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

川北苏区是红四方面军在敌军压力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区立足，因而突破敌军的包围圈，经鄂北豫西陕南，到达川北后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这次行动，是苏维埃运动向西北转移的先声，后来，它接应各地红军，先后到达西北地区。

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围剿，是他对各地苏维埃前后五次大规模围剿中的第四次（第一、二、三及第五次是以江西苏区为目的，第四次则是以鄂豫皖区为主）。一九三二年五月蒋

氏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五十万兵力，等于我们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他的计划是将他的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防守部队，为数约二十万人，依据苏区周围的军事要点设防，并建筑碉堡，配合进攻部队，步步为“营”

，向我们逼近。另一部分为进攻部队，组成刘峙、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等纵队。每个纵队的兵力都超过红四方面军的三倍，以分进合击的策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

其余如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黄杰等师则为预备队。

那时南京政权较为稳定，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蒋氏更能集中全力对付中共。他调集来进攻我们的部队，是他在长江以北精锐兵力的大部分。他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似仍在试办期间。为了使剿共军队有一致的行动，他以严刑峻罚来对付他的军队。对于苏区人民，则是安抚与镇压兼施，不过后来在实际执行中，仍表现出步调不一致的现象。

我们当时高唱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事实上，我们也动员了最大限度的力量，企图粉碎这一次围剿。红四军是我们的主力，那时共有枪支九千余，新扩大的二十五军，约有五千支枪，至于地方武装，在我们看来，只是辅助部队，类似白区的民团，只能担任游击任务，我们共有八个独立团，和其他零星的独立连，约共有枪五千支。

我们自知力量薄弱，保卫苏区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绝不气馁，决心鼓起勇气，争取胜利，从各方面发挥我们的力量，如加强地方武装，动员民众配合作战等等，都做得很起劲。

我们预先警告苏区人民，在四次围剿中，苏区可能暂时遭到侵犯，敌军飞机可能到处轰炸，要求大家预为准备。

我们的力量这样薄弱，是经不起挫折的，任何挫折都会影响全盘计划，可是我们在霍邱的第二十五军竟遭到空前的惨败，这实非我们始料所及。当年七月间，国民党徐庭瑶军开始向霍廷进攻，目的似只在占领县城，以为进攻的据点。但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竟违背军委会的命令，采取以主力防守县城的错误策略，使七十三师因之损失三分二。这对我们的整个局势说来，无异是丧失了一条左臂。

我们的军事计划，邝继勋是知道的，我们注重在野外消灭敌军，不大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点邝也赞成，但他大概有点胜利冲昏头脑了，因为自四月间奉命率部在苏家埠一带去行动时起，他获得不少零星的军事胜利，扩展了那一带的苏区，并占领了霍邱县城。他的第七十三师成为劲旅，七十四师也大致编组完成，地方武装也有可观的发展。也许就是由于这些事情使他信心百倍，以为可以作惊人的表演，一举而吐气扬眉。

当徐庭瑶向霍邱进军的时候，邝继勋决定以霍邱为据点，消灭进犯敌人。他低估了敌军力量，不计算敌人的强大后援部队。他似为“包围苏区”的口号所迷惑，强调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地，事实上却忽略了他的军队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我获悉他这种决策之后，立即去电纠正，并指出他的决策会招致包围，遭受严重的损失，要求他立即放弃霍邱县城，将部队撤到霍邱湖以南地区，以便在野外消灭进犯的敌军。邝的回电谓正与敌人接火，如形势不利再行撤出不迟。

邝继勋的回电是我和蔡申熙参谋长大感焦急，蔡乃赶赴霍邱前线，实际执行军事政治委员职权，以谋补救。不料蔡申熙尚在途中，霍邱的失败，已成定局。徐庭瑶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三面环水的霍邱县城，并以飞机大炮向城内轰击，城垣多处崩陷，邝不得不乘夜率部突围，第七十三师伤亡及被俘各千余人，城内地方武装及运输队的损失更不可胜计，随邝安全脱离火线者，也不过是千余人而已。所幸地七十四师，驻守城外，尚未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蔡申熙赶到前线时，只有收拾残局了。邝继勋因这一次违令失败事件，曾经自请处分。整个苏区和红军都为这件事轰动起来，纷纷要求以军纪制裁邝继勋。军委会根据蔡申熙的建议，终于从宽处理，免去了邝的军长职务，从此邝再不是红四方面军的要角了。至于二十五军因损失过大，不得不将第七十三、七十四两师，合编为第七十三师，由蔡申熙以军长兼政治委员的名义，直接指挥。

