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
“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
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
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