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伤风还不好，不能工作，近来身体感到软弱，群、烽他们全在病中，我应该小心自己。

H告诉我，昨夜她和丈夫又争吵了，她很是恐惧，他简直要疯狂，控制不了自己的病态，他要毁灭自己所最爱的东西，要杀死自己和杀死她。他像一个被囚禁的狼，无力闯破这樊笼，又不甘心这样下去，他嫉恨一切，仇恨一切，只有我和他的女儿他还认为有人性……这真是无可奈何的悲剧，没有终场的悲剧。他们始终没有恋爱过，她确是有文学才情的，从她的儿首古体诗里可以看出，但这是应该转一个方向发展的，她只是有些光彩的金属碎片，需要连结，需要磨砺。

这对夫妇是一双没被洗炼和发展的天才，我只能用宽大的温情“养育”着他们，我应该负起这责任，不要走到毁灭的路上去！……

下午去看芬，我要尽可能给她以欢喜，虽然我有时要勉强自己。

把周扬的文章又看了一遍，觉得里面没有什么太恶毒的地方，有些道理是对的，只不过老生常谈而已。烽他们是敏于感受的，我应写一篇文章指出周几点嚣张的地方，以慰他们。

……

“横眉一注目，铁骨带柔肠，情动心如锁，理至语如钢。”―这四句很能抓住我的性格。

夜间又和李又然谈得很深，他带着忏悔述说着自己过去的堕落，和一个比利时女人恋爱的故事。他读过《同行者》，说得到了两点启示：①人是可以做一切罪恶错事的，单看他事后如何处理事情。②人是不应过度逼迫的，应该给以思量自己忏悔的机会的。

我又听取了大量的，热情的称赞和同情，他是真挚的，我愿意接受。他说他原先想不到我在艺术上会有这样完满的成就，他很为中国人喜悦和骄傲。罗曼·罗兰同他说过，人只要生活下去，就没有最后的忏悔，这话是对的。李说罗曼·罗兰是发现天才的天才者。

一个人应该敢于称赞人，同时能自然地容忍别人在自己的面前称赞别人或述说自己。

没有不受影响的天才，影响是引导天才发芽牛痘似的苗。

很晚才睡下。明晨拟写答周扬文章。

给张仃150元钱请他绘鲁迅画像。

兰州吴寿泉（伍修权）来访。

陈云来信问洛男处置事。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算把回答周扬的文章写完了，约七千字，自己觉得还深沉有据。烽、群看过了，也认为满意，只有欧阳山要我在说蒲宁才能上加上轻蔑，我拒绝了他，我憎恶这偏狭，小气，不敢于承认别人的长处的怯懦。

……

前夜去文化俱乐部看电影，太模糊，没看完就走了。

昨晨接到陈云的信，他述说了关于洛男处置的经过。一个人一定要坚决地和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和根源来不断战斗，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悲凉……不动摇，不后退，锻炼自己的战法和勇气。战斗起来一定要残酷，要不动声色，笑着战斗。我知道我这一生就要在战斗中，悲凉中……这才是我生命最真实的粮食。

要像一头凶狠的兽，咬住不放，宁可挣扎断了自己的牙齿。

《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注）

时间：七月二十日左右

地点：延安、杨家岭、文抗分会内

参加者：白朗、艾青、舒群、罗烽、萧军

小引

日来为了天雨，大家全很闷，就要寻些题目来做闲谈的材料。《解放日报》也就是材料底来源之一。周扬同志这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更是三段里面的最后一段，因为是提到了在延安“有些弄创作的同志”。我们虽然不一定全在那“有些”里面，但也不一定就在那“有些”以外。但这是无关的，究竟我们是“弄创作”的，就把我们的“漫谈”也摘记几条，算作周扬同志的“漫谈”底一点补充。如果不可以；就算作大家对周扬同志作品关心底回响，我们想周扬同志是应该喜悦的了。所谓“有声胜无声”。周扬同志在他的文章题目上第二天曾追加上一个“漫”字（这大概不会是排字工人同志无意漏脱）这办法很好。因为既然“漫”就可以随便说说了，如果有人挑眼，那是应该被碰钉子的。我们就也仿照了这办法。

