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二〇”事变以后

中共中央认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图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公开表现。这一认定的内容大致是：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抑的反共意识，以及拿破仑主义等等重要内在因素所造成。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再经过了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才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中共也由拥护国民党领导逐渐走到反抗的方向去。

我于这一事变约十六天后到达广州。经过一次风暴扫荡的广州，在表面上看，似已恢复了宁静；事实上，由这次事变所引起的众多问题，都悬而未决。原任主席的汪精卫避不见客，我也见不着他；蒋介石将军则留守于黄埔和虎门，对外似不愿公开问事；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那时尚由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暂行看守，整个局势以及国共关系将如何发展，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据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最初是任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的李之龙在寓所被蒋介石将军逮捕了。李之龙系中共党员，黄埔第一期生，中山舰舰长，直接受蒋介石将军的指挥。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将中山舰擅自开往黄埔，似有异动。但据李之龙辩称，中山舰的调动，事前曾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转来黄埔校长室的电话命令；他奉命行事，并无过失。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孙文主义学会所设的陷阱，李之龙不过因疏忽而误坠奸计罢了。不少的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李之龙的异动嫌疑，不过是这一事变发动的藉口而已。

接着，在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蒋氏所统率驻防广州市内的第一军第二师宣布戒严，出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遵令缴出枪械，故未发生冲突。

东山一带俄顾问各住宅的卫队也同时被缴了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奉命离开职守，集中黄埔军校，听候处置。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指出执行戒严任务的都是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尤以完全为其控制的第六团，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件事显系蒋氏的主动；但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

据说汪精卫事前确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才由电话中得到报告，他曾愤而将电话挂断，一言不发，并从此再不露面。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三月二十日后，汪蒋曾几次商谈，都未获得怎样处理这件事的结果。汪曾表示这种举动是要不得的；为党国威信计，他不能再干下去了。蒋虽形式上自请处分①，但认为一切均由汪的领导错误所致，汪应首先表示悔改。

至于这一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似有下列各点：第一是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负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的政策是很重视冯玉祥的实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的时候，季山嘉等曾冒昧的向蒋氏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氏到北方去为冯玉祥训练干部②。这些主张显系不了解中国军人的观念；蒋氏这样一个要独创局面的人物，那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他之会有苏俄不重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苏俄是否真有抑制蒋的意图则是一个疑问。季山嘉等与我从未谋面；但据我所知，已往他们都是依照鲍罗庭的指示行事，对外并不作政治性的接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并告诉我，鲍罗庭和苏俄军事顾问们对蒋氏的尊重，是有过于汪的；决不会有贬抑蒋的意向。不过苏俄人过于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谋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对苏俄的外交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感。

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国民党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

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

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

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系国民党内部事务，我们觉得对汪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要向蒋公开提出来；但也预料他不会有具体的答复。

我对蒋氏这次亲善访问，使彼此间的关系趋于和缓。在那次谈话后，他下令在黄埔内组织一个高级训练班，收容前此被调离职守的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并委周恩来为班主任。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处事手腕。对于已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当时广东的领导陷入真空状态，一切隐隐然似都得看蒋氏的颜色行事。但蒋氏究竟要做些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氏充当沟通各方意见的角色。他似不受国民政府日常事务的拘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这种活动确曾对时局产生了稳定作用。

谭延闿氏与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假鲍罗庭的办公处为会面地点，张太雷代任主人。谭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的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

那时谭延闿与蒋氏过往甚密，他常花几个钟头水程，到虎门去看蒋。有一次他一清早就去了，直到晚间才如约赶回来和我晤面。他显得很疲劳，向我说他在蒋氏住所待了大半天，竟没有看见什么人去找蒋。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诉蒋一些各方实际情况，将不知道蒋又要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这些话出自深沉老练的谭延闿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寻味的内幕。

