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现代人

只有形成了一些关于人、人的历史、上帝、灵魂、宇宙和人的生存目的等较为稳固的观念，文明才会诞生。据我所知，这些观念杂乱无章，令人汗颜。尤其是20世纪的人吹嘘自己取得巨大的进步，更是无地自容。上述所有问题中，只有人的问题才会激发起我的兴趣（此处的人不包括女人），所以，我们将首先探讨人的问题。人是最好奇的动物，即使是在今天，我仍然认为，人也是最有希望的动物。我们将适当考查他，让他前后转身，搞清楚为什么有时候他那么卑鄙，有时候又那么高尚。我们对于人的看法目前一盘散沙，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所有观点也都混乱不堪，而我痛恨任何形式的凌乱、无序、模糊不清、一塌糊涂。参加朋友的舞会时，我们的装束多么整洁，鞋子擦拭得锃亮，领带搭配得合适（女士的手袋也和她的鞋子相配），而我们的思想却纷乱无序，令我们斯文扫地。这的确异乎寻常。

这不是一张完美的图片。在《人会把人培养成什么？》一书中，威廉·厄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教授鞭辟入里地剖析了现代人的信仰困惑。他分析了我们如何失去了我们的研究领域，某些观念如何主宰人类思维数百年，由于一定时期的人通过重塑理想努力改变生活，需要不断地修正观念，这又是如何进行的；在自由、进步和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等方面的信仰通常是如何遭到践踏的；科学，曾经被视为人们热切追求的高贵理念，如何舍本逐末，抛弃源自于天地万物的价值观；我们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摒弃了我们实验室里物品的效用和价值”，教授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下述立场，“我们目前已经抛弃了来自于天地万物的效用和价值”。有一次，霍金教授失去了耐心，严厉地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在不想惊动我们的科研朋友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幅缺乏生气的万象图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因为其中充满价值观念；各种价值观念蕴藏于天地间不可回避的事实中；无论谁在任何国度传播如此扫兴的世界观，他都在传播谬误。在其威逼利诱下，一大群智慧的羔羊以及应受到谴责的年轻一代的监护人与其同流合污。”23

缺少了价值观和目标，现代人如坐针毡，尽管在内心，尽管很模糊，但却是真实的感受。在我们灵魂的背后，是情感上的空虚，一种令人烦忧的不适感觉，认为世界并不完美。这种空虚感使我们很容易被蒙骗，被某个地方长官蒙骗，他为了抑制这种情感上的渴求大放烟幕弹敷衍我们；因为人是一个有精神需求的感情动物，他愿意在感情上被利用，他愿意树立自己的信仰，他愿意拥有一个领导，接受一项任务，并让自己参与其中，他愿意分享兄弟般的挚爱之情，他愿意知晓他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而正在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于是，一种盲信填补了这种情感上的空虚，替代了太平时期的那种平和心和满足感，人类内心的信仰产生了裂变并由此造成了外部的纷乱。只有个人内心的无序状态得以纠正，外部的公共秩序才能得到恢复。世界的无序包含着个人的无序，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因为公共秩序源自于人类的个人信仰。在个人的无序中寻找公共秩序，可谓荒诞不经。

我认为，仅仅是某些特定信念或者政治冲突并不足以引起现代人心灵的焦虑。人在精神上需要而现在缺乏的正是信仰的广泛基础和人类目标的全方位承继，因为，经历了三个世纪令人兴奋的、无法确定的、在许多情形中并不公正的思考之后，它们已经消失殆尽。以前的各个时期都产生过某种信仰：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创建了上帝之城（英格兰坎特伯雷），尽管出现了恺撒·博尔吉（Caesar Borgia）家族、谋杀、瘟疫、战争以及许多其他痛苦，而这一切不利因素并没有动摇人类的信仰。在18世纪，自然法则政治论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都满怀希望，并坚信，世界将进入良性的发展秩序；在19世纪，出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倡导社会福利制度，还出现了卡莱尔（Carlyle）和曼宁主教（Cardinal Manning），他们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信仰，主张把人的道德法则和上帝的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太·阿诺德往往怀疑和伤感，但是他相信这一切。是的，世界依然美好，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好。

在美国，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弗逊这一代人拥有着基本正常的信仰。杰弗逊语调轻松地说，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的”。爱默生和梭罗这代人有胆有识、自由奔放，他们的思想四处扩散，传到了德国、英格兰、波斯、印度和中国，旨在追求他们迫切想要探索的崇高真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比如说威廉·艾乐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和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终日忙碌试图改变旧的观念，与新的邪恶现象作斗争；而林肯和霍姆斯的思想相对稳定，其理论发展还算顺利。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美国一心一意致力于民族扩张；马克·吐温当时似乎文思枯竭，但是在镀金时代出生并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尚能创作散文；当他们写出闲情逸致、笔触亲切的散文，缓缓地悠闲地品味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的社会富足、稳定。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思想精英，如阿涅斯·莱普利尔（Agnes Repplier）、约翰·杰·查普曼、富兰克·莫尔·柯尔比（Frank Moore Colby）、戴维·格雷森、洛甘·皮撒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保罗·埃默尔·莫尔、克劳伦斯·戴伊、约翰·利维斯顿·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和克利斯朵夫·毛利。24他们悠然自得，富有教养；通常，他们的声音是低沉的，语调随意给人以抚慰；他们的散文体现了这些特征，无论男女，都怀着同样的悠闲和满足感去阅读去欣赏，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时代结束的时候，人们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常常充满感伤、尖厉刺耳；它转移了方向，若不是揭发丑事的作品，便是诙谐、讽刺和仿拟，因为声音中分明透出了刻薄的语气，而最好的武器就是诙谐和讽刺。一个属于迷惘的一代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嘴角叼着烟卷，咕咕哝哝地说着话，声音沙哑、疲惫，好像在说，那天凌晨，她直到四点才上床睡觉。说不清为什么，这世界变得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惬意了。谁也不会假装是为了获得满足和安宁而去读门肯（Mencken）或者多罗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作品。而且兴奋得不能自已。我们不需要抚慰人心的漫谈录，我们需要或我们喜欢那股粗俗的灵气、连珠的妙语以及全部的“下流语言”。可以这么说，世界需要被拯救，每个人通过唤醒自己内心的某种良知都在试图拯救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了，关于美好和安宁的探讨似乎成了孩子的牙牙学语，索然无趣。