一、埋伏着的主题

在“小引”里已经说过，对于周扬同志这篇“漫谈”，比较引起大家兴趣的还是“之三”。因为“之一”，“之二”等篇，虽然也说得很有道理，从外国到中国，从荷马到王国维；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也确曾引过近乎十几位伟人和作家的名言和主张，以及周扬同志自身所主张的“创作家多体验生活”，去前线，去农村，以至于他被讥为“前线主义者”，“但我却至今不以我的主张为错误”等……这确是没有什么错误。不过，关于这些事大家从书本（《新文学教程》，《文学与生活》）之类或别人的口头是懂得一些的了。虽然还不会把它们连补起来写成文章，算为自己的理论，但却觉得这文章对于那些“多次”给周扬同志来信的，在前方的文艺工作者们似乎更有用些。这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该懂得或接受这些可珍贵的道理，而是说“懂得”和“实做”，究竟有时还很难。这大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吧？比方我们不独主张创作家多体验生活，去前线，去农村……对于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我们是也主张应该这样做的。从大的方面说，理论与批评也就是一种创作，它也许比一个创作家应该知道得更广更多和更深些……。不然的话，是不是可能发展为“书斋主义”的理论批评家，以至于后方的“前线主义者”；都市的“农村主义者”，以至于不流血流汗的“血汗主义者”……？一般地说，人们对于这样“者”们“家”们底主张是没有多大兴味的。理由，大家是颇清楚的了。

周扬同志“之三”的“漫谈”里，所埋伏的……也可说要表明的―主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在延安创作家不能写出东西所根据的理由是不能算为理由的。主要是“写什么”?

自己写不东西来，应该怨自己（无能或不会适应新环境，不懂呼吸新鲜空气等）那不能“锉子怨天高”，“脚大怨鞋小”以至于“拉不出屎来怨茅房臭”。

如此“义正词严”底“春秋笔法”创作家当然无话好说。可是人间事究竟还是人间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对于一件事底看法和反应，当然也就不同。这下面先把周扬同志所推翻的两点理由―物质的，精神的―和一点主张与断定，实验着漫谈漫谈。

二、吃肉、拿津贴、刊物太贫乏了……

大概准有一些没出息的创作家，因为自己想肉吃，就编排一套理论。拿创作不出作品为理由，用大思想家（好像是恩格斯罢―周扬原注）的话作根据……就形成了这样“有趣的解释”：

“……人类文明是靠吃肉类来的，而我们肉吃得太少了，或者说因为我们的食物缺少维他命C，营养太不够。”

当然，我们很愿意举出一点证据来，给这样贪馋的人一个耳光，来赞周扬同志这里驳斥的正当。比如：托尔斯泰，伯纳．萧，甘地……就全是不吃肉的。不过麻烦的是他竟把先哲恩格斯这样人物抬出来了，这就很难办！而托氏和萧氏等，又究竟是人类中的少数，现在我们就只好承认“人类文明是靠吃肉类来的”。这样说起人要吃肉不独有生理上的根据而且有历史和哲学上的根据了。这和吃饭，睡觉，结婚等等应该是一般光明正大。就是不借任什么理由―创作之类―仅仅就说“我要吃肉”，也不能就算为“有趣的解释”罢。在延安来说不怎样吃肉的人，大约不外下列数种：一，自愿不吃肉；二，生理上不能吃肉；三，像周扬同志一般自己有小厨房，有时某机关请客经常有些外肉吃等等。此外不要吃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吧？不信，谁高兴就来调查统计一番。

