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我同时返沪）

，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济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

，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 因此我有机会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

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国民党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①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国民党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