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海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会在上海德国总会正式开幕。南北双方全体代表出席了开幕式[640]，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先后致词。唐绍仪在演说中对和会前途颇抱乐观地说道：“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耳。迩者时势所趋，潮流相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为犊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董，后此战争当无从起。”[641]朱启钤在演说中也信心十足地表示：“迩年以来，内争扰攘，迄于今日，国民希望和平，有如饥渴……今者两方代表团聚一堂，捐除畛域，共谋国是，自当有解决办法，以慰内外之望。”[642]但和会拉开帷幕后的情形表明，和会并没有像两位总代表所预期的那样既能顺利召开，又可致满意结果。实际上，和会是在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643]的氛围中跌跌撞撞地进行的。

自2月20日和会拉开帷幕至5月13日双方代表辞职，和会宣告破裂，这一次上海和会历时不到三个月。如果再除去3月2日至4月9日和会曾告中断的时间，则实际开议时间仅一个半月。其间共举行了八次正式会议，二十余次非正式谈话会，都是吵吵嚷嚷，毫无结果。

2月21日、22日、24日、26日、28日，双方代表相继举行了五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陕西问题和军事外交问题。

所谓陕西问题，就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等所部北洋军拒不执行停战命令，仍假借“剿匪”名义向于右任等人领导的护法军即靖国军大举进攻的问题。还在和会开幕以前，南北双方即已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后经江苏督军李纯从中斡旋，提出五条具体解决办法[644]，南方军政府才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参加和会。但这五条办法于2月13日由北京政府以命令形式公布后，陕西的战事并没有沉寂下来，北洋军对靖国军的攻势丝毫未见减弱。于是，这一问题又成了和会上南北双方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关于陕西问题，前三次会议双方代表主要讨论了两军划界、派张瑞玑赴陕西监督停战、撤销陕西督军陈树藩等具体问题，其中停战划界问题尤为双方所关注。南方代表提出两军划界应以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下令停战之日为依据，意在收复此日后落入北洋军之手的失地；而北方代表认为应以1919年2月13日解决陕西问题五条办法公布之日作为划界依据。由于划界标准问题直接关系到南北两方在陕西的地盘分配，因此，双方代表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以致虽经几次会议反复讨论，仍毫无结果。第四、五两次会议，双方代表间的会谈重点集中到撤换陕西督军陈树藩这一问题上。南方代表从于右任的迭次来函中获知，陕西每日均有战事发生，而且北洋军的攻势较以前更为猛烈，因此，在第四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撤换陈树藩的要求，认为“非即将陈树藩撤换，北京命令必不能行，陕战亦无解决之法”[645]。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南方代表还中止与北方代表进行任何其他问题的谈判，声明：“此刻除每日到会静候撤陈树藩，余事均暂不议。”[646]在随后进行的第五次会议上，他们更进而限令北京政府于四十八小时内向南方作出“圆满之答复”[647]，否则将通告外交团中止和会。徐世昌在和会开幕前曾就撤换陈树藩问题向南方表示：“和平会议如主张撤消，则我当将他撤消。”[648]这表明他并非没有去陈之心。但及至南方代表在和会上真的提出这一要求，并以中断和会相逼迫时，他又犹豫不决了。因为，陈树藩毕竟是皖系军阀的重要党羽，其所以敢抗命中央，拒不执行停战命令，背后实大有人在。这是徐世昌不能不有所顾忌的。于是，和会因撤换陈树藩问题而陷入严重危机。

在前三次会议上，南北双方代表还就军事外交问题进行了一番交涉。所谓军事外交问题，实即裁撤参战处与国防军(参战军)，公布中日间签订的密约，停支参战借款等问题。不难看出，这一问题是直接针对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它较之陕西问题更为敏感，难度也更大，因而更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结果。

3月2日，南方代表提出的四十八小时的最后期限已到，但北京政府依然没有将陈树藩撤职，开议尚不到十天的和会于是宣告中断。

和会停顿以后，全国各界人士“函电纷驰，呼救力竭”[649]，一致要求南北两方重开和会。3月22日，上海五十三个商业公团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致电南北政府及两方代表，提出他们的请求道：“商民切望和平统一，得立于国际平等、税法平等之地位。设再决裂，万劫不复，国随以亡。就此转圜，尚未为晚……请于七日内，续开和议，以定人心，而维大局。”[650]一些华侨商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认为“今日和局停顿之原因，仍系黩武派有外援款械之希望，而阻力横生”，因此，倡言与接济款械之国“断绝商业上之往来，以达促和之初旨”[651]。同时，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又几次开会，“关于吾国和议事件，有所协议”[652]，并准备提出第二次劝告。直系“长江三督”也发表联名通电，提出了“一面开议一面查办陕事之主张”[653]。迫于中外各方的压力，南北两方代表在中断和谈一个多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前。

