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的经过

直奉军阀以彼此揭露对方罪状的电报宣告决裂以后，立即将战争叫嚣付诸武力行动，由于各自早有准备，所以几乎在战争信号发生的同时便摆开了阵势。

奉军将大本营设在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张作霖亲任总司令，以火车车厢为其行辕，分兵东、西两路。东路为前锋部队，布防在京奉、津浦两线，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兼；西路布防在京汉线，总司令为张作相。兵力组成如下[261]：

直军仍以保定为大本营，以东、中、西三翼对应奉军。西路总指挥由吴佩孚自兼，中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彭寿莘。兵力组成如下[262]：

在正式交战前，两军的战线迅速逼近，并发生数次摩擦。4月26日开始，由直系首先发起攻势，当日凌晨3时半，吴佩孚下令各军前进，由琉璃河、固安、永清三路同时进攻，限一星期攻到天津。当天下午双方在任邱、河间一带交火达三小时之久[263]。27日夜，东路直军在姚马渡进击李景林部，交战一昼夜，奉军占领姚马渡、南赵扶等地。28日拂晓，静海、马厂、良王庄均有接触[264]。同日，东路直军第二十六师由马厂进至唐官屯，与文安、霸县、固安、琉璃河联成一线，并进攻青县，奉军李景林部以两混成旅之兵力反攻，直军败退大城；同日，奉军连克大城、霸县。因此，吴佩孚便向全国通电，称：“奉军在琉璃河北直袭直军防地，被击退三十里”[265]，大造奉军进攻直军的舆论。在吴佩孚的指挥下，直军在东路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率第一混成旅、张国镕率第二十六师围攻马厂，并派大批骑兵由京东出通州、蓟州，奔袭卢龙，以断奉军归路[266]；在西路又以第二十三师及第十三、十四两混成旅与良乡一带奉军激战，双方死伤甚众，但良乡终为直军所占，于是又有“西路直军已追过良乡，伤敌千余，俘虏二百，获械弹无算”[267]之传说。在军情急骤升级之时，豫督赵倜任宏威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马灿林为河南援直总司令，率该旅及豫北巡缉营赴保定助战[268]，直军声威大振，而奉军却处于被动。于是，张作霖于28日晚赶至军粮城，亲自督阵。

这些正式交战前发生冲突的战讯传到北京，外交团曾两次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大略是：(1)根据辛丑条件第九条，要求京津间之交通始终保持原状，不得在铁路线内作战；(2)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3)维持北京治安，京畿30里内不得作战，双方军队均不许开入北京城内[269]。北京外交部接到照会后，即于28日将照会内容急电曹锟、张作霖，企图以“切勿因此惹起交涉，与外人以口实”[270]为理由，向双方施加压力，制止事态的发展。然而，直奉两方于战前均与帝国主义列强暗中勾通，吴佩孚先于26日便已致电北京各国公使及上海、汉口、天津等处各国领事，声明其兴兵的原因，是“为正义人道计，不得不取正当之防卫”，而且许诺“凡京师地方治安及外人生命财产，均负保证责任，战急一告结束，即行恢复交通，并恳诸友邦于战争期内，根据条约，按照公法，毋供给对方粮饷以及一切有利敌方之行为”[271]。张作霖亦于26日晚向公使团发出通告，作出“奉军方面必遵守辛丑条件，在离京师三十华里内，决不作战”的保证。尽管外交团的照会对直奉军阀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但列强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军阀混战各有用心，英、法、美等国均调军队或兵舰进入京津地区，日本还另调了三艘鱼雷艇，以备不虞[272]。

战争即将全面展开，京畿一带“人心惶惑，闾阎骚动”[273]。北京政府更陷于一片恐慌之中，虽然它已感到无力挽回危局，但仍在4月29日一日之内发布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给曹锟、张作霖，令其“督饬所属军队，立即停止攻击，凛遵前令。各将所有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听候查办”；第二道命令要求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兆尹、京师警察总监“督饬所属，严重戒备，认真防卫”；第三道命令责成京内外军民长官“对于外人生命财产，一律妥为保护，勿使稍受损害”[274]。徐世昌的命令虽然口吻强硬，但对双方军阀并无有效的约束力，就在发布命令的当日，直军在东路良王庄、中路廊坊、西路长辛店同时发动总攻击[275]，张作霖亦以镇威军总司令名义发出了总攻击令[276]。于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这次战争的起讫时间是从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主要战场可按作战地域大致分为东路、中路、西路三个方面。

