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大“诏书”及其他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才，因为他确确实实把我弄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
“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默哀！”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子做。
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先站起来，向南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这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由郑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钦此！
其中“依赖不渝”“精神如一体”的话原来并没有，是吉冈奉关东军之命来告诉我，由我亲笔加上的。吉冈原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事情却要从一九三九年说起。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工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八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帝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规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它，不肯向它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悄悄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这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谀词。
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奉信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笕克彦的，据说是位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道：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纮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的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像有点相像。这个笕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她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伪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绰号叫于大头的，就因为听道的时候歪着大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
这位笕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我不知道日本这碗清水在酱油瓶子的占领之下，日本皇室的人是否还在听笕克彦先生的课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了“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知恭的手笔（原无标点，是我后加的）。
奉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
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固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
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便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 [27] 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做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咸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终始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
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
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霉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记得好像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来，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话，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地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
我又自动地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捡一切可搜捡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