我和谭氏多次的接触，谈论的问题牵涉很广。我们曾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谭曾指出广东如得不到苏俄军火的援助，国民革命将成空谈。蒋氏之不会放弃联俄政策，我们似也不难从谭的这句话中获知梗概。谭氏还进而说到鲍罗庭是善于处理这一问题的，各方都在等候鲍的到来。谭氏对于联俄政策所具多方面的意义，有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也曾向他表示，相信鲍罗庭对蒋的友谊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这种相互的阐明，似澄清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猜测。

我们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我曾向谭表示不希望孙先生所定的联共政策会走样子。谭氏似乎要安慰我，说蒋氏在这个问题上，已在回心转意。他又坦率的说到也许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不免要吃一点亏；例如中共党员甚至左派人物不好再在第一军中工作，但仍旧可在其他各军中工作。各军均缺乏精干人员，一定会欢迎原在第一军的工作者来参加。他并向我保证，他所统率的第二军就能这样办。其他如党部工作，他认为如果蒋氏要换几个新人进来，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和左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没有人能够代替。

谭氏在这个问题上，似也不愿多负责任。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张静江是唯一能为蒋

氏出主意的人，不妨找他谈谈。”但我为了尊重谭氏，并未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相约要求一般同志少发牢骚，以顾全大局。我向谭氏申述广州市内一切掀风作浪的事，都与中共无涉；中共党员是能遵守纪律的。谭氏在这些问题上向蒋氏及其他有关方面所作的解释，对于当时误会的消除，不无相当作用。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也是我们谈论的另一主题。他曾指出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我也向他说明我们在道义上是支持汪的，但并无拥汪抑蒋的意向，而且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们也不愿卷入漩涡。

谭氏对此问题十分关切。他坦率的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他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想到胡是从莫斯科回来，对联俄容共的政策，自会有深一层的了解。

这是关于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问题，我不便表示态度，以免惹是生非。我只问谭氏，他个人对于这些设想的意向如何？他曾指出这要看胡回来后所持的态度来决定。他预料胡系人物要抬胡再度出山，也是困难重重的。他引证蒋氏最近曾将孙先生生前所给他的信件，公开给人看，其中有“今之革命委员会……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③一段；这就暗示出蒋也不满胡。谭氏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传达胡派的意见，来试探我。我既不置一词，谭也就表示：他是局外人，不过谈谈而已。

敏感的谭延闿氏渐渐觉得蒋氏可能自觉羽毛已丰，要一不做二不休大权独揽。他曾以闲谈方式说到中国的拿破仑，究竟会做出一些什么来，对国民革命会有一些什么影响，神态中颇表忧虑之态。任主人的张太雷也从旁说到，一九二三年他陪同蒋氏访俄，参观拿破仑攻俄的史迹时，蒋无意中曾流露出以拿破仑自况。

“蒋介石与拿破仑”一时就成了我们间的有趣话题。谭延闿氏对于当时这种形势的发展，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我想他决不会有逆水行舟的勇气。

今非昔比的蒋氏要扶摇直上的意向，最初似也未为张静江所觉察。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我在谭延闿氏要我与他接触之前，曾登门作过一次礼貌上的访问。他曾向我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来到广州。广州朋友向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派乐观的看法，使他这个从外省来的人摸不着头脑。他那时颇有疑虑，不料竟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他进而指出，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从这些话表现出他颇有自命不凡的气慨，也许他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蒋氏所企望于他的真意。

我照例对他表示推崇；并请教他所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方针将从何着手。他避而不答，像天机不可泄露似的，也许有些事他还没有与蒋氏商妥，不能随便表示；他以身体不好，作为他闪避答复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负责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时只托谭延闿氏向他转达我的意向；不用说，大多是毫无下文的。谭氏曾告诉我张静江并不完全明了广东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这些评语，似多少道出当时外间所传张氏乃属老朽之流，并曾受西山会议派的影响的真确性。

