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　民众生活

北京的生活节奏总是不紧不慢，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比较简单。

当然，和其他地方一样，那里也有残暴不仁的工头，

也有提心吊胆的商人和卑鄙下流的政客，

但整体上说，北方人的生活态度是朴实谦逊的。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梁实秋·《北平年景》

我们在前边已经提过北京的胡同与小巷。它们避开了宽敞的大路，但距离主要的街道又不算太远，为北京增添了不少的魅力。北京城宽展开阔，给人一种居住在乡间的错觉，特别是在那秀木繁荫的庭院，在那鸟雀啾啾的清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和繁忙的大道不同，胡同纵横交错，彼此相通，有时也会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引到某座幽深静谧的古刹。胡同里听不到车马的喧闹，除了偶尔有几个人力车跑过，绝没有大车小辆的嘈杂纷乱。胡同里有时也可能看见三五成群的孩子在玩弹子游戏，或走街串巷的小贩打着铜锣叫卖捏成小猫小狗状的糖果。所有的人家都是高墙护院，大门紧闭。即使是开着门，院内也必定有漆成绿色的屏风挡住外来的视线。

胡同的名称最能体现其具有乡土气息的特色与风格。它们的名称多由当地居民所起，因此总是那么生动形象。名字用词全是方言土语，并不求风雅。如“羊尾巴胡同”。不用文绉绉的“羊尾”而用“羊尾巴”。“马尾巴胡同”、“牛犄角胡同”以及“弓背胡同”，“弓弦胡同”等等，这些名字得自胡同的形状。其他一些名字也同样简单，如“甜井”、“奶妈”、“竹竿”、“小哑巴”、“大哑巴”等等。但这些名称的写法多少经过了一点儿加工，用了一些同音异义字。如“大哑巴胡同”写成了“大雅珍巷”，关键的词用同音字替换了。外国公使聚居的“东河米巷”则改成了“东交民巷”。“干鱼胡同”写成了“甘雨胡同”，发音完全一样。还有一些名称得自行业或以某种货品出名的店铺，如“赵氏锥子巷”，“灯市”等等。

在北京和在中国许多别的城市一样，单看门脸儿，你无法断定一户人家的规模，因为门脸儿是故意修得让人上当的。“藏财不显财，显财招盗来”这一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除非观察围墙的长短，有时可以借助房屋卷檐的顶盖，否则你无从知道一户人家的真实情况。有些人家装上朱红大门，镀金门环闪闪放光，门口可能还有两尊石狮，这些当然是大户人家。但绝大多数人家喜欢小门，而且在门后还修个屏风，漆成绿色，把里外隔离，外边的人绝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如何。幽静孤芳是中国人住宅建筑的最基本指导思想。家是专属家人与密友的地方。

中国人住宅的设计形式比较单一：一个砖石铺地的院落提供一个幽闭自守的活动空间，完全与外界隔绝。宽敞的院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根据主人的条件可能点缀着假山花木，也可能只拉一根线绳晾晒衣服，但一个约两尺高的金鱼缸总是不可或缺的装饰。简朴的人家也许只栽一棵枣树或石榴就算了事。

每座庭院都自成一体。大户人家意味着庭院众多，这些庭院由带有顶盖的走廊连接在一起，这些走廊一面有墙，半开半闭，中有月亮门或六角门与别的庭院相通。一座庭院实际上相当于楼房的一个“单元”，有寝室，有书房，有会客室，也有厨房。所以在中国，妯娌住在一起是可能的。她们同住一座大院，共走一个大门，虽然每家并非完全独立，但各行其事，不受他人打扰。

中国的花园总要给人一种惊喜，一览无余是绝对不可能的。游园的人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来到了花园的尽头，但突然出现了一扇小门，门外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或许又会看到一座小园儿，中有菜地一片或葡萄几株，独木桥横跨小溪。有些豪门大院装修更为复杂，设有石亭露台。有一家的亭阁三面环绕荷池，那里从前曾作为演戏的舞台，家人与亲友坐在对岸一座厅里观看演出。但在一些贫民聚居区，常是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大院。大院总是长方或正方形，房子有正房与东西厢房之分。

