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内外交逼的武汉政府，卒亦随之瓦解，而造成向右转的蒋介石将军的胜利。中共在此一幕历史剧中，由于留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走到了绝路，也由于本身实力和经验的不足，更由于莫斯科历年来指示的错误，以致那时陷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事实，也许为中共后来之能够卷土重来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缅怀无数同志同胞牺牲的头颅热血，是不无余痛的。

汉阳汉口相继为北伐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我曾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共中央应即准备，以便从速迁往武汉。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

我指出这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庭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但陈独秀先生等大多数同志，仍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我的提议。仅议决派我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

我于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我的使命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等。当时武汉还是处于军事占领的阶段，直到该年十二月间，鲍罗庭偕一些国府委员来到武汉，筹备建都，武汉政府时期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汉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

初被攻克的汉口，一片战时景象。吴佩孚所统率的刘玉春部困守武昌城，与围城的北伐军第四军相对峙，战斗时作时歇，枪声炮声在汉口清晰可闻；武汉间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断绝了。其他较远的地区，战事也正在进行中。北伐军虽有胜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观望。

汉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从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罢工失败我潜行离开这里，到这次重来已是相隔三年零七个月了；不用说，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沧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北区委会尚被困武昌城内，与外间隔绝；它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座落在原来的后湖区靠近唐生智总指挥部的一个里弄里。那一带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是一片绿波的后湖，我曾和“二·七”

被杀的施洋律师，在湖上泛舟游览，听那位“汉口通”的施律师滔滔不绝的叙述有关该湖的掌故。曾几何时，不仅施律师墓木已拱，后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陆地，并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的西式房屋，湖北区委汉口办事处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汉口，这个古老的城市，除静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装。吴佩孚衙门换了主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月六日占领了汉阳，七日占领了汉口，乘胜沿京汉路追击败敌—吴佩孚残部；从此武昌成为被四面包围的孤城。

在我到达汉口之前，蒋介石将军鉴于武昌城之不易迅即攻下，亟欲乘胜向江西发展，乃折回长沙，取道萍乡入赣。湖北境内的军事，交由唐生智指挥；政务则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负责处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为当时各方注意的焦点。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即绕道武昌的上游地区，步行了整个上午，到前线去视察。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他的团部驻在武昌城南不数里的东湖，是武昌城内炮火射程所能达到的地点。我在火线上留连了一个下半天，并在叶挺的团部里住了一夜。叶团只有一门七五口径的山炮，据叶挺告诉我，如果他用这门炮向城内射击，敌军将会有更多的炮弹落在团部附近。北伐军那架唯一的侦察机常飞临武昌城上空，城内却有几门高射炮向这架飞机射击，在飞机的四周，出现着一朵朵的黑烟圈。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

“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的份量。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

“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

“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是：

“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

。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

，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