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答案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监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
“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
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理是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的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她的最大志愿分配她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得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自看一看她才是真确。”这是和溥杰同组的老宾。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振。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我们还亲自尝过），谈到工人的伙食（我们看见了菜单，也看见了营养丰富的菜），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振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
“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
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老振冲他一笑，“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预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振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甫，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
“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正，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
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甫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正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振的那些心眼。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堡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得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作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
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都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尘烟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一百五十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员司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数目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
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
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
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现在露天矿矿址），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一九〇一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一九〇五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四十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
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地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一二百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有一身破烂，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
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
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百分之七十。
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片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一九一七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九百一十七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一九二三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六十九个工人死在里面。一九二〇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四百八十二人。一九三九年……
伪满的统计是，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四年，伤亡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人次……
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
矿工死亡，每天每时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
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和吗啡馆，还有老君庙。
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柏河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婴。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得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它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路倒”。
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
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
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三十一年间给工人建筑的三千五百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七年间新建的十七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
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百分之七十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百分之八十中的一个吧。
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
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
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办公室王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它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坍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六十四点八立方米降到三十六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们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一九四九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有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来，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福利之用，也根本解决了瓦斯为害的问题。
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贡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的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了！”
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然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镜框镶起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
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院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
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梳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
“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老君爷了，把老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
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也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
“就是在水里走呗。”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脚的？”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
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
“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十四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差点儿死掉多少次了。”
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做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八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九四二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洋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
“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
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轻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
“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混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的是‘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面，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儿，对他们也客气一点儿。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
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冒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已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的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是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
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的：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
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院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红星……
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