东路战场接战时间最早，主要在津浦线进行。4月21日即有奉军阚朝玺部与直军张国镕部发生冲突，双方几经接触，互有伤亡，至28日便集兵于大城一带。当时直军占领县城，奉军进攻，直军以第二十六师增援，双方激战甚烈。29日午，奉军张作相统率卫队旅四营及第四混成旅一团进攻直军第二十六师之后，又调第三混成旅助战，直军不敌，退向任邱。30日上午，奉军加增李景林部万余人，并集中优势火力，以机关枪为前导，并附以骑兵，进攻任邱。正值直军难以抵御之时，王承斌部援军赶到，大败奉军，乘机追击，占领大城白洋桥。5月1日，王承斌亲自指挥部队迎战奉军，在姚马渡、白洋桥附近经过九次交锋，终于击败奉军，将军队布防于青县、大城、霸县之间，又于次日攻克大城县。奉军失守大城后，即派张学良率步兵万人、许兰洲率骑兵一旅、炮兵一团增援，直军也增加第三师之一部，双方鏖战经夜，奉军大败，向东北方的杨柳青溃退，直军遂于5月3日再攻马厂，由于奉军急调驻扎静海、杨柳青的部队助战，使直军一度失利，幸而任邱方面的援军及时赶到，才使直军得以喘息；直奉两方在姚马渡、白洋桥一带二次交锋，奉军连攻五次，直军正勉力招架之时，传来直军在中路获胜的战讯，顿时士气大增，连连反击，奉军向静海方面撤退，直军遂占马厂、青县。至此，败退后集中于静海方面的奉军尚有4个旅的兵力，曾谋组织反攻，不料5月4日传来西路奉军大败的消息，顿时鸟兽四散，直军进占静海，奉军7000余人缴械投降，直军乘胜追击，奉军残部且战且退，经杨柳青退至北仓，再退至军粮城，终于5月7日全部缴械。