霍邱的失败，影响极为重大，我们的东线，整个豫皖边区大为震动，都认为敌人不难长驱直入。而敌军竟将在霍邱俘虏我军的一千多人，迅速释放；这些人回到苏区，使苏区一般人民，感觉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政策是改变了。这对苏区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蒋氏和国民党军队受着这次意外胜利的鼓励，士气为之一振，旋即展开了全盘进攻行动。

红四军在潢川豆腐店战役以后，即针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展开行动。我军到处侵袭敌军的据点，切断这些据点间的联系，并着重破坏京汉铁路，阻挠敌军的调动。七月间，我军主力埋藏在麻城附近地区，这时天气炎热，部队中疾病流行。我们特别注意防止疾病的威胁，以期全军能养精蓄锐，准备敌军深入到这个苏区来的时候，实行迎击。

八月间我们侦知敌军正分路向苏区进犯，乃移师黄安，向河口前进。这次敌军行动亦特别迅速，与我军相遇于黄安河口间，遭遇战就这样展开了。我军击溃了敌军的先头部队约三个团，敌军损失颇大，任敌军指挥的团长阵亡。但敌军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我军攻势虽然猛烈，但仍为敌军火力所抑止。

大战展开了，正面敌军抑制住我军的主力，而敌方另一支主力部队则由罗山的宣化店向七里坪挺进，抄袭我军后路，宋埠李家集的敌军，袭占了黄安县城，麻城敌军也袭占了北区的张店，并出动大批飞机狂炸助战。我们的地方武装出动，到处骚扰进袭敌军。当我夜间从七里坪附近赶往前线的时候，四周枪炮声彻夜不停，似乎无一处不是战场。

翌日，我和徐向前等在前线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我们所望间的正面敌军数量，远超过于我军，他们正在山头上构筑坚强工事，并向我军左右两翼伸张。我们判断敌人的策略是在这里吸引住我们的主力，而分兵由宣化店黄安张店三处抄袭我军七里坪的后路，我军既不能迅速击溃正面敌人，后路有岌岌可危，乃决定立即撤退到七里坪。

我军撤至七里坪东西一带阵地的时候，敌军卫立煌陈继承刘峙三个纵队，由河口宣化店等处进展到七里坪西面，与我军隔河相峙。黄安的萧之楚则进到七里坪以南二十里的地方。

张店方面敌军夏斗寅部则仍停留原地。刘峙所率的另一部正向新集的西北面移动。七里坪是这个苏区的坚强据点，是我们最能发挥力量的地方，便决定在这里与敌决战。

不两日，我们选定了七里坪南面五里路的柳林河为发动攻击的地点。开始进攻的那天黄昏，我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旋即展开大规模的夜战。午夜时，我们推进了十五里打到卫立煌的总部。敌军在一个很宽广的阵地上，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地方武装也四处袭击，约二平方公里的阵地几乎同时成为战场。敌军似不习于夜战，而夜战正是我军所长。我军只派了两个游击队员，乘夜有山沟丛林中深入到敌人阵地，在敌军两师之间，放了几枪，便引起敌军两师双方相互误击，一直到天明才知道上当。

著名的柳林河战役是一次空前的恶战，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从未参预过这样猛烈的战局。当时陈赓就说：

“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

我军方面所有能投入作战的力量，都用上了。拿红四军来说，只有我率少数随从人员坐镇在柳林河指挥所，其余如参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以至伙夫等都托着枪上火线了。在前线指挥的徐向前，攻到卫立煌总部时，敌军坚守不退，他鉴于天色将明，如果再继续攻击下去，敌军的优势火力，将易于发挥力量，而且我军所击溃的敌军也还只是敌军的一部分，他们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他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乃下令退却，天明时，我军主力都撤回柳林河的东岸来了。

据说：当时敌军将领意见分歧，陈继承主张退却，但卫立煌反对，力主坚守以待天明，陈只好照办。如果敌军在夜间实行退却，那将是我们极大的胜利。卫立煌在这一战役中，因主张坚守，受到蒋氏的嘉许，不久金家寨被敌攻下时，蒋命令改称为“立煌县”，似乎就是为了嘉奖卫立煌在这次战役中的战功。