北京人，有些是身高六英尺的满族人，强壮、纯朴，具有北方人土生的雅谑感。他们与上海油腔滑调略带女人气的男子和娇弱的女子明显不同，与那座现代港口城市里近于野蛮的人力车夫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人认为只有参观北京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当然，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或“纯粹的”中国人，但种族的差异总是存在的。我是东南沿海的福建人，但我对江南地区那种柔弱懒散的人们没有多大的好感，虽然他们的文化更为发达一些。对气质纯正的北方人，我却充满了由衷的倾慕。北方的中国人也许得益于北方各种血统的融和，得益于汉人与来自蒙古人和鞑靼人的通婚。否则的话，这一族人的活力也许不会保存到今天。北方的文化虽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北方人基本上还是大地的儿女，强悍，豪爽，没受多大的腐蚀。

北京的生活节奏总是不紧不慢，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比较简单。当然，和其他地方一样，那里也有残暴不仁的工头，也有提心吊胆的商人和卑鄙下流的政客，但整体上说，北方人的生活态度是朴实谦逊的。他们的基本需求简单无几，只求过一种朴素和谐的人生，居室差强人意，谋生手段简便顺心，家人忠诚团结，舒适的床铺与足数的饭碗，再加上些许零用钱，这些就构成了他们心满意足的人生。不必大福大贵，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当然也不能缺衣少食，忍饥挨冻，这是一种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在求生的奋斗中，有一种亦庄亦谐的情感起主导作用，但追求远大的目标理想时，北方人却也不受它的羁绊。这种极难诉诸文字的精神正是老北京的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而且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解释了北京人的轻松愉快。艺术当然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艺术家却以一种超然、自足，甚至是一种近乎放任的态度来对待它。伟大的艺术家坚持认为“古朴”是真正艺术的基石。艺术题材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体现。在前一章，我说过齐白石就总是选择青蛙、蝌蚪、蟋蟀、游虾、蚱蜢、鼷鼠、八哥等诸如此类的小动物作为作品的题材。白石老人几年前刚刚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他对这些低等生命的专注格外引人注目。现代西方艺术家试图剖析描绘急剧分崩离析的宇宙那种惴惴不安的努力在这里根本看不见。这也许能说明北京那古老的文化为什么能一直保存着思想与情感的清纯。这在文明世界是不多见的。

马可·波罗在很久以前曾对北京人作过这样的描述，当然他说的北京人是生活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他这样写道：“他们的谈吐谦恭有礼，相互间的问候也是礼貌周到、笑容可掬，看起来具有很好的教养。他们吃东西也绝对清洁。”（这里我想补充一点：马可·波罗所说的清洁应该用我们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中世纪标准。）“他们很敬重父母。如果有哪个孩子冒犯虐待老人，公共道德法庭会严厉惩罚这种不敬不孝的罪行。”（严格地说，今天的情况或许不太一样了。）

马可·波罗还提到中国人一个至今仍普遍存在的习惯。“当今皇帝禁止各种形式的赌博与欺骗活动。这个国家的人们对赌博特别上瘾，甚于世界其他地区。作为限制他们赌博的一个理由，这位皇帝曾这样说：‘我以武力征服了你们，你们的一切理当为我所有。你们如若赌博，那就是在糟蹋我的财产。’”他这种反常的态度与一个发明了纸牌、骨牌、象棋、麻将的民族的精神气质格格不入。对赌博的偏见基于一种对生命，特别是对人生的无知。忽必烈可能根本不明白这种人生哲学，他没有认识到生命本身就包含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把戏，以为事情总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赌博是在赌运气，可每一个赌徒都认为他还要靠技巧。在一个绝对安定的社会中，个人的奋斗、冒险找不到出路，人们便会变得神志委靡，意气消沉。

与其他城市一样，应人们的需求，北京也生发了各种娱乐形式。北方的中国人天生乐观好玩，喜欢互相打趣，也喜欢自嘲，所以，北京城的娱乐形式种类繁多，数不胜数。

最简单的消遣形式是在茶馆或小酒店坐上一两个小时，用不了几个钱，谈天说地，怡然自得。出名的娱乐场所多的是，如前门外的天桥，歌曲、音乐、女人、拳术与杂技，应有尽有。戏院通常是露天的或坐落在院子里。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一样，戏台三侧围着看台。同现代的设计相比，当时的戏院的确简陋寒碜，但戏却唱得令人叫绝。梅兰芳等伟大艺术家过去常常在东安市场里的小戏院演出，而不是在雄伟辉煌的大歌剧院。那里的板凳摇摇晃晃，没有通风装置，连喘气都费劲。但环境艰苦似乎并不影响观众的兴致，喊声、笑声不断，引坐员，或者说是招待员更精确一些，把毛巾拧干，抛给观众，在空中飞来飞去。

