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战犯
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六七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予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二十年。 [32]
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一百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的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我那时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
“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
“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最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那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一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那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还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过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视，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怵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的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作了检讨，承认错误。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溥杰在当时比我思想负担少，他又细心些。以下凡是圆括弧中的话是我加注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
三月二十四日
今日所内开了大会（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由李先生作了有关学习的报告，大意是批判过左的倾向，并引例证明在鸠山内阁尚未作出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体反对行为时，即高唱打倒它的不正确；更引向家中妻子写信时有问她“是不是当上了胖胖女郎”的人，并批判这也是不正确的，并说即使当上了胖胖女郎，那么，这一罪责也应由军国主义的行为负责，由战犯本人来负一部分责任，不应认为由妻子来负的；更说有人对于检举自己罪恶的人怀着仇恨心，这是没有摆脱个人主义，致不能认识检举就是帮助的行为。并说明今后的学习，须要专门分组（如绘画，音乐）地学习，以便回国后可按自己的岗位来为人民服务，末了并说所方将对学习所需，予以尽量的援助等语。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老反动（这是将级的战犯）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话（《白毛女》里的这句话，我也常引用，诚然，那个鬼的意思和我们这种鬼不同，可是也算一种鬼吧）。
五月五日
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出演者及观众（演出者只有日本战犯，观众则是全体战犯）受了凉，遂临时中止，俟天气好时再演（这个露天会场，是日本战犯用了不过三四天就建筑起来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是日本战犯自己编的剧，是写长崎受到战争惨祸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二十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誓今后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战犯们的会见。
六月十一日
终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工夫，是可以供我们作参考的（在运动会上，他们的拉拉队很出色）。
七月四日
……
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唱、音乐、舞蹈会。
七月二十三日
参加了战犯的运动会……
九月二日 [33]
晚间战犯们（这是包括日、蒋战犯的）举行文娱晚会，有音乐、独唱、小剧、舞蹈等，并决定在下月国庆节时尽力公演，这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事。
九月五日
上午参加日本战犯的运动会。下午因骤雨改补习上午预定的学习。
九月六日
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参加补昨日的运动会——排篮球的比赛。
十月二十五日
午后参观了（日本）战犯的球类比赛，后因雨而散。
十月二十六日
平垫了运动场，觉得比人家（指日、蒋战犯）现成的满意得多（以前伪满战犯使用的运动场都是日、蒋战犯修的）。（日本）战犯有歌唱会，我们多数乐意劳动，未往参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日日本战犯们兴高采烈地演剧，吃“寿司”……犹如过节日一般。
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
……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情实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理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了一个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如何……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
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武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痛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报，登载这类作品）记录了这件事。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一九五六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
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也没察觉。
“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寻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
“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她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九月七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
看到这，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她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和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五十六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她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她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
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
“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
他们一见面感情都很激动。战犯荒川武雄刚一进门，他母亲扑过去，又惊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想一定隔着铁窗说话的。”母亲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谈话是这么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儿子健壮的身体说，“你是这样的健康。”
“妈妈，从报纸上看到登载你的名字，我真高兴。”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儿子哭了起来。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
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鸽”给惊呆了。
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
“……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
“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
“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
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
“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地报道这里的情况。”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尔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
“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听了以后，遥向北京叩了头。
“中国人顶好，管理所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
“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她解释。她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
这个“小白鸽”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九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儿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
“崔先生看电影了？”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统统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她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地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
“小白鸽”走在她祖母的身后。我问她：
“看懂电影没有？”
“爸爸是坏人。”她回答。说着低下了头。
我抚摩着她的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她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地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中，她便把她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北京》，一支就是《东方红》……
我继续看下去：
“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作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三十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两小时。
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啦，士兵给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啦。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