从当时战争形势看，西路最为重要。西路战场虽号称为京汉路沿线，但实际作战范围仅在京西南方向的百余里之内，主要经历了长辛店、琉璃河、卢沟桥诸次大战。长辛店为西路奉军司令部所在地，由第一师、第十六师驻守。4月28日，直军张福来所部第二十四师和董政国所部第十三混成旅向长辛店奉军开战，奉军早有炮兵准备，且周围还埋设了地雷，直军死伤甚重；至傍晚时分，直军西路总指挥孙岳出兵突袭奉军，致敌死伤千余人，幸而奉军有汲金纯部来援，才使长辛店失而复得，并迫直军退兵60余里。29日晨，奉军追击直军至琉璃河附近再次交锋，直军先败后胜，复据良乡，并于晚10时由南岗洼进逼长辛店，据守长辛店的奉军一面以猛烈炮火阻击直军，一面调集第二十八师第九旅、第二旅及察哈尔骑兵旅的优势兵力向直军反攻。由于直军以村庄民房为掩护，所以连同附近南岗洼、北岗洼、水流坊、东王庄等十余村庄均被奉军的炮火击毁[277]。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算，奉军集中炮火猛攻直军阵地，情势异常吃紧，而吴佩孚严守长辛店，指挥董政国的第十三混成旅坚守阵地以疲奉军，如此奉军猛攻，直军坚守，相持一天一夜。至30日，吴佩孚下令改攻为守，直军乃从长辛店返回良乡以南。直军退走后，奉军西路第二梯队长邹芬亲临前线重新布置防御，在长辛店前方设榴霰弹炮位七座，每座架六寸口径炮三尊，由暂编第一师、第十六师及第九混成旅的兵力正面迎战，以第十九师及第二十八师在长辛店以北助战。这天拂晓，前敌直军分三路来攻，每路分火线三道，双方投入军队近10万人，这一场厮杀直至午后，然后又在南岗洼、卢沟桥、窦店、琉璃河一线流动作战，其中在琉璃河附近交战甚剧，直军由卢沟桥败退。由于双方都集中了大量兵力和火力，因此均损失惨重，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毙命。至夜，奉军回守长辛店，直军则返集良乡。5月1日黎明，由于奉军复攻而再次交战，孙岳将直军分为三路，企图以正面进攻长辛店，左右两路袭击奉军两翼的策略战胜奉军，但彼此短兵相接四次，直军死伤约千人以上，终不能达到目的，届时已近午夜，只得退守琉璃河。2日，中路正值大战，直军为阻止奉军增援，乃以猛烈炮火向长辛店和奉军阵地轰击，并派两架直升飞机投掷炸弹，奉军慑于炮火未能出战，使直军趁此得以喘息。直军多为步兵，擅长夜战，于当日夜再袭奉军，企图直捣长辛店的奉军司令部，奉军以炮兵优势拼命抵抗，猛烈的炮火直泻直军阵地，这一战虽然直军未能得手，但奉军已损耗大量炮弹。3日晚，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消耗不少，乃亲自指挥，以大队直军利用夜色再攻长辛店的奉军正面部队，先以一营兵力诱敌上钩，另派精兵第二十一混成旅绕道奉军后方，从凤凰山门头沟一带压迫奉军右侧背面，迂回攻击，并截断对方援军来路，使奉军首尾难顾，狼狈不堪。4日晨，直军径扑卢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而奉军炮弹均告用罄，一筹莫展。先是邹芬所部第十六师在门头沟投降，张景惠所部第一师及第二、第九两混成旅向卢沟桥一带溃退，直军乘胜攻克长辛店。张景惠令余部向丰台退却，吴佩孚率部追击，9时赶至丰台，严令直军只能前进，不准后退，临阵脱逃者立即枪毙，并亲率卫队在前方堵截，坚决制止任何直军溃逃。11时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突乘专车赴津，其部下秩序大乱，向张家口逃者约5000人，向廊坊、落垡逃者约3000人，其余四散，另有部分奉军由长辛店溃退经西直门至西苑，被京畿驻军解除武装，其余散兵在退逃中纷纷投降。至5日，直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吴又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向直军输诚。于是奉军前线陷于总崩溃，长辛店遂落入直军之手，奉军只好向山海关逃窜，约3万余奉军官兵缴械，西路战事遂告平息。

直军在长辛店之所以获得大捷，从而决定了整个战场的胜负局面，究其因，是由于奉军第十六师停止了战斗。第十六师原为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师长王廷桢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在直奉交战中，奉张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这和两年前直皖战争中被皖系置于前线的直系第十五师一样，使其自相残杀，以消耗直系实力。结果反使这两支原属直系的旧部，一遇有机会，便立即倒戈相向，使整个战局发生变化。

中路战场在津浦、京汉路之间。直军中路集中地在固安，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奉军张作相则驻永清县城，两军前沿相距甚近。自4月24日起便有小范围冲突，正式大战则从4月29日始，当时，直军指挥为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军为第二十七师师长许兰洲，双方均为精锐部队，起初奉军稍占优势。从4月30日至5月2日，两军大战数次，固安两度易手，均未决胜负。由于中路牵制全局，故吴佩孚亲上前线指挥直军，与张学良、郭松龄所部之劲旅在奉军所占的霸县周围多次较量。直军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使奉军受到重创。张学良为扭转战局，组织了千余人的敢死队，奋力反击，被直军击退，死伤惨重，郭松龄亦受重伤，奉军士气颓丧，溃败而退。直军夺取胜芳，并连克固安，奉军情势危急。张作相亲率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援军赶到，奋战四五小时，直军渐疲惫不支，吴佩孚得知此情况后，率领第三师之一部策应前线，并亲自临阵，以鼓士气。对阵两方虽为精锐部队，但奉军由于左右支应，战斗力大减，使直军得以抽兵北移永清。4日，直军三面围攻永清，从上午8时至下午5时，永清四周枪声不断，炮声连天，奉军终于坚持不住而败走，张作相率残部连夜逃往天津，中路战场首先告捷。直军一路追击，连克杨村、落垡，直将奉军赶至廊坊。5日，直军克廊坊，守军旅长自杀身死，千余官兵缴械，中路战争乃告结束[278]。

