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北议和的国内外背景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结束，欧美列强特别是美国又开始把目光投注于中国，并挟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日本展开了激烈争夺在中国的霸权地位的竞争。除积极筹组四国新银行团，以打破日本在对华借款方面的垄断地位以外，还对日本在中国的政治优势地位，即通过扶植亲日的段祺瑞皖系军阀而取得的对华政局的支配地位提出了强劲挑战。其所采用的手段，一是全力支持与皖系军阀既是北洋袍泽更是政治竞争对手的直系军阀，以改变中央政权基本上由皖系一家主宰的局面。《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此曾作了一定披露道：“八九年以后，欧战终了，各国恢复其远东势力，则又相与痛抑日本，助曹锟、吴佩孚，以推倒段祺瑞。其各种借款，为额之巨，至今尚未能知其确数。”[621]二是与日本支持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针锋相对，提出了和平解决南北争端的对策，并向南北当局频频提出和平劝告。1918年9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就和平解决南北争端问题进行调停。他说：“贵国近来情形愈趋愈下，南北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长此以往，必有分裂灭亡之惨。现时前敌将士均不愿战，人人皆知，自外人观之，实无十分必战之理由。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西南声称彼等实愿和平了结，因中央政府向无诚意，此说真假不可得而知。惟伍君廷芳曾向本国驻奥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大约实有调停之余地。”在谈话中，朱尔典还很婉转地对段祺瑞一味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段为人有一定不易之宗旨固可钦佩，“惟时势变迁，有万不能坚持到底者，即当设法转圜，以顾全大局”；并提出警告道：“总而言之，此事若不早日解决，贵国将来地位实有不堪设想者。”[622]10月10日徐世昌宣誓就任总统的当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发来贺电，规劝中国南北早息争端，实现和平统一。略谓：“今贵大总统就任之日，正贵国各派首领以爱国为怀，牺牲一切息争之时，更宜和衷共济，力谋国民幸福，统一南北，而于各国际公会中亦占有其应有之地位。”[623]同日，各国使节到总统府祝贺新总统就任，推朱尔典以领袖公使身份代表全体致辞，重申了各国希望中国南北早日实现统一的态度。10月18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又专门拜谒徐世昌，就南北停战议和问题提出非正式之劝告[624]。

在欧美势力东渐，并极力促成中国南北和平统一之局的同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作了较大调整。1918年9月，段祺瑞皖系军阀的靠山寺内内阁倒台，继起执政的原敬内阁鉴于其前任内阁的对华政策在国内遭到普遍反对，在国际上又遭致欧美各国的严重不满，因而上任伊始，便调整了对华政策。一方面“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凡有助长中国南北争乱之虞的借款及其他财政援助，一律停止，给国内外以日本政策改变的印象”[625]；同时在促成中国南北和平统一问题上与欧美各国取一致态度，并俨然以最合适的调停者自居，主动请缨，愿司调停之职，“对于南北两方通告：谓需外力调停，则日本不辞其劳。对于英美通告曰：必要从中调停，则帝国有为先锋之责任”[626]。日本在中国南北和平统一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积极，目的是不想让欧美方面独擅其功，而试图由自己掌握主动权，从而既可显示其在远东包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又便于从中渔利。

东西方帝国主义在和平解决中国南北争端问题上达成共识后，便开始共同对南北双方进行逼和活动。11月19日，美、英、法、意、日五国驻广东领事一起向广东军政府递交了一份劝告南北停战息争的照会，略谓：“兹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之志趣。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各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一面谨慎从事，免除一切阻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和合态度，根据法律暨维护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内以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之所殷盼也。”[627]针对督军团极力反对与南方进行对等和谈等情况，美、英、法、意、日五国驻华公使又于12月2日联袂晋谒徐世昌，以五国政府名义致送劝告南北议和的照会。略谓：“各国正进行组织世界和平与其公理之实现，而中国内部之纷争，仍然不止，使各国组织和平及公理之实现顿生困难……欲求解决此纷争，南北宜各捐除私见，抛去法理具文，开妥协会议，根据法律，以中国国家之幸福，共谋和好，此中国境内统一之急务，且须谨慎将事，以免为世界和平之阻碍。五国政府趁此时期，对于中国南北之妥协，表示以最恳切之同情。”[628]

