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旧八股和新八股
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三千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遗篇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书经》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经》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的事实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即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