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中共建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黄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

“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国餐馆内，大吃一顿。表面看来，似是这些公子哥儿，为了要吃中国菜饭，荷包里有几个钱，就纵情享乐一番，实际上，他们却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和华侨以及中国使馆有关系者勾结。

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时，“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后转送到其他的学校去了。如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早已转送到列宁学院去；朱务善、左权、蒋经国等，则转送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了。虽然如此，中大内反米夫的活动仍是继续不已。

中大学生不断批评学校当局领导的不当。的确，这间年轻的学校，一切因陋就简。米夫这班人，又缺乏办大学的经验。他们指责米夫不能改善学校状况，只知压抑自我批评，动辄给批评者戴上一顶帽子，不说他们反党，便说他们是国民党分子等等。这些不满米夫的分子，往往向共产国际及俄共监察委员会控告米夫。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中大所发生的事情，迅即成为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外，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为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在米夫看来，中大内部的事，应完全由任校长的他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团不应干涉。而中共代表团看来，.

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只应负教育方面的责任，关于学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别，和那些学生应派回国担任何项工作等事项，则应由代表团考查处理。

中大是由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说来，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系统上说来，中大党员支部局，则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又因它是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俄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的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在学校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在邓中夏余飞看来，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而学校当局则认为这是正当的自我批评。

学生们也往往将我们代表团不满学校当局的话传播出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事都使米夫大伤脑筋。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似曾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责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预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他听了我的话问道：你以为甚么人来担任中国部的职责最好？我答：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庭。这些事后来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庭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庭，根本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

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曾受到我的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

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是要枪毙的。中共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

这次学生大会，瞿秋白曾应邀参加发表演说，在多数学生反支部局领导的热烈气氛中，瞿秋白的演说，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这次大会，僵持了三天，不能解决。瞿秋白有点着急了；他邀请代表团的人员举行会议，要求代表团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态度；并请我也到学生大会中发表同一论调的演说。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张，经过中大学生的邀请，我便出席去演说。

我这次演说，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顾到党内团结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中共代表团取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不能认为不正当，支部局应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抑自我批评，造成党员中的分裂现象。我的演说，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拥护。大会的空气因而愈见激昂了。他们要求改组支部局，并通过一个决议，批评支部局过去工作方针的不对。

这次学生大会，曾使米夫与柏耶金等，大伤脑筋，共产国际的首脑们，那时似认为代表团与米夫两方面各有是非，因此，也就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米夫与柏耶金究竟颇有手腕，他们千方百计将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区委会书记请出来了。那位区委书记参加大会的事是非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个土包子干部，不懂外国共党情况。从他的发言中，也表现出一种俄共的自大作风和权力观念。

他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高声指斥中共过去犯过的错误；认为俄共帮助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来训练中国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旨行事。中共代表团出席学生大会演说，根本就是不应该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他径直指出我的名字，说我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我的发言，根本就不应当受到学生的信任。他的演说，曾使多数学生为之大哗。

我面对这种挑战，非常愤慨；立即登台答辩，我说明我实未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区委书记竟将这个名词任意的加在我的头上。我们代表团对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张，是不应当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区委书记是个十足的官僚，平时不知道如何领导中大这么一间大学的党的工作，等到问题发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一味的压抑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使这次大会更为之大僵特僵，随即宣告散会了。

瞿秋白看到这样的发展不妙，有点着慌；于是他去找那位区委书记，陈述中大事件的一般经过，并指明俄共的一个区委书记，不宜与中共代表团站在对立的地位。那位区委书记似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冒失了，因此与瞿秋白成立了协议，向学生大会发表一个中共代表团与俄共区委会的共同声明，用意无非表示是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一些误会；其实彼此都关心中大的正常发展，并无任何冲突云云。这次大会，于是由瞿秋白宣读共同声明，并通过一个敷衍性质的决议，一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简单报告那位区委书记的发言，指出他对我任意诬蔑，表示抗议。他向我耸耸肩，摇摇头，不置可否。我对秋白态度软弱的处理方式，虽感不满；但我也知道那种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并非中共代表团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时，我那时准备到乌克兰去休假，因而我也只好勉强赞成，瞿秋白与那区委书记发表共同声明暂时平息风波的方针，不过我曾向秋白等声明不愿再过问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时间都用在阅读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教材，我都全部阅读过，我每月领取二百五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