这次战役，红四军伤亡在两千以上，地方武装的伤亡也在三百人左右。敌方损失似远较我们为重，他们在夜间互相误击所招致的伤亡也相当严重。

翌日，天刚明，以汉口为据点的敌军飞机，对我们展开比前更疯狂的轰炸。敌机以九架至二十七架的编队，在苏区上空川流不息，不加任何选择，看见目标就炸。我们在医院所在地铺着极大的红十字标记，但敌机看见这种标记，轰炸得更为激烈。

我们就在敌机狂炸之下，积极整理我们的部队。红四军的战士们经过整夜作战，自然相当疲劳，他们分散在战壕里休息。我们检讨这次战役之未能获得彻底胜利，主要是由于力量不足。我开始做情况逆转的准备。我们迅速动员地方武装部队和苏区人民来参加红四军，以补充这次损失，将伤兵分散到山林深处的村庄里去，并通令那些疏散在山林深处的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储备粮食，照顾伤兵，准备各自相机行动。

敌方也在积极整理部队，不敢立即向我军反攻，各处的枪战显得平静了。敌将前线已陷混乱的部队，在飞机掩护之下，向后撤退。敌方似觉得在全县布置过多的兵力，在遭受夜袭时易于引起混乱，乃将主力撤到第二线去，前线只留少数部队，执行监视的任务。正面敌军虽一时没有进攻我们的企图，但北面敌军，则向新集挺进，显然是要抄袭我们的后路。

我军经过两三天的休息和整理，元气又恢复了。我们考虑形势，认为敌军主力后撤之后，我们将更难于正面袭击，乃决定将红四军潜移新集以北，去消灭那一方面的进犯敌军，因为新集北面的敌军为数较少，或许比较易于击破。

敌军大规模的进犯，也使红军战士的心情为之不安。他们觉得家乡被毁，家属存亡未卜，房屋庐墓成了废墟。我们针对这种情形，多方解释，指出这样强大的敌人，必须经过多次战斗才能消灭；家属遇难，田园破坏，只会更坚定我们奋斗的决心；因为除此一途外，我们没有其他出路。

苏区一般人民，似与红军战士的观感有些出入。当红四军潜向新集以北移动的时候，我轻骑向新集行进，沿途慰问各地农民，遇到的农民都向我们表示，这次柳林河战役，红四军英勇作战，已尽了保卫苏区最大的努力，敌军这次确是满山满谷的倾巢而来，七里坪前面群山，几乎没有一个山峰不为他们所据守，所有村庄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们觉得这个苏区的灾难，是无法逃避的，只希望能保全红四军的实力，农民将来才有翻身的一天。

我在新集镇外一个民房里，召集最后一次的中央分局会议。当时新集已给战火摧残得面目全非，我在那里巡视一周，全镇弹痕累累，到处是断垣破瓦，敌机狂炸程度可想而知。我的办公处也被炸了。新集的各机构已搬到附近的乡间，不少负责人都分别到各处指挥作战，参加会议的便只有少数中央分局和省委委员，其他大多为各机关的留守干部。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表现了团结一致、坚决奋斗的精神。他们都认为鄂豫皖苏区已不能保卫，即使红四军化整为零，打游击战，勉强担负起保卫苏区的任务，也会在军事上招致更多的损失，因而多数主张红四军在必要时，不妨转到苏区外围去行动，保卫苏区的责任可由地方武装担任。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委派原任地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整个苏区军区指挥部的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包围苏区。红四军则相机冲破敌军的包围，转到敌军后面去打击敌人。至于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则就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实行改组，将许多重要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以期加强各区域的指导。

红四军已移往新集西北四十里的晏家河，并与敌军接触。我赶往前线，视察战况。在前线的山头上，我看见敌军正在阵地上构筑工事，纵横二十华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似乎当地村庄的民房还不够容纳军队，因此在阵地附近支起了许多帐篷。敌军数量远较我们为多，但也不敢向我军进攻。我们看见敌军铺设的飞机符号，于是便在我们自己的阵地上，照样铺设起来。这样，敌军的炸弹，便落到无人的山林地带。

