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报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儿，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三月二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五月三十一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做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 溥仪在天一门前
▲ 婉容、文绣婚后和溥仪的弟妹们
照片左起：四妹韫娴、五妹韫馨、文绣、婉容、大妹韫瑛、二妹韫和、三妹韫颖，前排男童为四弟溥任。
▲ 戴着眼镜的溥仪
庄士敦发现溥仪眼睛近视，希望能为他配上眼镜，这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在庄士敦的坚持下，请来德国医生为溥仪验光，溥仪的近视得以矫正。
▲ 溥仪穿上民国将领服的游戏照
▲ “丁巳复辟”的纪念照
▲ 溥仪“大婚”前
▲ “皇后”郭布罗·婉容（十七岁）
▲ 庄士敦和溥仪（右）、润麒（中）、溥杰（左）
▲ 溥仪雪后爬上养心殿顶远眺
▲ 溥仪、溥杰与润麒
▲ 溥仪和他的伴读及端康太妃
▲ 溥仪在日本公馆过二十岁的生日
▲ 溥仪和婉容在张园
▲ 溥仪在张园过生日
▲ 溥仪见外国友人
溥仪、婉容在张园会见外国友人，陪同有溥杰、韫和、韫颖等。
▲ 溥仪在张园
▲ 溥仪在张园过生日
溥仪过生日时，与婉容，庄士敦等在张园
▲ 溥仪与邓战等在张园
▲ 溥仪和婉容
▲ 溥仪在张园
溥仪在天津生活时，衣着和举止都相当西化。
▲ 溥仪和弟妹们在天津
后排左起：韫和、溥杰、韫颖，前排左起：韫娱、韫馨、溥任、韫娴、韫欢。
▲ 溥仪和网球爱好者在静园
▲ 送溥杰和润麒去日本留学
左起：润麒、溥仪、载沣、荣源、溥杰
▲ 溥仪与父亲和弟妹们
▲ 溥杰、润麒寒假归国
左起润麒、婉容、溥仪、溥杰
▲ 溥仪与郑孝胥在静园
▲ 溥仪、婉容与亲友在静园
左起：韫馨、韫和、韫颖、婉容母恒香、韫香、溥任、韫娱、载沣、婉容父荣源、韫娴、婉容兄润良
▲ 溥仪穿西装在办公室写文件
▲ 溥仪会见德国客人
▲ “伪满康德皇帝”溥仪
▲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准备出庭作证
▲ 溥仪在远东军事法庭证人席上
溥仪的作证时间长达8天，是这个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 远东军事法庭
远东军事法庭设立于东京，主要审理“二战”中的日本战犯
▲ 溥仪浇菜
▲ 溥仪学习缝补
▲ 溥仪彻底认识自己之后在写检查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艘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导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不要“察查为明”，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
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勤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在我卧室、厕所里就都可以办了。
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帝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闪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