我的太太也于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别班受训。我们夫妇的用度很省俭；那时莫斯科物资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足足三个月，我们每顿饭的菜色都只是鱼类。

由于每顿吃鱼、使我见着鱼就讨厌。因此，我将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莫斯科所能买到的英文政治性书刊，我大体都买着了。我虽然不会说俄语，有些俄文书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看得懂；所以俄文书刊也买得不少。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拟到列宁学院旁听，以期加深学习，并避免参预共产国际的会议与斗争。

我没有将我要到列宁学院旁听的事，通知共产国际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她是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诺史诺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和蔼慈祥的中年妇人。我向她要求准我参加该学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学生一样的经常上课；但我说明我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不拟参加该学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当时列宁学院的正式学生，不仅要参加学习课程，还要编入学院支部局，接受党的训练。因此，我只能算是旁听生或者说是半个学生。

我仍住在鲁克斯旅馆，这是共产国际人员的宿舍。我在列宁学院与董必武是同班同学，在图书馆的席位也是毗邻，我们都在那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那时已不再向共产国际支领薪金，每天都在列宁学院食堂中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每月领二十个卢布的零用费。

可是我在鲁克斯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租金，我自然付不出这笔费用；曾向该旅馆的管理人说明我不能付房金的原委，他也未置可否，等到我三个月没有付房金时，他居然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控告我拖欠房租，他的这种做法，不知是有意撵我，抑根本只是官样文章。

我致函柏金斯基，简单说明我的近况，并将法院的传票附送给他。柏金斯基审查的结果，才知道我早已自动没有在共产国际领取薪金，和我在列宁学院就读的经过。他赞许我这种做法，认为一面不放弃中共代表的职务，一面在列宁学院学习，处理得很得体。因此，他召集共产国际秘书处的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认为我有住在鲁克斯旅馆的权利，特许免缴房租。

这样，地方法院这一案子就被撤销了；而我就读列宁学院的事，也无形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默认。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一个高级党校。当时学生约三百人，都是各国共产党所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有十余人。我所参加的英文班，学生共十余人，包括英、美、澳、纽、日、韩与中国等国籍的学生。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俄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与军事学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由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自行阅读。每星期上课时间不过十小时左右，上课时由学生提出学习报告，教授略加指导而已。

列宁学院与中山大学比较起来，情况完全两样：列宁学院当局与一般学生的关系，都很正常。支部局的会议和党员大会经常没有甚么重大争论，会议的次数与所占的时间也比较少。

学生们多在图书馆中埋头读书，学校的领导人与学生，不管在学习方面与生活方面，都能打成一片，绝没有中大那种扰攘纷争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为了巩固他的领导，发动了震动全苏俄的大清党，中大掀起了很大的风波，也打破了列宁学院的平静状态。俄共这次清党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清算工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强调消灭富农政策等等之后所举行的。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按照共产国际和俄共的规章，共产国际委员和俄共中央委员，不受清党影响。理由是这些委员在当选时，等于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根据这一点，我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当然在清党中无须有所顾虑。

列宁学院的清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所主持的。清党大会首先清算校长季诺桑诺娃。她在大众之前，叙述她的整个政治经历，尤其不曾隐瞒她政治上所曾有过的错误，在她一个多钟头的发言中，还说到她年轻时候的私生活，这使许多外国共产党员，感觉非常新奇。接着，又清算学校其他负责人和支部局的委员，依次再清算学校职员和一般学生。