“幸福生活的自由”，在当今时代，这几个字多么富于讽刺意味！25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中世纪有信仰——信仰上帝；18世纪有崇高的信仰——信仰人的理智，在战胜教会组织的邪恶专制后，人的理智将为人类指明一切方向；19世纪有信仰——信仰进步，信仰正在发展的进化论，信仰机械物理学，它将向我们轻而易举地解释发生的一切事情。最重要的是，19世纪人们信仰本质，精神本质和物质本质，这是所有运动和所有进步的根基。在上个世纪，数百万人生存、劳作、死亡，尽管许多人并不识字，或者没有阅读名家名篇，他们仍然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因为他们的心理是完整的和谐的；有些地方，在他们无法表述清楚的情感中，存在着一些无人质询的基本信念和假设。正是这些信念和假设让一个人感到内心的安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称改为联合国非安理会（The In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只是反映了现代人缺乏内心的安全感。奥斯汀（Austin）和维辛斯基（Vishinsky）两人在言语上针锋相对，而共进午餐或是参加晚会时，他们知道，他们的本职工作是律师，那天上午他们发挥得相当出色，或者从专业眼光看表现得并不是那么完美，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是，正是这些暗藏的信念才使得生活充满意义，才会推动世界的发展。

我们现代人没有从内心的坚定信仰中获得任何益处，即相信世界正朝着某个目标前进，而不是往深渊发展。如今，那些大胆的广泛的假设或被怀疑或被抛弃。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见到上帝；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没有把握；有些人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急不可耐地抛弃自由和平等，尤其是涉及其他人自由的时候。民主本身有许多复制品，普通人为此迷惑不解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离开过去，漫无目的地前行，对未来信心不足；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以及战斗的意志，假如我们知道为何而战。这纯属浪费精力，有识之士心里隐隐作痛。

也许，精神分析学家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不能回答，除非他们也成为哲学家，并能帮助人们，无论男女，远离他们的信仰。前文提到的霍金的那本书实际上只是一篇散文，应该一口气读完。然而在这本书中，霍金运用自己娴熟的写作技巧证明了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个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必定和世界上的普遍问题紧密相连。

精神分析学家和灵魂

威廉·厄内斯特·霍金

我们已经忘记了“灵魂”是什么，我们也不要求拥有“灵魂”，这是标志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清晰的迹象之一。翻阅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不仅不会带来多少有益的信息，而且让人很不舒服；通过对科学史的一次奇怪的逆转，灵魂的丧失是精神科学领域引以为豪的重要方面之一。这个领域中的某些狂热者放弃了科学上的谨慎态度：他们说，“世上不存在灵魂这样的东西”——一种非科学的宣言方式——他们不会说“我们找不到任何灵魂”，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宣言，而一个满含希望的问题“你知道去哪里寻找灵魂吗？”则总是经受得住各种检验。

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中，精神分析学家们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因为，作为现实的人，他们必须辨认清楚事实真相。像许多正常的功能一样，当灵魂处于无序状态时，灵魂宣布自身为事实。灵魂陷入无序状态，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的精神鼓励它认清自己的要求和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良知剥夺了灵魂眼中的所有价值。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灵魂无法确定其存在的任何意义。灵魂只是人类在处理其全部的势力范围时的自我，人类自我试图在事实和意义的无限宇宙中把握灵魂的方向。当灵魂失去了方向，它能否重新辨明方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于是，今天，怀着很大的信心，灵魂向精神分析学家请教。

精神分析学家低声谈论“完整”的必要性。

灵魂回答道：“我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可是我无法调整我自己。我尽力地符合现代的要求，可对我来说，现代性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飘忽不定的。一把破壶如何能够修补自身的破裂处？”

精神分析学家说：“那就在社会上寻求庇护。你性格内向，自私自利，做事偷偷摸摸。因而，你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坦白正在隐瞒的事情；向我坦白，因为我代表社会。这种坦白行为将恢复你自己的客观性。然后，再把你的冲动展示给社会。”

灵魂：“我并不确信，社会值得尊重。它似乎是困难的源泉，而不是困难的解决方法。它不清楚自己的前进方向。”

精神分析学家：“如果你心存疑虑，你不要在你自身上或社会上，而应该在理想化的目标上寻求庇护。每个人都拥有一些这样的目标。运用你的想象力把这些目标融合为一体。让你自己服从于这一综合体的作用，你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你再次成为灵魂。”

灵魂：“我受的教育是，理想化的目标只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事物。”

精神分析学家：“我无法说服你它们不是虚构的。然而，即使是虚构的故事也具有治疗的功效。人人都会受益于拥有虚构的事物。把你自己委托给虚构的故事。”

灵魂：“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什么也不相信，可没有信仰就无法治愈我。虚构的故事可能会治愈我，假如我原来不知道它是虚构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不能把自己委托给它。可我明白你已经尽力了。再见。”

生病的灵魂和精神分析学家是当代走向末期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特色事物。精神分析学家是应用科学的载体，他试图处理科学的错误造成的创伤。他最终发现，再多的科学也不够用。

[《人会把人培养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