刊布；但愿能全部开放，裸呈于研究者面前，则档案的源头活水将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展现出无尽江山。在公藏档案之外，不容漠视的是私家档案。此类档案散置民间，不明价值者视片纸只字为废纸，而一电一稿，尺牍寸札抑或与重大人物、事件有所关联。对此广征博收，则文献幸获保存，史源将日益扩大，对研究者确为有益之支持。
北洋军阀史的研究，经五十来年的辛劳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奠定了初步基础。加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已成势所必然。它对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对促进近现代史研究的有机结合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这块肥土沃壤之中，行见奇花异卉之吐艳争芳。当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它必将与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其他课题一样，获得应有的地位。
[1]孙思白：《北洋军阀史稿》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一书中曾提出“军阀史”和“军阀统治时期历史”两个不同概念，他把军阀统治时期历史的研究范围规定为“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的发展”。见该书(中文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页。
[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年版)重印说明。孙思白：《北洋军阀统治史提纲》(《齐鲁学刊》1983年第5～6期)也标明其上下限是“1912～1928”，其第一章的标题是“袁世凯建立了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史的断限有明显的区别。
[4]台湾学者张玉法主编的《现代史论集》第五辑例言中说：“本辑题名《军阀政治》，主要概括民国五年到十六七年间军阀操持国政期间的政治情况。”
[5]《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6期。
[6]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三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43页。
[7]只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1912年12月29日)，原载《每周评论》第2号，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8页。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23卷，民国印本。
[9]《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页。
[10]鸣谦：《军阀亡国论》(1920年1月12日)，原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六号，见《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1927年4月8日胡汉民在南京检阅军队时的讲演，见《革命文献》第十六辑，台北1954年版，第563～564页。
[12]1927年9月16日蒋介石的谈话，见《革命文献》第十七辑，台北1954年版，第46页。
[13]《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6期。
[14]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15]张玉法：《民初军系史研究(1916～1928)》，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1)《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1989年版。
[1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7]莫济杰等主编：《新桂系史》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1966.
[19]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译本)第一部，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20]本文原于1968年以英文发表于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Bulletin，VOL.XXXI，Part.3上，后经陈家秀译为中文，收入张玉法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21]按照陈文征引的顺序，这些人有薛立敦(J.E.Sheridan)、费正清(J.K.Fair bank)、陶希圣、王造时、梁漱溟、戴季陶、蒋介石、胡汉民、林柏克(P.M.A.Line barger)和章有义等人。
[22]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24页。
23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第四章2，军阀的性格，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第277～278页。
[24]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5]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页。本书另有英文本与日文本分别在加拿大和日本出版。书中引述了梁启超、胡适、张作霖、吴佩孚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对“军阀”的诠释。
26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年版，第160～161页。
[27]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只能控制除山西、陕西外的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四个省份；二次革命后，他又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六个省，共为十个省，继而取得四川的控制权；但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云南唐继尧等一直处在反对和冲突的地位。直到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也未能真的实现统一。
[28]关于文治与武治之说，陈独秀早在1919年1月12日即以只眼署名著文解释说：“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镣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收人民的膏血；或者是做几道命令，来兴办教育、工商业，讨外国人的好；做几道命令来提倡道德，提倡节孝，提倡孔教，讨社会上腐败细胞的好。”(《文治与武治》，原载《每周评论》第4号，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
[29]《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
[30]薛立敦著《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事业》、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和陈志让著《中国军阀派系诠释》等著述中均有所涉及。
[31]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张謇：《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九，1914年12月家书，中华书局1931年版。
[33]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4]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3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5、19页。
[36]窦守镛等：《李纯一生的聚敛》，见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37]《天津早期民族近代工业发展简况及黄金时期资本来源的特点》，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38]《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4期。
[39]《辛亥首义回忆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40]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2页。
[41]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印本，第3页。
[42]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1927年1月31日)，《向导》第186期。
[43]北京政府陆军部编：《全国陆军目兵数目单》，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4]朱清华等1925年2月13日提《善后会议整理陆军国防案》，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务司编：《中央及各省区现有军队暨将领姓名、驻扎地点一览表》，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6]朱清华等1925年2月13日提《善后会议整理陆军国防案》，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但是，林长民在善后会议第二次大会上对整理军事大纲案发言中指出全国兵额总数应是247万余人。
[47]36万人的分驻情况是：李景林部6万余人，驻直隶；张宗昌部9万余人，驻山东；张学良、郭松龄部7.5万余人，驻京奉路沿线；江苏有奉军3.3万余人，驻南京、上海、徐州一带；东三省和热河有11万人，驻东三省及热河。
[48]如陈志让教授在所著《军绅政权》中说：“兵养得愈多愈好，军阀的权力愈大；一旦释了兵权或失去了兵权，军阀连自己的生命财产也难以保存。失掉了兵权的军阀的处境比破了产的企业家更危险。”(中文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50]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
[51]吴闿生：《北江先生集》卷九，第32页。
[52]袁世凯：《道员阮忠枢请留直隶补用并免缴留省银两片》(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见《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5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一九，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5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85页。
[55]黄远庸：《远生遗著》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
[56]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
[57]《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
[58]觉民：《天津通讯》，《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59]王建中：《洪宪惨史——京畿军政执法处冤狱录》，京兆商会联合会1925年印本。
[60]傅熊湘：《醴陵兵燹纪略》，1918年印本。
[61]1925年2月，北洋政府陆军部呈临时执政府送各省岁入与军费比较表中说：全国兵额有149至150万人左右，每年约需军费26000多万元，占1919年预算全国岁入经费49040余万元的二分之一强。林长民在善后会议第二次大会上对整理军事大纲案发言中又指出，陆军部所报兵额数不完全，应是247万余人，如此则军费支出势将更大。
[62]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66～360页。
[6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1、586页。
[6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2页。
[65]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88页。
[66]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23、625页。
[67]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28页。
[68]武陵：《反奉战争时期陕西省各方面之情况》(1926年2月10日)，《响导》第145期。
[69]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70]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71]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72]刘晓：《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刘江船：《试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争鸣》1994年第2期。
[73]任恒俊：《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
[74]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75]吴慧敏：《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