东西方列强对北京政府和南方军政府的迫和活动，为南北议和准备了外部条件；而中国国内和平运动的空前高涨，则为南北议和准备了内部条件。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段祺瑞等竭力推行讨伐西南的所谓“武力统一”政策，南北间的战事连年不断，致使湖南、四川等战区省份的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灾祸。1917年北洋军进入湖南，督军傅良佐允许军队“得侵入家宅”，公开进行烧杀抢掠。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平江县宣布“三日不封刀”，纵令其军队血洗该城。湖南醴陵县几经兵燹，所遭祸害尤为惨重。1918年4月27日夜，北洋军于醴陵一战后，“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掳掠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略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日暗天昏，神号鬼哭”。5月9日，北洋军在醴陵又“重燃劫火，大肆诛屠”，结果是“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有焦伤之骨”。据统计，醴陵县在军阀混战中被灾的有47901户，死伤24459人，其中被杀的有22542人。1918年7月醴陵的士绅们在请求救济的一个呈文中，曾概括地叙述了地方遭受荼毒的惨状道：“……所有庐舍，大半被毁，财物金帛，靡有孑遗，掘地及泉，室无完土，即所不欲，必毁碎而弃掷之，田畜家禽，不遗飞走，摘瓜尽蔓，采葵连根。乡民久习太平，畏见兵革，逃亡无所，转徙莫从，猝闻枪声，竞窜山谷，搜牢所及，幸免者稀。且杀掠之余，继以淫逼，夫踣于侧，气未绝而尚见其妇之衔冤，子哭于旁，声已嘶而无救于母之被玷，岂独深闺弱质，入地含羞，更有垂老穷嫠，因奸毙命。且也，见丰碑之旧冢，疑有金珠，睹黄土之新坟，谓藏枪弹，遂至轰其棺椁，取彼裳衣，男骸女骨，惨狼藉于丘山，故鬼游魂，空悲啼于冥漠。他若遮路以劫客，临田而夺牛，践稼以苦农，勒买以欺贾，虽亦骇闻，尚不足计……”[629]这不过是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所制造的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祸殃的一个事例!在连年内战的情况下，各派军阀都拼命地扩充军队，补充军火，以致军费迅速膨胀，大批人民的膏血被输入军阀的血管，其数额之大，为前所未有。1910年清政府军费开支为1.02亿元；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军费直线上升，1916年为1.53亿元，1918年更猛增到2.03亿元[630]。这些军费开支仅是中央政府的开支，还不包括地方军阀的开支在内。段祺瑞等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只得靠举借内外债度日。与前述举借外债的情形相比，段祺瑞等在举借内债方面的疯狂程度毫不逊色。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发行内债624.846万元(不包括地方军阀自行举办部分)，1919年增至2835.87万元，而1918年段祺瑞以各种名目发行的内债竟达13936.376万元，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债发行额最高的一年[631]。除此之外，还发行了国库券586.7267万元。当时中国的关税、盐税等大宗收入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因此，北洋政府各种苛捐杂税便花样百出，有增无减。据统计，1912年至1919年，田赋增加7倍，盐税增加3倍，烟酒税增加3倍，印花税增加6倍；有的地方军阀更任意强征捐税，多的竟预征到了二十年后的田赋。不难看出，段祺瑞皖系军阀的穷兵黩武、残民以逞，已经把全国特别是湖南、四川等战区省份的人民逼上了绝路。广大人民再也无法在这种战乱频仍的恶劣环境下生活下去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的一线曙光。1918年下半年以后，在世界和平局势的影响下，中国国内的和平运动也呈现空前高涨之势。“欧洲大战以后，学者见武力强大之德，不免丧师割地，为城下之盟，素称民治主义之美，方且执持大陆牛耳，以支配未来世界变化之局，以为兵不足恃。于是去兵之说，大扬其波，云奔浪涌，一倡百和，一若太古深噩之世可以立跻，全世界皆将放马归牛，以玉帛易干戈者。我国频年祸乱，民不聊生，方伯干城，拥兵败政，邦人疾首蹙额，畏兵如虎，去兵之说，更甚于时”[632]。多年来饱受军阀割据与混战之苦的中国人民，自然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因此，强烈要求南北双方顺应世界潮流，立即罢兵停战，实现和平统一。刚刚在大战中获得初步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希望战后有一个能利于他们继续发展的和平安定的环境，也积极投入到和平运动的潮流之中。天津、汉口、北京等地的总商会以及张謇、蔡元培等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痛陈南北战争的祸害，呼吁南北双方罢兵停战，实现和平统一。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还纷纷成立和平促进会、和平期成会、和平联合会等团体，以反映民意要求、促进和平统一为职志，并通过各种途径，疏通、联络南北两方政要，以促成和平之局。这些和平团体一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再则其发起与主持者如熊希龄、蔡元培、梁士诒、张謇、王宠惠、孙宝琦、谷钟秀等人，又多是名动南北，颇具政治或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就既壮大了和平运动的声势，又加快了南北议和的进程。

在国内外和平局势的影响下，北洋集团内部直、皖两系在解决西南问题上的“和”、“战”之争，终于初步分出了胜负高下，它们的势力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消长。作为“主战派”的皖系军阀因遭受和平运动的沉重打击而明显处于劣势；作为“主和派”的直系军阀则利用人民的反皖浪潮乘机扩充势力，并得到了新任总统徐世昌的支持，开始占据上风。

