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认为反蒋时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闿等则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真有几手，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

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

张太雷认为鲍罗庭对唐生替这篇不平凡的谈话，不是甚么外交词令，而是具有联唐反蒋的决心的表示。他还指出鲍罗庭此一行动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虽然毫无所知，但他确实知道鲍罗庭对蒋的不满有增无已；此次他们路经江西，曾于当月七日在庐山与蒋会商，看鲍的神情，可以推测谈话结果必然是不圆满的。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唐生智，就有这种露骨的表示，足见他对蒋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

不一会，鲍罗庭踱到办公室来了。他亲切的和我握手，嘘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们又在

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们谈到武汉一般情况时，他说：

“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意；但对外人的动态，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共湖北区委方面也因经费不足，乐得把这项工作推由鲍罗庭直接负责。

在此期间，不仅鲍罗庭等新来的人，在从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区委会也在忙着部署这类的事；并且从武昌搬到了汉口。鲍罗庭认为湖北区委的工作范围，因为国民党的中枢移到了汉口，已经不仅是湖北一省的事务，他要求我们立即搬到汉口来，以便和新来的国民党中枢要人，能经常保持接触，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接纳了鲍罗庭这个建议，作了一番新的布置。

鲍罗庭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的同意等等，鲍罗庭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之后，鲍罗庭才向我表示：在广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到大多数的军队也都对蒋不满。唐生智的反蒋态度，固不待说；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情卫；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的；第七军在军事发展上，与蒋也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已解西安之围①，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是蒋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上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躇；但在力量的对比上，我倒觉得鲍罗庭的看法，有点过于乐观。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汉一般人眼中看来，唐生智应更不如蒋介石，唐是一个投靠革命的军阀，他的部属多是一些旧军人，蒋究竟是一个老国民党员，而且有黄埔的革命青年军官做基础。蒋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固然不好，但唐与其他各军的关系，也是有缺陷的。他与二、六两军早有夙怨，与第四军又有门户之见，假若由他出来团结反蒋军人，恐怕将事倍功半的。其次在党部和民众方面，虽然左派声势浩大，但毕竟缺乏有力的领袖。汪精卫能否回国，回国后能否硬干，都有问题。反蒋运动定要做到甚么程度，以及应采急进抑或缓进步骤，也都值得研究。

鲍罗庭对于我所提出的疑问，似乎无法解答。他只是强调现在问题的中心所在，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一因为我们既然看清楚了蒋的反革命的意图，总不能袖手旁观。他为联唐政策解释，说唐较优于蒋的一点，是唐同情于工农运动。他预料汪精卫在适当时机就会回国，在大致上他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软弱。至于团结反蒋势力一点，他自信他的灵活手腕，必然奏效。

鲍罗庭的个性很强，他在广州时，遇事不与广东区委商量，独断独行。他到汉口来后，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他把握着最高的决策，很少迁就我们的意见；至多也只是礼貌上征求我们的同意而已。但他对湖北区委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没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他只长于运用策略，其他则似非他之所长。而且事实上武汉的情况也不是他这个初来者一时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鲍罗庭的政策之下，武汉局势将有重大的变化，这是很显然的。我只有将这些实况，报告中共中央，请求郑重考虑，以期步调能够一致。我说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速来武汉。但中共中央在反蒋可能发生的后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给予我的指示，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见，只是赞成而已。可是后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显然又与武汉方面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联席会议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并非以反蒋为重点。不过它多多少少有以中枢自居的倾向，因为联席会议的委员们，觉得在迁都的过程中，不能使中枢的职权一时中断，应把握时机，于筹备建都的任务之外，暂行负担起中枢的临时责任。但在蒋氏看来，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的主席。他是个基督徒，以能代表冯玉祥的身份而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与国民党并无深厚渊源。他是一位热情的演说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联席会议的工作最初表现得茫无头绪，委员们大多忙于参加会议，发表动人的演说。

委员们的许多演说，大都说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在这种气氛之下，党部和民众团体方面根据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的联席会议的决议，进而提出了“欢迎汪精卫回国”、“要求汪蒋合作”、“提高党权”等口号。这些声浪意在对蒋氏过份庞大的权力，稍予抑压，但在蒋氏看来，迎汪回国复职，就无异是直接反对他。

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原应奉蒋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并非蒋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谭延闿一样，认为国民党革命不能是军人所唱的独脚戏。也许他对蒋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过一些反感。他尊重联席会议的决议；于是，总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有了一些改变，如“拥护蒋总司令”的口号已改为“拥护中央的领导”

。因此，蒋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邓演达所主持的总政治部，开始指摘总政治部的宣传不当。

