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情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二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
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着质问我：“为甚么广
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要求让他考虑几天再行讨论；但对我这次先和他商谈的步骤却表示欣慰。
鲍罗庭虽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但似觉得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闲视之。他表示要先问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体决定。他对已往没有将广东情况详细报告中共中央，并承认对外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力，以致引起隔阂一点，表示歉意。我答应他先了解广东实况，过几天再行讨论。
当时广东局势的演变千头万绪，要在几天之内获得全面了解，谈何容易。中共广东区委会各负责人虽大都抱乐观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他们所谈的要点，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是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斗争的重要讯号。广东的中共同志，认为廖案的发生，不外两种因素：一是亲共与反共之争；二是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无论如何，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
廖的被刺，胡汉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杨刘问题解决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因而失势。廖仲恺当时是扮演着“梁山泊豹子头林冲”的角色，支持汪精卫接替胡汉民负最高责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与鲍罗庭以及中共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在厉行财政统一政策之下，开罪了一些与胡有关系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认为胡汉民本人及其亲信那时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大家都要求一致对外。但胡派居然刺杀多年战友，动摇了广东政府的基础，这是不能宽恕的。
廖案发生后广州骤然进入恐怖状态，广州要人中除谭平山、苏兆征仍照常在群众中露面外，其余的人不无草木皆兵之感；汪精卫并曾劝告谭平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时鲍罗庭却力持镇静，提出组织三人特别委员会①，局势才安定下来。
他们说到许崇智部之被整编，是因为许部分子复杂，其中高级将领缺乏明确原则与立场；有些有军阀思想，有些与胡派接近，至于指其与陈炯明勾结，则系莫须有的罪名。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后起的蒋介石亟谋扩充实力，借此机会，将许部改编隶其麾下；由此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十月间，广州局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形稳定了。当时重占东江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向广州进逼；南路邓本殷部进攻广州附近江门；中山县又为土匪袁带部所盘据。这些意图倾覆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军事进攻，多有香港的奥援。香港当局那时是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对付反英中心的广州。蒋介石将军率部再度东征，消灭了陈炯明部。朱培德、李济琛、陈铭枢等部也肃清了邓本殷和袁带的叛乱。涉嫌勾结陈炯明的熊克武部又为谭延闿、朱培德解除武装。由于这些军事胜利，广东算是统一了（只琼崖一带尚有邓本殷的残部）。
这是广东多年动乱以来第一次的统一，国民党人额手称庆之余，总常常向我津津乐道广东当时的局势。军队已编成了六个国民革命军，统由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政府的政令已能通达全省；税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面也有收获；国民革命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了。广州的中共同志也同样欣慰有加，觉得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曾在统一广东的工作上有过重大贡献；而且认为这是鲍罗庭政策的成功。
国民革命势力虽在扩展之中，但国共关系仍是一棘手问题。最明显的，是黄埔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加入前者的黄埔学生多系政治工作人员，其领导分子多具有中共党籍，绝大部分左倾。后者的成员则多系国民党籍的军官，领导分子多持坚决的反共态度，又在黄埔以外发展组织，如广州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自命为“斯梯克”党，显然是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分子。
陈延年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组成和扩大，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工作不力大有关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想包括全体黄埔学生，来对付黄埔以外的旧式军人；并且也得到蒋校长的支持。后来，这个组织在中共党员领导之下，发生了左倾的偏差，征求会员严加限制，有些黄埔学生没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请加入者，竟未获得批准。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籍的学生的反感。陈延年又表示，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也似获得蒋校长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庭看，鲍罗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非；鲍并指出他对甚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
我听了陈延年上述这些话，不免有点生气。我指出鲍罗庭所说的是废话，解决国共纠纷为根本之途，对此问题无能为力则一切都属空谈。我还反问他：“鲍罗庭这种避免接触根本问
题，以不了了之的手段来拖延，是否由于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根本失去了信心之故！
”陈延年默不做声，似不愿参加讨论，但认为要想出办法来。
另一方面，中共正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庞大组织；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正集居在广州市那些被封闭的烟馆赌馆旧址里和一些公共建筑物内。委员会除干事局等正常的机构外，还设有会审处，审判破坏罢工、偷运粮食接济香港和私卖敌货的犯人；同时附设有监狱；对于敌货的处理，设有拍卖处。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水陆侦缉队的组织，拥有队员二千余人，步枪四百余支，小艇十二艘；他们分驻各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此外还有法制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的职权。
当时在广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领导罢工机构而自傲；觉得较之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苏维埃还更有效率；但确没有取国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图。国民党右派人物却斥之为“第二政府”，认为它包藏着中共在广州实行共产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则本着国共合作、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意向，亟谋对罢工委员会的活动有所调整。
我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广州同志商讨这个问题。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向香港所提出的条件分为两大纲要：第一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沪案所提出的十七条；第二是直接针对香港的六项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应依形势变化降低要求条件，与香港当局协商解决，尽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实行出入口“特许证”办法。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的船货，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规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公安局会同罢工委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美日等国的商船相继要求领证直航广州。于是，上海广州间和暹罗广州间等航线，逐渐恢复。广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只多至四十余艘。这个办法在“孤立英国”、“增加政府税收”