我们所说的京戏是北京的一大特产。严格地说，那是一种歌剧，并不是戏剧，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人常说“听”京戏而不是“看”，人们欣赏的是京戏的唱，并不关注剧情是如何发展的。也同西方歌剧一样，剧的故事情节是人们熟知的，也许在舞台上看过上百遍了。人们期望听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唱得炉火纯青。在京戏中，演员的程式动作与唱腔一样为人所知。它们由台步——一种特殊的步法，抖袖、转眼、捋须及笑法等构成。笑法种类繁多，有愤世悲凉的笑，有憨傻痴呆的笑，有幸灾乐祸的笑，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些表演技法都有程度不同的严格规定，演员必须仔细研究，因为北京的观众熟谙此道，格外挑剔。业余水平的演员会被观众哄下台，因为观众非常清楚一种唱腔该怎样完成，何时何处该用何种笑法，这些标准是绝对精确的。与大多数西方剧种不同，京戏不是专属少数富人的娱乐形式，它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这一点与意大利的情况相近。

成千上万的京剧业余爱好者熟记各种各样的曲调。戏迷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哼哼呀呀，如醉如痴。大庭广众之下，他们摹仿戏中的各种历史人物，用唱戏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悲愤失望或豪迈尊贵。他们或许真的以为自己如关公般英勇无敌，或许以为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甚至以为自己是一个遭了欺骗的女人。与其他各种迷狂一样，管它是歌剧狂还是蟋蟀迷，是斗鸡狂还是赛马迷，京戏迷也到了疯狂的边缘，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了练嗓，他们常去城墙边吊嗓子。吊嗓子通常在清晨进行，尤其是夏季。

有一点我们要格外注意，北京居民的娱乐形式并非只有京剧一种。如果你到了公共娱乐场所，你就会发现秦腔或陕西梆子也同样流行。这种乐曲具有典型的西北风格。它所唱的主题一般为爱情或悲剧故事，音调高亢悲伤。京剧本身也是两种曲调——西皮与二簧发展与融合的结果。唱词的发声是带有二簧发源地湖北方言色彩的古音，所有的演员必须学会这些唱词的准确发音。京剧以演有名的历史故事为主，有战争的故事，有夫妻离散或破镜重圆的故事，有真诚友谊的故事，也有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有部戏剧的故事基本和尤利西斯珀涅罗珀的故事相同：离家远征多年的战士回来后试探妻子是否对他忠贞。这出戏也吸收了民间传说中的喜剧小品。

还有一个和京剧有着密切联系的剧种叫做昆曲，起源于上海附近的昆山。昆曲的伴奏乐器有笛、管、笙、箫及低音二胡等。由于起源于南方，昆曲曲调柔和，总带几分感伤。南方的戏曲在十五、十六世纪已经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所以昆剧一般说来也比较高雅，艺术标准当然与京剧也有所不同。在西方，人们认为梅兰芳是北京戏曲界最杰出的代表，其实他的许多凄婉悲哀剧目，如《天女散花》《贵妃醉酒》是用昆曲曲调演唱的。

作为一个大都会城市，北京的餐馆也同样出名。中国菜谱多得数不过来，但在我看来，与其他任何省份的菜肴相比，北京菜仍为“正宗”，也就是说其风味纯正鲜美。它保留了肉的原味，不像广东菜那样乱用五花八门的调料。正像教育应该开发一个儿童的长处一样，正宗的烹调应该以开发各种肉禽的独特风味为目标。

北京有些餐馆综合了当地与山东菜的特点，其中最有名的是东兴楼。其他菜系在北京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川菜以麻辣著称，风味讲究，源远流长；蒙古风味的涮羊肉做法简单，口味醇厚。广东菜在北京似乎一直没有兴盛起来，大概竞争太激烈了。