从双方交战开始，张作霖自恃兵械充足，一直坐镇军粮城，不料前方传来的多是战败的消息，其间虽曾亲至前线观战，但仍难挽颓局。从5月4日中路失利开始，东、西两路也先后落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结束战事，于5日带着他的行辕离开军粮城奔赴滦州。大量奉军溃兵除被缴械的以外，其余纷纷向东北方面退去。当战事已见成败之际，大总统徐世昌煞有介事地于当日向曹锟、张作霖发出命令，要求双方迅速收兵，办理善后，“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而对于这场战争的是非则只能归罪于梁士诒等人，他同日发出的通缉令中称：“此次近畿发生战事，皆由于叶恭绰等构煽酝酿而成，实属罪无可逭”。据此将叶恭绰、梁士诒、张弧褫职后逮交法庭讯办[279]。当然，这些命令无异一纸空文，直军继续追击败退的奉军，占领原奉军的地盘，并于6日进驻原奉军的大本营——军粮城，张作霖退至滦州。

直军在军事上稳操胜券以后，还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手。5月8日，曹锟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全国发出通电，申明直奉战争乃系“奉张不惜甘冒不韪，首发大难”，而直系获胜，则“由人心公理，战胜强权”[280]。报端发表吴佩孚接见记者的谈话，十分明了地表达了直系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声称：“张作霖无故进攻邻省，是彼挑战，使人民蒙害，此等行为，如有(犹)盗匪，彼何能再为东三省巡阅使及奉天督军，当然将彼之现有各职褫夺，使彼退为平民。彼若不承认此条件，余即不回洛阳。”[281]此后，直系军阀便以各种方法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削弱奉系势力的目的。曹锟于9日致电财政部：“此次战事发生，一切饷款均由曹锟与曹锐以私产出押三百万，不足又另外挪借一百八十万，今锟拟辞职归田，请归还四百八十万，以免私人负累。”[282]吴佩孚也电京索饷，称：“直军现已无以为食，请速先发二百三十万，以资维持。”[283]大总统徐世昌对直系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于次日发布了任免令，免去张作霖原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蒙疆经略使各职，听候查办；吴俊陞调署奉天督军，特任冯德麟署理黑龙江督军；特任袁金铠署理奉天省长，特任史纪常署理黑龙江省长；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这是吴佩孚以奉攻奉，挑动奉系内部分化的阴谋。所以，冯德麟、吴俊陞、袁金铠、史纪常等都拒绝接替张作霖东三省本兼各职，并于15日发出通电宣称：“北庭乱命，免去张巡阅使本兼各职，并调任德麟等署理督军等语……德麟等对此乱命，概不承认，合电奉闻。”[284]与此同时，豫督赵倜因暗通奉张，在战争中宣布“武装中立”，亦被免职，由直系健将冯玉祥接替督军位置；又特任亲直系的刘镇华暂行兼署陕西督军[285]。这样，直系军阀不仅借北京政府在政治上给予张作霖有力的一击，而且将豫、陕两省也并入了自己的地盘。

为一举全歼关内的奉军，直军特于5月10日任翼长马廉溥为北方前敌总司令，任标统米振标为北方后路总司令，专司收束奉军溃兵，并对追堵奉军有功者进行“特赏”，以资鼓励。至5月中旬，直军已将3万余军队开赴天津以北地区[286]。流散的奉军败兵慑于外交团的警告未敢入京而多经天津溃逃，他们由于伤病饥馑而狼狈不堪。有的在车站内横置如物，有的下车后即要饮食，也有的掳掠抢劫，惊扰百姓，造成社会秩序一片混乱[287]。当时，英、法、日等国列强为保护租界，已派兵12000余名驻津，并在海河各码头布置了兵舰，戒备森严[288]。在这种情势下，奉军亦不能在天津驻足，只得分水、旱两路向山海关方向退却。