我们的前线阵地，一时乃成为最安全的处所，便在那里举行军事会议。这是重要的会议，团以上干部多数参加。同志们纷纷发言，检讨战局，一致认为我军在黄安河口间的遭遇战和柳林河的夜战中，并无错误。他们根据亲身经验，认为敌军兵力过于雄厚，我军既不能在黄安河口低于击溃他们，反使自己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因而推到七里坪是必要的。柳林河夜战中，敌军虽在很广泛的战场上陷于混乱，但仍有雄厚的兵力，据守着许多重要据点，而我们的力量则已使用到最大限度。因此徐向前总指挥下令我军在天明前撤回原阵，是十分恰当的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估计现在我们前面的敌军也是不易击溃的，即使我们孤注一掷，尽全力将当前敌人击溃，我们的后路——新集，也会被敌军抄袭；我军将在一个窄隘的阵地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因此，会议决定停止攻击正面敌军，红四军应在敌军兵力较薄弱的地方，冲开一个缺口，转到敌军的背后去，相机各别对敌军击破。各将领并表示在军情这样紧急的时候，不必再举行军事会议；一切由军委会主席和总指挥部命令决定便可。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的军事会议，一直到了川北之后，才继续举行。

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下令全军脱离晏家河阵地，向东往白雀园到金家寨去。沿途并没有遭受敌军的严重截阻，就到达了金家寨，蔡申熙军长与我们在那里会面，他完全赞成我们将红四方面军迅速移到京汉路以西去的决策。我们在金家寨部署了留守人员和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任务。为了扰乱敌人耳目，我们向外透露我军将向东发展，或向南渡江到江西苏区。

蔡申熙所率领的第七十三师，在金家寨参加了我们西行的队伍。

（西行部队有第四军的第

十师第十一师及第十二师以及第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总共一万六千余人。）我们有金家寨南向英山行进，在英山附近我们冲破了敌军郝梦麟、上官云相等师的阻隔，再由英山折而向西，经仓子埠①等地到达黄安以南的高桥区。我军就这样晓伏夜行，以最高速度绕着苏区兜了一个大圈子。

我在高桥去会见了沈泽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晤谈。他早已知悉我们决策的大概，积极支持我军迅速移往铁路以西。当时敌军全部占领了新集七里坪一带的老苏区，我们的地方武装和留守人员正与敌军展开剧烈的游击战争。我们商谈的要点，是人事配备问题。我要求沈泽民和其他重要干部随军到京汉铁路以西，但沈泽民以本身系鄂豫皖省委书记，不顾身体多病，坚持留在这个区域内打游击。不料后来他竟在游击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为了他的职务而殉身了。

我们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防务比较脆弱，我军乃不在高桥区停留，移师河口附近，冲破敌军在那里的防线，直指京汉路。担任掩护任务的蔡申熙，就在这次阻止敌人截击的战斗中阵亡。他是我军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

我军乘夜绕到了河口东北一带地区，敌人的追击部队也就分路撵来。我军经过好几天的夜行，已大感疲劳，但大敌当前，只得占领阵地应战。敌军的一部迅即冲进我们的阵地，使我军各单位难于互相联络。但我军究竟是坚强的，立即分头截击。在这场混战中，我军伤亡逾千；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伤亡约为我们的两倍，这样才抑止了敌军的猛进。

我们到达离京汉路不远的夏店时，曾对鄂豫皖区的工作，作了一些最后的安排：先通知沈泽民，告诉他我们分手后所遭遇的情况，着重指出因遭受敌军的追击压力，我军势将远离苏区，何时能再回鄂豫皖区，实难逆料。现在我们只有各自为战，留在鄂豫皖区的游击部队，不能指望四方面军的救援，在不利情况之下，可以到铁路以西来与我们会合；一部分干部可以脱离鄂豫皖区，到旁的苏区去或来找我们。这就是我对留在鄂豫皖区同志们最后一次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下旬，我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当敌军体路线上的装甲车赶来截击我们时，我们已在铁路以西二十里的地区了。我军的殿后部队，亦只听到敌人追击部队的零星枪声。从这里起，我们脱离了鄂豫皖区，开始了西行五千里的长途。