[76]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77]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78]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79]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80]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81]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82]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83]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第3页。
[84]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85]来新夏：《论近代军阀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86]黄志仁：《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
[87]黄志仁：《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
[88]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
[89]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90]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91]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92]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93]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4]孙思白：《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95]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96]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97]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98]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99]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第3页。
[100]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
[101]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102]来新夏：《北洋军阀的来历》，《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
[103]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
[104]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105]姜廷玉：《略述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
[106]王仲：《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贺渊：《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国行政管理》1991年第3期；庄鸿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张华腾：《袁世凯与民初议会》，《殷都学刊》1996年第2期。
[107]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
[108]周彦：《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
[109]单宝：《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莫建来：《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江海学刊》1990年第3期，《皖系军阀的特点及其评价》，《江海学刊》1992年第1期；胡晓：《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110]毛履平：《郭松龄事变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高红霞：《郭松龄倒戈失败剖析》，《学术月刊》1987年第12期；常城：《略论“东北易帜”与枪毙杨常》，《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陈崇桥：《试论“杨常事件”》，《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11]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韩信夫：《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与张学良东北“易帜”》，《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1日；郑敏：《略论日本干涉郭奉战争的原因》，《学术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习五一：《“满蒙铁路交涉”与日奉矛盾激化》，《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5期。
[112]章开沅、刘望龄：《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刘望龄：《张勋与“丁巳复辟”》，《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章开沅、刘望龄：《论张勋复辟的历史机缘和失败的必然性》，《新建设》1965年第3期。
[113]焦静宜：《论“张勋复辟”》，《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114]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115]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16]莫建来：《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学术月刊》1989年第9期。
[117]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118]苏有全：《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
[119]李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娄向哲：《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年第4期；郁慕湛：《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政治原因》，《河北学刊》1987年第2期。
[120]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121]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22]王宗华：《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123]赵晓天：《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124]王红勇：《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
[125]刘敬忠：《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宗华、赵晓天也基本持相同观点。
[126]喻大华：《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
[127]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28]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129]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30]潘喜廷：《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131]杜连庆：《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132]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刘桂五：《“交通系”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朱宗震：《袁世凯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33]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参阅沈家五、刘桂五、张学继、朱宗震等人的文章。
[134]张神根：《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135]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36]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137]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138]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安徽史学》1984年第5期。
[139]丁贤俊：《论段祺瑞三定共和》，《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140]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徐卫东：《段祺瑞“三造共和”之真象》，《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
[141]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42]吕茂兵：《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争鸣》1991年第1期。
[143]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4]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与探索》1980年第2期。
[145]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146]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
[147]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8]潘喜廷：《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149]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150]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51]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52]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53]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
[154]《人民日报》1982年9月11日、9月15日。
[155]高德福：《冯玉祥与国民军》，《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熊建华：《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海振忠：《从基督将军到三民主义信徒——冯玉祥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转变》，《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
[156]刘敬忠：《冯玉祥与南口大战》，《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
[157]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58]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159]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60]李文海：《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人民日报》1995年7月28日；梁溪人：《徐世昌怎样成了“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7期。
[161]《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162]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163]容庵是袁世凯的书斋名。沈、吴自承是袁世凯的门下，所以将他们记录袁世凯言行的书题作《容庵弟子记》。
[164]水竹村人是徐世昌的别署。此书为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165]此书于解放后经原作者修改，易名为《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166]武汉出版社1990年出版。
[16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1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
[170]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
[171]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