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口战役
1926年1月奉直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撮合下结成“反赤”联盟，制定了“围剿南北二赤”及“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后，便开始联合对冯玉祥国民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并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国民军手中夺取了山东、河南、热河、直隶、天津等地，4月15日又一举攻占北京。国民军丧师失地，惨遭重创，不得不收缩防线，将所部主力撤至京北南口一带。
奉直联军攻占北京后，并没有就此结束与国民军的战争，而是继续派兵追击，并分路向国民军重兵把守的南口发起了进攻。惯于看风使舵的晋系军阀阎锡山见国民军失势，也倒向奉直军阀一方，参加了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军事行动。奉直晋联军的作战计划是：吴佩孚率直军主力在张宗昌直鲁联军协助下，担任南口正面的攻坚战；奉方派吴俊陞督率汤玉麟、万福麟等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以拊国民军之背；阎锡山则派商震指挥晋军出大同，截断国民军的退路，以图将国民军歼灭在塞北草原。
国民军则在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的统一指挥下(冯玉祥于1926年1月初宣布下野并于3月20日启程赴苏联考察后，便将国民军交由张之江统率)，在南口一线全力部署攻防。其作战计划是：以鹿钟麟为东路军总司令，率郑金声第一军、方振武第二军、徐永昌第四军、王镇淮第九军等部负责察东多伦至南口一线，防守奉直联军进攻；以宋哲元为西路军总司令，率石敬亭第五军、石友三第六军、韩复榘第八军等部负责察南、晋北一带，向晋北的阎锡山晋军(实力相对较弱)取攻势。张之江则在张家口统筹全局。5月18日，西路国民军分六路向晋军发起强大攻势。至6月，相继攻克得胜堡、孤山、阳高、应县、左云、右玉、怀仁、岱岳等地，雁门关外要地，尽落国民军之手。
西路晋北地区枪炮声大作，而东路南口方面则一度战事沉寂。南口是京绥铁路线上的一座小镇，距北京只有六十公里，有居庸关和八达岭等天险，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国民军除部署重兵防守外，还采纳苏联顾问普列玛科夫(中国化名为林顾问)的建议，仿照西欧最新的军事工程技术，“建筑了三道长达五十公里的防御阵地，加上通上电流的带刺障碍物，以及足以抵御中国现有炮火的掩蔽体”[30]，准备与来犯的奉直联军决一死战。但张作霖与吴佩孚因忙于争夺中央政权，一时无暇顾及南口之战；靳云鹗、李景林等在南口前线的奉直联军重要将领则因各有图谋，更无意派兵进攻，因此，尽管阎锡山一再致电催促奉军、直军火速进兵，以减轻晋军压力，但直至6月底以前，南口方面基本无战事。
6月28日，张作霖与吴佩孚为商讨组建北京政府以及“讨赤”特别是讨伐国民军等重大政治、军事问题，在北京举行“两巨头”会议。由于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在即，大敌当前，迫使奉直双方只好隐忍息争，因此，两人经过短短三十分钟的秘密会谈便在合力进攻南口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之前，也即5月31日，吴佩孚在北上途经石家庄时，便以“督战无方”、“贻误戎机”为口实，下令免去了靳云鹗十四省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由其自兼第一军总司令。而张作霖则于与吴佩孚会晤的次日，即令张宗昌将李景林军缴械。奉直双方在分别镇压了自己内部的异己势力后，便开始向南口发起总攻击。
吴佩孚自告奋勇担任南口战场正面主攻，并在长辛店设立总司令部，亲自指挥南口之战，以王为蔚任中路攻涞源，田维勤任右翼攻怀来，魏益三任左翼攻蔚县。6月29日，吴佩孚偕田维勤赴门头沟前线视察，下达总攻击令，“悬赏限三日内克怀来，以拊南口之背”[31]。但由于田部多系陕军改编，不愿对国民军作战，因此，战斗打响后，多伦方面和担任南口助攻的奉军进攻颇力，而担任南口主攻的直军则不断发生哗变，战事进展甚为迟缓。自7月中旬以后，进攻南口的主力改由奉军和直鲁联军担任。当时，北伐军已进入长沙，南方局势大变。吴佩孚急欲收复湖南地盘，因此与张作霖协商，要求将北方军事完全交由奉军负责，他自己则率所部直军专力对付南方。张作霖表示可以责成张宗昌主持南口军事，但坚持仍需直军配合作战。经商议，奉直联军遂重新部署进攻南口的兵力，吴所部直军调至南口侧翼，由三家店沿永定河进攻国民军第二、三、五军；南口青龙桥正面，改由奉军与直鲁联军担任主攻，由张宗昌任前敌总指挥；同时派韩麟春率奉军主力，由南口东侧，经永宁、延庆插入南口背后，向南口展开猛攻。