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从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产国际因为要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才派我回国。我在这里，仅追述我在莫斯科经历的几件大事。

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在市内停留，便被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的庄园。我记不清楚这个地方和庄园的名称，只记得离主要交通线相当远，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共产国际选择了这里给中共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或系为便于保密之故。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吁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没有图书馆，没有娱乐设备，只设立了一间简单的医疗室，为我们检查身体。给我检查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体格很强健，这使我特别欣慰。这几年来的艰苦生活，竟没有使我的身体受到折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幸事。苏方供应我们的伙食，质量特别好。这是对我们的优待，也意味着苏联在经济上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

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

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他说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虽然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上的错误，但也没有肯定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对的；也没有说到陈独秀时代中央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却直率的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根据这种论断，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关系深表遗憾。

他提到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武汉时期的种种事买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革命力量并不能给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达于高潮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却正受到挫折的缘故。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提到南昌暴动一事时，大声地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甚么发出这封阻止的电报。他继而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上是对的。他对于未能使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结合起来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

“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

，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农民权独裁”

，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中还进而武断地说：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

”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这决议文却判定：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

”他的理由是：

“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

②同上。

③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