一般说来，几频破裂的国共关系终于渐渐缓和下来了。这固然由于反共时机尚未成熟，也由于我这个中共发言人坚守调协政策的立场，和其他中共同志们对外态度的一致，表现出一种不可轻侮的潜在势力，以及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如谭延闿等因为不愿改变既定政策，从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险恶局势，因之又现出柳暗花明的迹象。

当时蒋介石将军在黄埔所发表的演说④，除指斥任黄埔主任政治教官的高语罕曾影射他为新军阀之不当，以为他所采取过的行动辩护外；又说明整个事件与中共政策无涉；中山舰事件与中共无关。他也曾表示反对西山会议派，以示他的行动并未受右派的影响。此外，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同时被撤销，也似乎显示他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接着四月十四日，被视为事变主角的李之龙释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积极行动并任海军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却被通缉；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面的责任。这一切的一切，最少证明蒋氏不愿再为已甚。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并未因退让措施而气馁；相反的，他们仍积极的展开活动。原定该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均在积极筹备之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纠察队（其被缴之武装不久即已发还），仍照常执行封锁

港口的任务。接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认为罢工工人活动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有积极贡献。各县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续有增加，与地主间的武装冲突，在中共约制之下，亦显得减少下来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似成为时局发展的焦点。而胡汉民突于四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广州；他恰于此时到达，谣言纷起。胡派人物纷传胡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胡蒋合作的局面；并扬言将大举反共。

可是蒋胡之间有过的裂痕似不易弥补。据说胡汉民曾在黄埔与蒋氏晤谈，其内容究属如何，不为外间所知；但胡迄未公开露面。这就使当时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庭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庭，并将鲍扣留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庭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

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像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的告诉了他。

鲍罗庭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分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揭幕。

前者的到会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别代表全国各地约一百二十四万工会会员。会议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巩固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后者到会的代表有二百余人，除广东六十个县农民协会的代表（会员约一百六十二万人）外；尚有桂、闽、湘、鄂、浙、苏、豫、鲁、晋、黔等省农民组织的少数代表参加。声势浩大，为后来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两个大会我都参加并发表演说。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两个大会，号召工农大团结。

这两个大会显示了中共在工农群众中一的实力之雄厚；也助长了时局向左发展的声势。

广州市工人和近郊农民曾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北伐；并要求维护工农利益。黄埔学生并无代表参加，蒋介石将军在黄埔设宴招待两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会上发表言论，仍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间的谭延闿似也没有参预其事。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

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

”我笑着问他：“请问

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

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庭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鲍罗庭的手法，确收效于一时。原陷于动摇中的鲍罗庭的地位和广东区委的领导因而得以暂时稳定。

当时在黄埔任重要职务的周恩来是难于推卸责任的；他在会议上嚓若寒蝉；现在有了鲍罗庭这种金蝉脱壳的解释，似是满身轻松了。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庭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

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

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

”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庭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庭被绑票了，张

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庭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

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五月十五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

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胫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〇”事变了。幸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也不能插足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

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庭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庭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鲍罗庭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

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

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琛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庭密商。鲍罗庭在谈话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庭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甚么办法联络

李济琛？”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庭至此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庭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李济琛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琛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所欣赏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代“团

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庭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庭是比我见多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海，商讨今后发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五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广州。

①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曾提出自请处分的呈文，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六页至第八十七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蒋介石在汪精卫将离粤时，曾致函汪精卫提及此事（原函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二四六页至第二五三页—上海大方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再版）；后来，我记得陈独秀先生也向我这样说过。

③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未注明月日）自广州大本营致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的话，全文见《中山全书》

，历年书札集第四十二页—上海光华图书公司版。

④蒋为这件事在黄埔的讲演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七页至第九十四页。

⑤据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覆林柏生的一封信说：“鲍罗庭……胡汉民……于四月底始回到广州，那时我已离国了。

”

（全文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三〇八页至三二二页）这也许是他的记忆失实。汪与胡同船离粤的事，是曾经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东方杂志》

（第二十三卷第十二号）也记载汪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编辑的《革命文献》

，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〇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国民党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