几个闻名遐迩且富代表性的餐馆很值得一提。第一当然要属东兴楼，一家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山东菜馆。它坐落在东华门外，那里的服务方式令人格外愉快。我们知道，饭要想吃得优雅称心，服务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是从前达官贵人上早朝的必由之路，而他们总会在回来时想办法光顾这里。这里谦恭机敏的侍者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们始终能让顾客感觉自己非同小可，更何况这里的菜肴鲜美无比，简直让人无法抵御它的诱惑。吃了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那只鸡真没有白死。

第二恐怕要推正阳楼，那里的羊肉与蟹最出名。烹调用蟹是在一个特殊的池塘里用鸡蛋喂养的。羊肉是地道的北方菜。在户外露天吃正阳楼的烤羊肉，顾客围烤炉站立，也许一脚登着炉架，用筷子夹着一片薄肉片，蘸上特制的作料，从烤炉架上现吃现夹，肉味绝没有丝毫的损失。

顺治门外便宜坊的北京烤鸭也同样有名，那里制作烤鸭的方式闻名世界，那不太人道的强制喂鸭法也为人所熟知。鸭子关在暗处不管想吃不想吃，把一种营养料团不时地硬塞进它们的喉咙。用这种方式喂养鸭子，鸭子体重增加较快，肉质也极为细嫩。

西门附近的砂锅居卖猪肉和猪身上的各种零碎。有些器官，如猪鼻子、猪耳朵、猪尾巴等数量有限，所以通常在上午十点左右就卖完了。你要想买这些珍馐美味，那得早早就去。最后还要提一下，位于花市东口的明远楼的牛肉也非常有名，自养肉牛，宰杀一条，补充一条，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皇帝的体育活动从侧面也反映了古都北京的生活情况。隋唐及以后各朝的历史文献都提到了一种球类的游戏。我想那是一种类似足球的运动。大名鼎鼎的唐明皇不仅弓马娴熟，球艺也不错，他做皇帝之后提拔的年轻人中有些就是他做王子时的球友。现已发现的唐代泥人中就有刻画女子骑马玩球的作品。古代绘画中也有表现八世纪宫女骑马的作品。

驯鹰也很流行，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忽必烈汗在他的宫殿西部建有鹰房。当时的王公子弟也都有各自的猎鹰，有些猎鹰个头很大，经过训练可以捕杀幼鹿。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词作《沁园春·雪》中曾嘲讽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同时还指出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了不起的皇帝——汉武帝与唐太宗“稍逊风骚”，这两位皇帝把中国的版图拓展到了里海地区。他在那首词中还说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驯鹰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北京居住的时候，常见一些八旗子弟的后裔以养鹰驯鹰为乐，他们外出游玩时胳膊上常蹲着一只或几只训练有素的猎鹰。八旗子弟指的是那些跟随满清第一个皇帝进入华夏的满族旗人的后裔。

另外两种北京特有的流行体育活动是太极拳和羽毛球，它们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两种体育运动。像英格兰拥有板球俱乐部一样，北京拥有羽毛球俱乐部。白胡子老头儿打羽毛球也可以说是北京一景。

大清早在中央公园，你有时会看见男男女女在老柏树下练太极拳。太极拳是一种缓慢有序而又富于节奏的运动，同时也要求呼吸有条不紊。出手不讲迅速，而是要求胳膊伸展回旋柔缓而有节奏感；出脚不讲猛踢，抬腿要轻巧稳健，同时，整个身体如头、肩等活动也要协调一致。慢伸胳膊当然要比快伸难，因为它需要更加细腻的肌肉控制。呼吸的平稳与调节也很重要，这种活动旨在使全身得到锻炼。

其他比较流行的娱乐形式还包括养鸟。饲养家鸽在南方比较盛行，在北京却不然。在城里许多地方，你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聚集在寺庙空场，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鸟笼子。把鸟儿带到一起，小鸟儿便会从其他同类那里学会鸣唱。

斗蟋蟀一直很盛行。大概在十三世纪南宋时期，宫中女子如此熟衷于斗蟋蟀以致于这种游戏举国风行。据史料记载，蒙古人已经打到了南宋都城——杭州的外围，当时的宰相贾士道还在玩蟋蟀。

