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年前八股文的思想与教育
讲到中国六十年前读书受教育的事，除了为读书做官而“考功名”以外，有人又把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学术文化的范围，归纳为“记闻”、“词章”、“义理”三大类。如果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也可以强调说：两汉以来的“传经之学”，大体上是属于“记闻”之类；隋、唐的文章华丽，是属于“词章”之学；宋、明以还，特别偏重“义理”之学。虽然如此，但在六十年前的“家塾”教育中，无论“义理”、“词章”，都谈不上，充其量，只能说是教导“记诵”而已。有关人格养成的“德育”，也便在这种“记诵”之学的情形中潜移默化，种下了牢不可拔的种子。当然啰！这种“记诵”教育的方法，以现代教育眼光看来，完全是“注入式”的死读死记的方法，毫无启发才智的教育意义。甚之，是把人的头脑填成“书呆子”式的笨办法。
但从事实来说，并不尽然。当时的时代情况和社会环境，并不如现在的繁华和复杂。所以读书受教育方面，科类项目也当然不像现在那么多。当时所“记诵”的，只是有关“词章”、“义理”名著的简篇，而且每天背诵的也不太多。聪明一点的，只要花上一二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背诵出一篇文章。其余的时间，多半于优游自在中，任性之所乐，读书、写字、吟诗、作对，或者作有限度的嬉游。虽然并无现代体育教育的设备，可是自由活动，或打拳练武，也被认为是正当之行为，并不太过管束。当时严格执教“记诵”的作用，除了为“考功名”时所必要以外，在旧教育的理论上，认为它有一种“反刍”的妙用。因为从童年脑力健全、思想纯洁时开始注入这些经书诗文，虽然当时理解力不够，但一到了中年，从人生行为的日用上，和人事物理的经历体验上，便可发生如牛吃草的“反刍”作用，重新细嚼，自然而然便有营养补益的用处了。即如我们在这一代中，六七十年来的老少年们，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所贡献的，也都是从这种教育方式开始，经过新旧教育的变革中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至于完全由新式教育所产生的后起之秀，对于将来历史的交代，那是以后的事，目前还无法来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