皖系军阀虽然一直主战，反对议和，但在国外和平劝告与国内和平运动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敛而另作打算。徐树铮在议和问题上的态度在皖系军阀中很具有代表性。1918年9月22日，徐致电同为“主战派”的皖系将领陈乐山(“祃”电)，一方面痛论议和之非，认为“我辈一开口言和，则将来气难再振，必陷逆党之计，他日即及转舵，亦不免反复之迹，非我辈所应出”；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哀叹：“今日之局，和为必不可能，明眼人皆知之，而不许人言和，又为情理所不宜。惟我辈主战之人，只好姑从默尔。”但皖系军阀并不甘心坐视南北议和的实现，因此，徐在“祃”电中又提出了“切整军实，专蓄战力，预作扶危定倾之备”的应对策略[633]。此后，皖系军阀在极力破坏议和的同时，开始加紧编练参战军，以图从根本上挽回其不利处境。

直系军阀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对南方用兵，而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南北争端。早在1917年11月，在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指使下，正在湘南前线指挥作战的王汝贤、范国璋两位直系将领与直系“长江三督”曾先后通电主和。这一来势凶猛的主和浪潮不但使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遭到重创，而且还掀翻了段祺瑞内阁这艘战船。此后，直、皖两系的“和”、“战”之争愈演愈烈，双方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化。1918年4月直系将领吴佩孚率军攻占衡阳后，便屯兵不前；嗣又与西南湘桂系军阀签订停战协定，并多次联名发表主和通电，形成了南北军阀的公开合流。直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江苏督军李纯则利用其地处南北中间位置的独特条件，“因其形势，出而调停”[634]，主动扮演起南北之间牵线人的角色。直系军阀提出“和平统一”虽有其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政策的推行起到了牵制甚至瓦解作用，有利于全国和平运动的发展。

号称“文治派”的徐世昌接替冯国璋出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以后，也顺手从冯手中接过了“和平统一”的大旗，“欲趁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635]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以摆脱各派军阀特别是皖系军阀的挟制；二是对南方投其所好，以换得他们对其总统地位的承认。10月10日，徐世昌在就职宣言中就南北问题发表政见道：“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636]为使这一“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得到有效贯彻，徐世昌一上台便委任自己的亲信钱能训为代理国务总理(后实任)，以接替段祺瑞的职位。10月23日，钱能训致电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人，正式向南方军政府提出了协商解决南北纷争的建议。次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尊重和平，内称：“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上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敌(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637]11月16日，徐世昌又下令前线军队停战退兵。这样，北京政府在谋求南北议和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北洋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的同时，军政府内部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孙中山作为军政府大元帅，除了拥护他的一部分海军外，并没有其他可依靠的武装力量。军政府所在地的主要兵力操持在桂系军阀陆荣廷和莫荣新手中，孙中山不但不能调动他们来护法，还要不时遭到他们的袭击。1918年2月，孙中山的追随者、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身亡，表明了孙中山仅有的一点点海军力量都不为地方军阀所容。

孙中山坚决主张将护法运动进行到底，反对与北洋军阀作无原则的妥协。而西南军阀与多数旧国会议员虽厕身于护法阵营，但并无护法的诚意，更无护法到底的决心。他们不过是假借“护法”之名来维护自身地位或谋求升官发财，因此，对于北京政府也不像孙中山那样直指其为非法，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即仅不承认“主战”的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而并不反对“主和”的冯国璋任大总统。其目的是想通过拉拢冯国璋来分化北洋军阀集团，以削弱甚至瓦解北洋军对南方的攻势，从而求得一时的偏安。于是，军政府内部就分裂为“真护法”与“假护法”，也即“主战”与“主和”两大阵营。当时北方派到西南进行游说的政客周廷励曾密报军政府内部的这种分裂状况说：“岑(春煊)、陆(荣廷)为主和派，政学会及中立派议员属之；孙(中山)、伍(廷芳)为主战派，过激国民党员属之。其余如海军及滇、黔与其他各群捣之代表，则主张不定……而岑、陆为实力派，孙、伍为言论派，驱岑、陆和则孙、伍派无所附丽。”[638]为了扫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西南军阀极力排斥孙中山，先是密谋成立意在与军政府对抗的西南联合会议，计划流产后，又勾结旧国会议员，于1918年5月对军政府进行了改组，将大元帅制改为政务总裁制，选举唐绍仪、伍廷芳、孙中山、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并推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由此对军阀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得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639]的结论，意识到依靠西南军阀决不可能取得护法运动的胜利，遂通电辞去军政府大元帅一职。不久，他便离粤赴沪。西南军阀攫取军政府大权以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议和的各种准备活动，除与直系将领吴佩孚订立停战协定，在湘南前线实行停火以外，还通过英国驻粤领事等渠道以及通电主和等形式，向北京政府递送议和秋波。

继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命令后，军政府也于11月23日下令停战。于是，南北军阀从互争权利、兵戎相见的“南北战争”阶段，进入到彼此分赃、讨价还价的“南北议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