张作霖这次入关作战，率师约计5师10余旅，连日三路大战，死于枪弹炮火之下约有2万余人，战伤及逃亡的约有1万余人，被直军围截缴械的约有4万余人。张作霖遁至滦州，招集残部，尚有2万余众，军费耗损约3000万元[289]。奉张虽兵败一时，失去了巡阅使及蒙疆经略使的头衔和支配中央政权的势力，但他的精锐未失，关外之潜力犹存。5月12日，张作霖得知徐世昌的命令后，立即通电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宣言东北“自治”，不受北京政府节制。通电称：“于五月一日起，宣布东三省一切政事由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铲除强暴，促进统一。”[290]并从即日开始，将关外溃散的奉军陆续向滦州集结。至15日，已达7万余人，并从吉林、黑龙江调来军队一混成旅，子弹七铁篷车，均开到古冶、开平、滦州、昌黎一带驻扎，摆出与直军再行抵抗的姿态[291]。与此同时，奉系为保存实力在军事上组织退却，派专人在营口收集从水路退回的奉军，按名赏洋5元，然后调至辽宁沟帮子编练成军，以备再战[292]。18至19日，将退下来的万余步兵、炮兵、骑兵驻守在山海关内外，将25000余官兵派至关外绥中一带驻扎[293]。在政治上，奉系则公开对抗已倒向直系的北京政府。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宣布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举张作霖为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吴俊陞、冯德麟等亦由奉天公署通电，否认徐世昌发出的调署命令。不料，奉军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滦州于20日即被直军调集的主力部队攻克，张作霖见已难以在关内立足，便将司令部移驻榆关。26日，张作霖回到奉天。奉系军队遂随之退回山海关以外。其间，直军曾在秦皇岛附近与奉军有所接触，但东北地区毕竟是奉系经营多年的巢穴，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所在，使直军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兵至山海关而罢手。

6月4日，张作霖又以省议会的名义宣称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再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同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吴俊陞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13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奉张提出警告，认为榆关战事将影响国际列车的安全，张作霖才被迫接受了英、美的停战建议。

列强对直奉双方的调解，实际上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两派军阀的影响。奉张战败后，日本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已公开表示：“万一将来战事之结果乱及日本权利有重大关系之东三省……则军事当局实有相当之考虑。”[294]而且更有人做出如下分析：“外间曾有人议论第一次的直奉战争乃为日本与英国在中国势力范围之争。因为英国此时思欲恢复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失去的华北势力范围，故乘直隶系的向北发展图重复拓建其势力。第一次奉直战争的结果，是奉天系大败，后在英国军舰上双方成立停战和议，英国因见其目的已达，不愿激进过甚，遂促成停战议和。”[295]因此，当列强派出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以调人身份出面调停双方战事时，直奉军阀均表接受。

6月17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彭寿莘(一说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和约八条，附约两款，以榆关为两军界线。和约内容为[296]：

(1)直、奉两军为维持大局统一国家之目的，双方同意罢兵；

(2)奉军之撤收，系撤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一步；

(3)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早九时至午后一时，南路有前进之处撤收之；

(4)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南路方面之部队，但直军须限于奉军撤收时之前一点钟，南路方面之部队集合于阵地后方相当之地点；

(5)于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北路之部队，直军之动作亦与第四条同；

(6)奉军两路自撤收日起，在三日内撤收完了；

(7)在奉军撤收未完之前，直军亦不得有军事上之行动；

(8)双方自签字后，若某方部队有不本此规定，而自由行动者，则此方之签字人员，须负完全责任。

附约两款：(1)直、奉两军所占之线，以二郎庙、里峪为中交线，此线以南为南路，此线以北为北路；(2)自签字后，双方均须严禁射击，倘有违犯者，即以该管官长是问，而处以严重之惩办，并一面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两人赴榆关监视两方撤兵。19日起，奉军开始撤到关外，直军除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撤回原防，两不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