吴佩孚与张宗昌、张学良往返电商，密定于8月1日凌晨3时各路发起总攻击，并“限三天攻下怀来、蔚县、涿县，逾期惟长官是问”[32]。8月1日晨，奉直联军发起全线总攻击，与国民军在东山口、昌平北之新店、白羊城、白帝城、高崖口、安家庄、清水涧几个地方展开激战，张宗昌、张学良、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战况空前激烈。国民军虽拼死抵抗，但终因兵力相差悬殊，加上长城附近山洪暴发，军用桥梁多被冲毁，后方接济异常困难等因，致使多道防线被奉军突破。除东路南口战事告急以外，国民军在北路、西路也连连失利，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在北路，奉军吴俊陞部于7月下旬攻克多伦后，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库勒河攻沽源正面，一由丰宁出潮河攻独石口侧面；在西路，阎锡山晋军配合奉直联军大举反攻，连克广灵、偏关等战略要地，嗣又由浑源、偏关、天镇三路猛攻，企图截断京绥路国民军的退路。已是三面受攻的国民军为免于被包围分割，不得不于8月13日放弃南口。14日，奉军于珍部乘势攻占南口。19日，奉军万福麟部由多伦、沽源，攻占了张家口。同日，晋军攻占大同、怀仁，22日克丰镇，26日又进占平地泉。国民军溃散，余部五六万人，向绥远、甘肃方向退却。历时四个月之久的南口战役，终于以国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虽惨遭失败，但这一战役本身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却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首先，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的奋勇抵抗，沉重打击并削弱了奉直军阀。在整个南口战役中，奉直晋联军伤亡数在5万以上；发生哗变和向国民军投诚的更是不在少数。担任南口正面主攻的吴军田维勤部初有兵力6个旅、5万余众，后因部下几次哗变，整旅整团地投向国民军，最后只剩下两个旅的兵力[33]，战斗力大大减弱，致使吴佩孚不得不向张作霖提议改由奉军担任南口主攻。除了直接消灭奉直军阀相当一部分有生力量以外，南口战役还使奉直军阀相互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矛盾趋于激化。南口战役初期，即有国民军与孙传芳、靳云鹗、李景林秘密结盟抗奉的酝酿。四方代表穿梭往返，密议商定：“(一)孙传芳进兵山东驱逐张宗昌；(二)李景林占据天津阻止奉军南下，并援助孙传芳打山东；(三)靳云鹗由娘子关进兵山西并与大同方面之国民军夹击晋阎；(四)田维勤进兵南苑、通州一带，与南口方面之国民军合力驱奉军出关。”[34]奉系方面侦知此事后，急忙收兵后退，以防不测。5月中旬，张宗昌将进攻南口的军队调回山东，以防备孙传芳的进攻。张学良也将北京及京奉线北京至天津段的奉军撤往唐山、开平，大有放弃进攻南口之势。虽然后来吴佩孚与张作霖都清除了各自内部的异己势力，并通过在北京的会晤消除了相互间的猜疑，又在联合进攻南口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这种内部纷争与分化，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奉、直军阀的势力，更使它们进攻南口的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施，以致最后陷入了既要进攻南口，又要应付北伐军进攻的南北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其次，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吸引牵制了奉直军阀的主力，对北伐军长驱直入湘鄂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直接加速了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胜利进军。北伐军出师湖南时，吴佩孚的主力正陷于南口，无法分身南下，因此只好将湘省防务交由在湘的杂牌军担任。这些杂牌军虽在兵力上明显占据优势，但却是乌合之众，战斗力较弱，根本抵挡不住北伐军的强劲攻势。因此，北伐战争打响后，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占领了湖南全省。及至南口战役结束，吴佩孚率部匆匆南下，于8月25日到达汉口时，北伐军已经突入鄂境，兵临战略要地汀泗桥。吴虽在汀泗桥投入重兵防守，想把北伐军挡在桥南，但已是回天乏术，无力挽回整个两湖战场上的不利处境了。可见，如果不是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牵制了直军的主力，则北伐军在两湖肯定会经历更多的恶仗，进展也不会如此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