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辨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奏命史臣纂修宋、辽、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会稽杨维祯尝进《正统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维祯，字廉夫，号铁崖，人咸称之曰铁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当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睹皇帝诏旨，起大梁张□（此处原文为框）、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祯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余言，谨表以上者右。伏以历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于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统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共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高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灭盗而不始于武德。稽之千古，证之于今。况当世祖命伯颜平江南之时，式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桢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冒干天听，深惧冰兢，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辩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于人乎？故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于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于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和，唐始于群盗既夷之后而不始于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三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于南之后，拘于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于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势浸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九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于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于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昪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于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闰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虏，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于五代之年，皆细注于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于宋矣。有待于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厄，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矧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 不得以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于《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咈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巨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观览经史，有志于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於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巨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于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辩》，以伺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