恩格斯是否真的那样说过，我们还不能确定。据书载（什么书记不清了）俄国作家柴霍甫创作的时候，总要喝鸡汤（当然能喝鸡汤吃肉的不一定就能写出像柴霍甫那样作品来），不然就写不出；还听说延安有一位知名的学者，也有柴霍甫同样的毛病。汽车行动是靠汽油；动物靠血液。能够有好汽油、滑油……汽车行动起来它的速度不同，它的寿命也不会浪费；人大概也可以这样打个比方罢。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解释”。这是含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的成分在里面的；也决不能就作为强调吃肉，要求维他命C而且要把它“正规化”来作一番“有趣的解释”的。我们敢于这样说：凡是到延安来的―连一个小鬼也在内―他们决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底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一般。其次，因为不愁衣食……就不写稿子的作家，也许是有，但这不能算为作家的。刊物太缺乏这是事实，这事实的根源大家也明白……。总之，这一切事实，并不是那样有趣！周扬同志是应该更深一点来看看，思索思索，太轻飘地发言论事，有时就容易犯点太天真的嫌疑。周扬同志，也曾提到：

“我们过的原是一种新的生活，而创作在这里又是自由的，为什么会写不出来或写得很少呢

莫非在新的生活面前创作才能会枯窘了吗？当然不是。”他自己回答了“当然不是”，我们还愿意补充一句，一个真正的作家，无论在新或旧，自由或不自由……的生活里，从广义来说，他们底创作永久是继续着的！才情绝没有枯窘的时候，只有那样原本并无才情，为了某种关系，而站了起来，虽然在新的生活里面，自己却依然迷恋着古旧的梦境，模习着古旧生活的方法和方式，唱着用新形式遮瞒起来腐朽了的内容的古旧的歌底一类的人们……才有这感觉，他们的运命才有这可悲的“枯窘”底结局。

三、太阳中的黑点

因为上面那些“唯物的”解释“虽或不无理由”，周扬同志说，“却不能使我们满足”。接着他就根据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从“灵魂”方面出发找根据了。第一个提出的就是“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这是用以说明着光明的，新的生活中也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

太阳里有黑点的学说，我们也记不清是哪位天才的科学者―但绝不是文艺作家或理论家―发明的。据说太阳里的黑点一多起来，太阳的光与热就要起变化，将来不独人类要灭亡，太阳自身也要崩碎！不过拿这来做革命过程中的“黑点”来比拟，表面上看起来是说得过去，如果再细一追究就有些不妥。应该注意这是两个不同的“黑点”，而且结果也不会相同：前者是随着它的历史，物理学上必然的现象，黑点是要吃尽光明的地方的，一切光明将要变为自己的反对物―而崩碎；后者的“黑点”虽然也是随着它底历史而来的，但它是有机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它―黑点―也将要变为它自身的反对物―光明。如今我们该不是讨论这黑点有没有的时候，而应是怎样―更有效，更快些―处置这黑点的问题。若仅是反复地说明着一件事，而不想―更有效地―改变一件事，这在某一方面看起来，就有把自己的“黑点”合理化的嫌疑。那，无论怎样来解说。不用说，周扬同志是懂得这黑点的，所以特别提出来昭示给大家：太阳也有黑点呀―鲁迅先生也早就说过了“革命里面有血污”。凡是到这新社会来的人，他们主要是追求光明，创造光明，另一方面对于“黑点”也不会全没想到，而且也绝没有因了这黑点而对光明起了动摇；不忍耐地工作，不忍耐地等待着……。但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恶，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这除非他本身是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所以周扬同志那些解释和说明：什么作家走着他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和那生活的步调不一定合得很齐呀；微微觉得失望呀；生活却是实在跑到他前头去了呀；有一种旧的意识的或者习惯的力量绊住了他呀……。这些说明和解释的正确程度如何，在这里且不必谈，但我们却觉得这仅是周扬同志个人的经历―他也是艺术知识分子呀！―或者臆想，一般事实是不会这样简单的。所以说这种解释说“虽或不无他的理由”，“却不能使我们满足”的。