歌妓总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京，直到共产党人把她们变成有用的劳动者之前，前门外的一个红灯区是她们聚居的地方。从唐代开始，历朝都有自己的乐师，性质与御用画家相同，唐都长安歌舞艺人活动的场所名见经传，许多诗人为她们吟诗作赋，进京赶考的年轻学子有许多人与她们共坠情网，这些令人销魂的歌女有时会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他们影响极大，有的甚至使他们身败名裂。但说来也怪，这些学子有时却也在她们中间找到了纯真痴情的恋人，鞭策他们奋发向上，她们中有些甚至为他们事业的成功牺牲了自己。

北京的红灯区由八条胡同组成，俗称“八大胡同”。为方便客人寻欢，每屋每堂的女子名号都由不同的色彩写在木牌上，分别陈列在门口的大红灯笼下。这样，来客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他们要找的人，管她是“金凤凰”还是“小莲娃”，绝不会弄错。

这些歌妓与普通的妓女不同，她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她们的教养与日本的艺妓相似，纯属演员，擅长歌舞，有些也懂调琴弄瑟，但为数不多。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除非家宴，妻子一般不同丈夫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男人可擅自在外找舞姬歌女玩乐。这些女子与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交际花相似，通常被请来为宴会增色。她们在客人身后，或坐或立，执杯劝酒，花言巧语，嘻笑谐谑，应客人之邀，吟歌唱曲。男士们也可以去她们的闺阁品尝瓜果，饮茶闲谈，坐上个把时辰离去，这叫“踏茶围”，如此则男人一晚可去几处谈笑玩耍。这些女子的品行与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舞女差不多，基本上属于“卖艺不卖身”。她们与常客结成伉俪或同有妇之夫谈情说爱的情况也不少见，但除非本人愿意，客人无权提出更多的要求。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客人饮酒过量，他们也可以留下过夜，这叫做“借干铺”。

如果两人之间建立起了更亲密的关系，性行为也是允许的，但这要么是女子爱恋对方，要么是由于鸨母认可，因为他的钱也花到份儿了，应该得此殊遇。另一方面，与某个堂院关系密切的男子通常要尽其所能帮助支付开销。至于以什么名目出资，那并不求明确，买点儿珠宝首饰，添置几件新衣，或许付几份账单，一年三大节，除夕、端午与中秋，在馆子吃几顿饭是常事。出资的数目也没有规定，但当事者却不能糊涂，他心里得明白在这里耍了半年要用多少钱，钱要花得够数，不然下次来访就免不了要坐冷板凳了。曾留学柏林与爱丁堡的辜鸿铭是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有一次让他的英国同仁吃惊不小。他告诉他们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

索价收费是一件极其微妙的事情，要尽可能做得不使人反感。过一夜要价多少，鸨母可能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在一位女子面前提这种事，那会把她羞死。相反，鸨母会以某种众所周知的借口来向女孩的朋友“借”钱，“借”的数目会表明来客在此逗留的期限。这是典型的北京风格。

除去一年三大节日之外，鸨母还可能根据你与她们的关系程度额外再“借”一点儿。借口是夏天到了，需要搭个凉棚遮遮太阳；秋天来了，需要添炉子或糊窗户。至于她是否真的搭了凉棚或买了炉子那并不重要。做衣服、买首饰是常事，拿多少钱那还得看你与她们的关系及财力而定。当然也有一些乡下来的“蠢货”，钱花了上万贯却仍然得不到女子的青睐。

有关妇女服装的问题，在这里插上一笔或许是必要的。西方游客倾向于从正式的官服上得出关于中国服装的概念，便是在发红的锦缎质料上绣金线。看一眼古代的绘画作品就会消除这种认识。画像时所着笔挺庄重的服装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所穿的衣服是另一回事。总体上说，女士的服装绝不像官服那样刻板。它们大多由柔软贴身的丝绸做成，长袖飘然，线条流畅，圆领或V型领开得很低。宽松的开襟长袍之下穿着一件近于抹胸的小袄，至少有点像一件带欧仁妮腰身的晨衣。唐、宋、明绘画作品的情况基本如此。仇英的仕女体现得最为明显。

女子的发型大多为高髻式，形状各异，上边饰有金钗玉簪、珍珠头坠或翠鸟羽毛。初唐绘画作品中，女子的面部轮廓（椭圆形）与发式让人想起日本的女子画像。毫无疑问，唐代艺术家对日本绘画的影响是由公元八世纪来长安留学的日本学者（主要是佛教徒）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