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

“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