接着他又想起了被斯大林同志称为“苏维埃最优秀的诗人”玛雅阔夫斯基，以及他自杀的事。这用意当然很好，可以给某些想学玛雅阔夫斯基那样处理自己生命底办法者一点警惕。玛氏（简称）自杀的原因是不是如周扬同志所引的“爱的船在生活上撞碎了。”那句诗就可以包括了一切，还是另有原因，这一点我们仍然是知道得不多。如仅就那句诗的意思来看，好像“爱的船”指的是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上碰碎了，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也许，玛氏那时候还不懂“太阳里有黑点”这学说；再就是那时候苏联的现实“生活”底礁石太多或者太顽强锋利了！聪明人是不重复第二次错误的。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操有玛氏这样“爱的船”的人不要碰碎了自己；同时那些生活里的礁石如果不是真的“礁石”，也应该躲一躲罢。不独毁灭像玛氏那样天才诗人，就是随便毁灭一个“人”，这对于走向光明的社会里，也绝不是光荣的事啊！记得在一本文艺杂志上曾有玛氏一位英国女朋友写他的回忆文章时，提到过，在苏联一直到一九三二年，还有些卑俗的市刽不肯出版玛氏的全集，甚至图书馆里还排斥它……。（不知确否）一直到玛氏的妹妹得了斯大林的手信，说：国人如果有看轻或糟蹋玛氏的片纸集字的，便是罪恶。从此全国才“鸦雀无声”了，玛氏的纪念每年举行了，研究玛氏的会也成立了……。从这事的一方面我们看出斯大林对于一位天才是如何的尊重，这确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我们却为斯大林以外的―更是那些起始对玛氏攻击污蔑，后来“鸦雀无声”―的人们，有点害羞！周扬同志借用作家的嘴也说过：“大的方面很痛快，小的事情却常弄得人不舒服呢；上面的同志很好，下面同志可实在机械呢，等等，等等。”玛氏底自杀，大概不是为了“大的方面”或者是“上面的同志”吧？一座最小的礁石也可以粉碎一只船；一块不大的石块也可以弄翻一列火车……因为他们自身常是进行得太勇猛了！和它们相反的一片随波流来的木片，是不会遭到这样运命的。

真正科学的革命方法，主要在于有远见，怎样尽可能避开一切无谓的损失，决不是“经验主义”或“补救主义”。虽然这“补救”或“经验”也是必要的。

四、写甚么问题

从“唯物的”解释到“精神的”解释，周扬同志全不能满足，他的一点主张与断定是这样的：

“作家在这里写不出东西，生活和心情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关创作本身的一个问题，写什么的问题，我想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完成周扬同志的断定底完整性，我们不妨再引伸两句：“怎样写”和“写得怎样”。不过这断定在我们却认为不能满足或是“最重要的原因”了。这大约也是因了各方面的看法和感受不同的缘故。一个真正的战士，无论遇到怎样不同的复杂的敌情地形，虽然他会稍稍迟疑或选择，接着他就一定会找好了掩蔽物，利用他所能用的武器开始了射击。决不会长时间在火线上仿徨的。一个真正的创作家，也是如此的。我们只听说过为了“怎样写”或是“写得怎样”有时感到苦闷的作家―但这很快就会解决―却很少听说过为了“写什么”而哀叹着的人。我们愿意提示周扬同志一声，这断定是不可靠的。玛雅阔夫斯基大概不是不懂得“写什么”的诗人吧？照我们看，主要还是应该从周扬同志所认为“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里面―更是关于那“黑点”―上寻找解决比较也许能有用些。这就是说，应该寻找那些能够妨碍一个战士不能尽兴地作战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原因吧―补充或消灭它。

五、“打通心”的方法

周扬同志从谈话和作文中，近来是似乎是很努力于“打通心”的主张了。据他说人们彼此不能接近融洽―除开绝对利益或主张相反―就是因为心没打通。这主张很对，中国人不也是常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以及诗句上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心心相印”，催眠术上的“他心通”等等吗……。可是一实行起来就要遇到困难，说起来像是很容易，这里面也确实包含很重要的“打”底方法和态度问题，如果不作一番好好的研究呢那也许会收了相反的结果。“通”心的规律无论在人情上还是科学上。总不外一“感”一“应”。、也就是电子上的相吸相拒的道理。感力要强，应力也就越大―当然有时因为某种原因也许相反―者这就是“相对论”很简单的道理。要想强，就得纯或真，第一要先清除那里面不纯不真的杂质，就是说，要先“通”了自己，也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有点“唯心”说法的嫌疑）。也就是“打通心”基本态度问题，而后对于方法再稍稍研究一番，我们想如周扬同志所说：