4月9日，南北双方代表举行了和会开幕以来的第六次正式会议。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前几次会议那样因纠缠于某一具体问题，以致未能对其他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情况，双方总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各自的全部议案。南方代表所提计承前续议问题六项，新提出者十三项；北方代表所提计大纲两项，节目八项。经过讨论，双方所提议案合并为“国会案”、“财政案”、“军事案”、“政治案”、“善后案”、“承前续议案”六项[654]。此后，双方代表即围绕着这六项议案展开讨论。

从4月9日和会重新开议至5月13日和会最后破裂，南北双方代表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议。由于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去甚远，特别是在国会问题上更是绝无调和余地，因此，续开和议的结果，“仍虚糜三十余日之时间，而一无所成”[655]。其中，5月6日举行的第七次会议，虽然讨论的议题(山东问题)与南北议和无关，但却是整个和会期间唯一可资记述的一次会议。会上议决以双方总代表名义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主张须容纳中国主张，方予签字”；同时分别致电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力主保持学生爱国精神”，“凡此皆足以表明南北一家对内对外皆有一致之主张，而于代表二字，尚可差告无罪于国人者也”[656]。

在5月13日举行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项条件，即：(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3)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7)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8)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止[657]。在会上，两位总代表还主要就第五条即恢复旧国会问题进行了争辩。朱启钤表示：贵总代表如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唐绍仪则声明：如第五条不能解决，“则其他各案，不必讨论”[658]。由于双方都不愿作任何让步，和会破裂的风波遂又轩然而起。

此次上海和会从其开幕以至破裂的全过程来看，不过是南北军阀、政客间的一次分赃会议，根本不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当时的报刊《每周评论》上曾载文揭露和会的真相道：“此次会议，处处标题曰南北，果属南方之民意与北方之民意缔结和好之会议耶？亦不过特殊势力之少数武人朋分权力而已。就武人而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国利民福，岂此分赃会议所能顾此哉!”[659]和会所讨论的主要议题，“不外‘地盘’、‘势力范围’、‘位置’、‘军费’、‘借款’、‘分摊’……等事。若解剖出来，‘地盘’、‘势力范围’、‘位置’是一个权字的基础。‘军费’、‘借款’、‘分摊’是一个利字的化身。归根一句话，不外乎权利两个大字罢了。关门会议也好，闭户会议也好，横竖是没有代小百姓说话的。”[660]《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天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揭露上海和会与同期举行的巴黎和会的分赃会议实质道：“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661]

正因为如此，所以此次和会呈现出停顿之日多，开议之日少；枝节之争议多，根本之解决少的奇异特点。双方代表只知为自己一方的利益讨价还价，往返争吵；其各自内部各代表之间又因代表着不同的势力派别，以致意见杂出，时起争斗，总代表实际上徒拥虚名，毫无“全权”可言[662]；再加上皖系军阀的从中阻挠与破坏，“力往决裂一方做去”[663]，这样，和会也就只能是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欢而散了。

自5月13日和会破裂后，南北议和虽仍有余波回荡，但“除却南北政府装腔作势之外，国民方面，反比前次冷淡许多”，人们已“不把这和会放在意中了”[664]。及至北京政府改派臭名昭著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为之大哗。上海各界群众更是以同声斥骂的独特方式来“欢迎”王揖唐的到来，“传单四起，张贴于大街通衢之间，甚至以‘卖国代表’等徽号加于王氏，花样翻新，愈出愈妙”[665]。西南方面所派出的总代表温宗尧也因王揖唐实在名声太臭，拒绝与之会晤。乘兴而来的王揖唐没想到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为自找台阶下台，他竟于10月19日派人在其哈同花园住所安置炸弹，造成有人欲行暗杀的假象，然后灰溜溜地返回北京[666]。至此，南北议和终于戏剧性地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