鲍罗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蒋意向，那时似还未对外公开出来。他在忙着协助联席会议建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财政等类问题，而且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和负外交责任的陈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可以无所不谈。财政混乱状况的解除和外交困难的应付，确也是联席会议急待解决的问题，鲍罗庭从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联席会议有积极的表现，俾能提高其职权；事实上也就是削减总司令的权力。

收回汉口英租界一幕，是联席会议第一次遇到的严重考验。国民政府的对英外交，原是最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发生英舰炮击万县，死伤以千计的中国人的事件，激起武汉方面的反英情绪。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反对国民政府的，而国民革命的反帝运动也就是以英国为主要对象。

“外国人有好有坏，苏俄最好，德国次之，英国最可恶”这句话，成了当时武汉人们的口头禅；在“集中目标反英”的口号之下，连反日情绪也显得松懈了，武汉方面就没有发生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口曾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当局曾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十七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七人并为张作霖枪毙了。上海英租界当局又封闭了《民国日报》—国民党机关报。此外，总税务司英人安格仑借款给张作霖作对付北伐军之用的消息，正在盛传着。因此，那次武汉市民大会曾通过反英决议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大会。武汉市到处都有宣传队在活动，反英宣传也是其中之一种。三日下午左右，总政治部所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集合了不少的民众，举行讲演会。驻扎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这事件立即震动了武汉。

我于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到达肇事地点。那时冲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御工事后面。我目击一群英水兵凭着工事，持枪对着那些糜集在广场的群众，作射击姿态。

徐谦立在一张临时安置在广场中的桌子上，、背向着英租界的防御工事，不理会英军枪口的威胁，向群众激昂慷慨的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反帝反英的决心，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当时群情愤激，“向租界冲去！’‘的呼声在高喊着，眼看更严重的冲突就要发生。我深知此时决不可与英租界发生冲突，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愤激的民众高喊着口号，结队向国民政府大厦请愿去了。

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我又以电话通知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告以情况，当时，并表示我将采取的处理方针。他赞同我的做法，并派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但还没有发生甚么激烈举动。等到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我找着在场的一些首脑人物，嘱咐他们要约束群众，不可有任何暴动，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不得与巡捕冲突等等。我旋即进入英领事馆，看见一二十个民众团体的首脑人物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似乎是在等候上级的指示，我同样告诉他们要严守秩序。英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己退避到二楼，在楼梯口上立着一个英籍职员，态度倒也不显得惊慌。我走上楼梯，和他握手为礼；告以不会有甚么意外事件发生。他就将我的意见转告在二楼的他的同事们。这样，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似是缓和下来了。

不一会，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石他们告诉我英租界内并无激烈的骚动，沿途只看见有几处玻璃窗被打碎了。他们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他们也听说驻在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舰。因此，估计大致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紧接着，孙科等国民政府委员也来到了，我把适才的经过情况，简略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上二楼和英领事谈话去了。

这就是武汉民众直接行动，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后，便开始了中英谈判的阶段。

在民族怒火燃烧之下，武汉民众竟能严守秩序，对英作坚强的表示，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括目相看；这证明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形态。英国的外交本是很灵活的，他们从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罢工中所获得的教训，似觉得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将造成中英间的深仇大恨，这对英国是不利的。也许他们觉得尽可以利用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来瓦解这个民族阵线，用不着承袭已往的政策。

我目击事态业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便离开英领事馆，驱车去找鲍罗庭。他获知了事件的经过情形之后，很欣慰的向我说：“幸好避免了一场冲突。”他还指出虽然现在并无向日租界作同样示威的迹象，但仍应通知各民众团体，严格约束群众，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动。

鲍罗庭的这些话，原系我们的既定政策，用不着再有甚么讨论。此后，武汉民众对日没有甚么激昂的表示，就是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提高了联席会议的声望。一月四日，联席会议接受了各民众团体所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对英四条件②，安抚了民众的激昂情绪；同时展开对英的谈判。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领事交涉结果，协议组织汉口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中国军警维持英租界秩序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发生了工人与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派少数中国军警，于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两天，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照会。至此，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这也可以说是联席会议一个重大的成就。

对英外交的紧张，并没有缓和当时革命内部的纠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实行北迁。十二月三十一日，谭延闿、张静江等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到达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告迁都武汉；立即开始办公。可是一月三日，蒋氏忽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因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南昌与武汉间的建都之争。

建都之争和汉口收回租界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武汉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对于蒋氏的主张，大大不以为然。他们奔走相告，迁都武汉是早已决定了的事，何况外交如此紧张，武汉又是筹款中心，如何能将国民政府改设南昌。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曾电覆蒋氏，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观在无论在外交上，在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

“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闿被蒋扣留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