、“工商联合”、“工农联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农民协会与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纠纷。在发展中的农民协会，常因减租减息和一些其他的经济问题与地主发生争执；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协会属下的农民自卫队与各县地主所领导的民团，发生武装冲突。不是农民自卫队围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团杀害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各县政府处理这些纠纷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农民协会简直成为第二政府，侵犯了各县政府的职权。
当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古应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县地主民团势力。广东的中共同志将他视作眼中钉，认为非去掉这个右派古应芬，农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张太雷告诉我，鲍罗庭近来也学得圆滑了；对古应芬支持反动分子事不愿过问。张太雷认为鲍顾问不说话，农村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可是鲍又似觉力有未逮，不愿卷入漩涡。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村既无一致的政策，若干乡村便成了两派势力的比武场所。
我原约定与鲍罗庭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可以表示意见了。因而由他主动约集我和广东区委会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举行会议。
鲍罗庭首先发言，他对广东局面表示乐观。指出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严密，香港方面一切破坏的阴谋都没有成功。他预料香港当局不久将与广州当局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有恢复双方正常关系的可能。至于其他各国，如美、日等国的商船，早已直接开到广州，进行经常贸易；而且日本方面开始与国民政府商谈海南岛田独镇铁矿开采问题，国民政府并准备给予开采权。根据这些情况，他指出列强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固这一事实。
关于广东内部的状况，他认为基本上已经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广西军人对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另一省区。广东四周并没有甚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广东的安全。现在政府税收月有增加，并可望大量增溢。他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各军训练等主要工作，都可望顺利进行。
根据这种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国民党左派本身是相当脆弱的，需要和中共合拢一块，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认摇摆不定的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他还进而号召广州的中共同志，反抗上级的决定。他说不应当无疑问的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的。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这篇演说漏洞颇多，立即加以答辩。我首先承认广东的局势是稳定了，也说到中共中央并不抹煞广东同志促成这一局势的功劳；但对前途的展望不如在广东的同志这样的乐观。就是根据我这几天的考察，也证明广东内部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指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协议是合理与必要的；因为联络中派以搅垮西山会议派的组织，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个主要方法。我曾反问鲍罗庭，除了这种分化的办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
“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处理办法是较妥当的。
其他如结束省港罢工问题，这是广东方面不能单独解决的。果如鲍罗庭所说，那时香港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的具体指示。
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劫西山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语句；为当时人们所乐道。
然而他并未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号召广东以外的国民党员，不要走西山会议派的道路，共同团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下，一致合作。这似是他演说中的美中不足之处。
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一月一日新年的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
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十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上所获得的成就。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尊蒋抑汪”是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重要策略；事实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鲍罗庭慎重讨论过这个问题。鲍罗庭曾含糊其词的表示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两人还没有甚么芥蒂。在我们之间任翻译的张太雷，更进而说只有鲍罗庭折衷其间，才能维持汪蒋合作的平衡。
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各地党部代表资格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②，但也不能有甚么积极贡献巩固左派的领导。任这次大会中共党团书记的是高语罕，他在黄埔任政治教官；这次在大会中是中共的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动的演说家，堪与汪精卫的美妙词调唱和。他在言词中对国共双方不分彼此，使会众有一团和气之感。他知道中共内部对国共合作的根本问题，仍无明确的决策；因而对许多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亦不例外。这次大会中，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惧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国民党员的立场。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记得好像只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不过她并非中央委员，而是大会特别邀请的来宾。第一届中央委员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没来出席，有的担任了大会的职务。总之到会的第一届中委不及全体的一半，这一事实，似也引起过一些人的伤感。
我是负责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党团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会多数的意见。中共的同志们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多认为这次大会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场面，避免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着重对于国共关系作些必要的解释，如在国民党内存在着中共党团的问题，是最使国民党人不安的；我曾发表一件致国民党员书，指出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并非破坏国民党的团结，恰恰相反，是为促进国共之间的团结。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会选举中委的时候，被放逐了的胡汉民竟以最多的票数当选③。这事令人啼笑皆非；胡氏的当选固由于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数，至少足以证明代表中并无坚决反胡的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〇”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
（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
‘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
”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
（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