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
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谋发动全国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①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
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
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
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恳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但多数国民党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言在中共仍留在国民党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间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
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①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