“不错，作家常为自己设下一个圈子，不容易叫人打破。”这圈子即使再坚固顽强或多一些，只要肯打，不断地打，打的态度和方法能够好好随时随地检点纠正一番，用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虽然不会全“迎刃而解”，大概也总可以有些收成吧？这是用不到深深J慨叹的。至于作家们是不是“常为自己设下一个圈子，不容易叫人攻打”？这圈子是怎样“设”下来的，是天生的吗？个人所好吗？还是为了“以圈子报圈子”，我们想这也是值得大家思索和研究一番的。更是如周扬同志所主张“打通心”的一般的人。“反省和正当的解释”在这里是“必要的”了。

“而且在延安的作家几乎都和革命结有．血缘的，他们可以说都是革命的亲骨肉。”

一点不错，我们相信周扬同志这话是对的而且是真诚的。在中国这个特别的国度里，如果夸张点说，文艺作家他一直是走在革命队伍的前锋的，他们几乎担当了全面的战斗从那被杀害、被囚禁的对比的数量来说，就是个铁证。至于他们为了革命的缘故：囚禁、放逐、被侮辱、穷困、不自由，以至于放弃了作家有l在社会上，经济上应该占有的地位和权益……就仅仅是想从“无产阶级”那里讨一个馒头吃吗？还是仅仅为了到这里来争取吃肉或是补充维他命C，以至于被特殊地“优待”着？周扬同志说过了那上面的真诚话，可是接着又吐出了这样忧心的慨叹：

“这里大概不会出纪德，也更不至有布宁罢。”这种忧心和慨叹也是应该的！因为革命究竟是革命，不独可能出纪德以至于布宁，就是连托洛茨基、布哈林那样一串血腥的反革命的孱头，不也是出过了很多么？更何况，好像纪德并没有宣言过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布宁根本就没参加过革命的一类的人？据我们所知道的纪德“反革命”唯一的凭证，就是《从苏联归来》的那本小书，此外好像他还没有发过反苏联以至共产主义的宣言，甚至到希特勒那里讲条件或拿津贴，以至于作出卖朋友卖同志等等的恶行。布宁是怎样积极地进行反革命的工作我们不清楚，不能随便胡说，仅仅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不同意革命，要与自己的阶级共存亡的作家而已。像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以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的姿态出现，根据自己错误的观点，引伸出错误的理论而走向反革命的道路；用自己的手间接直接，有意无意，从反面或正面……把成千成万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战士绞死，比较起来像纪德和布宁也不过是“思想犯”而已罢。

在中国革命过去是出过若干类似托洛斯基，布哈林了，将来是不是还要出？我们不敢预言。而且也决不希望！至于中国的纪德，布宁是否能出呢？当然也还是个疑问，这应该以革命主观的力量和历史条件为决定的。总之，能够消灭这未来出托洛斯基以至布宁的条件根源，该是上策，这又要说到“黑点”问题了。周扬同志是不赞成“作家把自己看得比别人特殊，那实在是要不得的心里”的，接着他却又指出“但延安却必须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作家特别地被理解，被尊重着。”确是的，这里比起“国民党”统治下以至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地方，对作家们底虐杀侮辱，不关心等等……那是有天上地下分别的，因为我们是反对他们底某些政策和主张，那是使人类历史后退的。但我们却希望在这里这“被理解，被尊重”更切实更深刻些。

最后我们诚恳的愿意说，周扬同志这种“打通心”的态度和方法是应该反省一番的，或是利用“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要太怜惜自己吧。更是对于你自己所说的和革命结有血缘的，革命的亲骨，肉的作家们。中国究竟不是苏联，时地也不同·，····一切事情和典故如果不加选择地运用起来，那在哲学上也许就容易走进“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什么主义”的前途？

我们不独是看重“自我批评”，“我外批评”，甚至“敌人的批评”的。敬质周扬同志，未知然否？

一九四一七．二十七．

注——此文载延安410801《文艺月报》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