如果某一个被清算的人报告的言词中有含糊之处，或被人认为有疑问时，就要遭受到严格的质询。有一位波兰学生，系军人出身，参加过反苏战争，因为在他的经历报告中，没有提起这一点，被人揭发出来，当场就被特务捉去了。中国学生有一个姓马的，因为被认为参加托派的活动，也在清党中失踪了。这次清党大会，日夜连续举行，学生的学习课程，几乎完全停顿了。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清算了少数的几个人，才算告一结束。

中大的清党，特别显得紧张。清党委员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兰个委员所主持。主席是柏津，一位军人；另两位委员是共产国际的某监察委员和任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威金斯基。

这三位委员倒还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愿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员们，却和一群猎狗一样逞凶。他们会同特务机关人员，多方搜寻学生反党的罪证。有一位姓李的学生，在清党中被官方宣布自杀，宣布的事实是说这位李某，是一个托派秘密组织分子，曾供出一百多个参加托派组织的秘密名单，因良心不安，遂自杀。但实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一般学生在惊慌万状中，谁也不敢去追问这件事情。以这一事为例，中大的清党，完全是在一种恐怖现象下进行的。

我和瞿秋白认为无法干预中大的清党事件，因而从不加以过问。王若飞那时也在列宁学院就读，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无法表示意见。只有邓中夏和余飞，曾企图以代表团对于学生的鉴别去影响中大的清党，但被拒绝了。而且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在清党之初，他们本身很轻易的便通过了清党的考验，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指摘其他学生们的错误。

在中大清党正热烈进行的时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谈话。他向我说：“中大清党牵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学生自杀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刘仁静，曾将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给你看，你看后向刘仁静表示，托洛斯基这种主张很好。你有没有这种事，希望你好好为自己辩护。”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一个元老人物，他曾与列宁共过事，担任过长期的秘密印刷工作。他态度很产肃，说话很直率，可是心地却很慈祥。他平时对我的态度很好，这次告诉我关于以上的事，显然也是善意的。当我向他否认这件事，并问他是否有点怀疑时，他回答：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同志，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有话总是直说的。我对你没有甚么怀疑，但你得到中大清党大会去为自己洗刷。这位正直的元老人物，几年之后，据说也被斯大林清算掉了。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时，心中对他还颇为怀念。

在中大的清党大会中，我出席发表演说，我首先说明我一向不赞成托洛斯基的主张，并否认关于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说明我一向不满意中大的领导，重申我在中共中央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的立场。最后，我向全体到会者挑战说：你们任何人，如果知道我有甚么错误和暖昧的行为，不妨公开指出，我准备答覆一切。我说完之后，居然没有人提出质问，一场风波，便算了结了。

所谓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了真象。原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大会的秘书处曾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用各种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公开发给各代表阅读。我也得到过一本英文译本，那时刘仁静是列宁学院的学生，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将译文交给我看，并说：我已交瞿秋白看过了，他认为翻译得很好，现在请你看看，有没有甚么缺点。我那时因为忙着旁的事情，就说：你的翻译一定很好，用不着看。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讹传讹的说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这也可见清党中牵连的事是无奇不有的。

在中国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围坐着少数人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和瞿秋白也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

“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

”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

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遣责案将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诉我：米夫到中国以后，发现李立三并不是执行国际路线，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

米夫信中也认为有些同学在中大表现得很好，但对中国的实际工作，究缺少经验。他们须与过去有工作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结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并说到我如果能积极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将来共产国际是会派我回国去的。

我听了他的这些内幕消息，更证实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玩弄权术；他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了和他们对杭，想暂时联络我，以收个别击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态度，照常在图书馆阅读资本论。

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团和米夫之间斗争的一个大概经过。米夫在中国表演了一番之后，似已登峰造极。据说几年以后米夫也就失势了。后来斯大林也用他所用过的手腕，将他清算掉了。

①拉狄克曾著《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文本系克仁译，上海新宇宙书店一九二九年版），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阅。

②详见斯大林：

《和中山大学学生们谈话》，载《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泽，第四十四页至第七

十六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亦称二十八宿），是那时在中山大学支持米夫领导的二十八个中国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