敌人一直是跟随着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侦查我军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点。敌军的追击部队也根据敌机的情报紧紧尾追，而前进路上的驻军有在设防阻拦我们，沿途各地的民团也随时对我们作骚扰性的行动。沿途居民被逼不敢与我们接近，这使我军的给养大为困难。

我们虽在敌军压力之下退出了战场，但我们的目的，仍在分散敌人兵力，以便乘机反击。

我们希望在离鄂豫皖不太远的地区，找到新的据点，但这只有在消灭了敌人追击部队的情形之下，才能实现。我军经由随县以南洛阳店一带地区，且行且战，详细移动。沿途安置伤兵，以减少行军的负担（重伤未愈的刘英师长，就在洛阳店附近化妆到上海去就医，后来我们再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为了节劳，我们也尽量避开敌机的侦察。我们经常派遣少数游击部队沿途与敌军纠缠，使敌军疲于奔命，不能迅速尾追我军。

行进到枣阳县南面吴家集一带地区时，我军与敌军发生了此次西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吴家集在枣阳县城南约九十里，西距汉水与襄阳约一百里，敌人选择了这个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军，企图压迫我军退到汉水边，在那里加以歼灭。

我们在吴家集附近宿营的时候，敌军乘夜逼近。翌日黎明，两军即开始大战。当时处境，我们陷于被动地位，非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不易脱离火线。我军抱定有胜无败的决心，经过两天一夜的混战，终于在敌军北线，冲破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圈。

两天的战斗在一个很大的战区内展开，正面肉搏，拼命冲击。这次战斗最惊险的一幕，是敌军攻到了我和徐向前的指挥阵地不及五十码的地方。敌军似已侦知我军的总指挥所，于第二天下午集中强大兵力，向我指挥所猛扑。由于我军正面一部约三百人伤亡过重，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均告阵亡，无法继续作战，纷纷向指挥所败逃。眼看敌军向指挥所蜂拥而来，徐向前沉着应付，立令整理队伍，指定其中精神较强健者，担任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我则动员所有参谋政工以及各种直属部队约三百人，临时编组，当敌军逼近到我们指挥所的地方，徐向前一声号令，我们这几百名临时编组起来的部队，便冲杀出去，手榴弹一齐向正在疯狂前进的敌军抛掷，烽烟起处，血肉横飞，敌人就这样败下去了。这最惊险的一幕，竟使我们化险为夷。

敌人最强烈的攻势，被我们抑阻住了，敌军的北线也被我们冲破，战局顿呈胶着状态，我军乃乘夜向北撤离。指挥北线作战的陈昌浩，担任撤退的先头部队，徐向前率大部推进，我则殿后。这一次撤退工作极为艰苦，撤退的行动自天黑时开始，原定晚上十时可以完成，谁知夜中在一个广阔的战场上撤兵，竟发生了一团人走错路线的事件，我们追寻着团人的踪迹，直至午夜以后才脱离战场。

当晚我们循小路走一百多里，才能在枣阳以西二十里的板桥店附近，通过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我带着十余骑，成了全军的后卫。到达板桥店时，天已大明，马匹也累得走不动了，乃略作歇息，让马匹在小河沟上饮水。但从枣阳追来的敌军，这时突然出现，占据着我们左右的高地。机关枪的子弹像雨点般，从我身边飞过，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给封锁了，幸好我军的后卫团迅速转头来接应，否则我们这次真是不堪设想了。

在后卫团的掩护下，我们下马步战向北行进，走了二十里后，在一个山冈上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会合，因连日过度疲劳，我一看见他们之后，不由自主的便倒卧在地上了。陈昌浩等大多数人也已累得不能再动。只有徐向前等少数身体特别强健的军人，还能支持得住。徐向前立即向我报告，我们向北的去路，给敌军堵住了，还有从河南来的刘茂恩部的两个师，已组成包围我们的第三条防线，我们要立即击溃刘茂恩部，才算完成了突围的任务，他准备立即率部与刘茂恩部决战。我那时已类的不能说话，只有用手势表示同意而已。

于是，徐向前带着只休息了片刻的部队，向刘茂恩部进击，陈昌浩等休息了一会，也跟上出发接战，我则还是殿后。幸好刘部战斗力异常脆弱，饥疲交加的我军，竟没有费很大的气力，就把刘茂恩部打得作鸟兽散。我们循着北进的去路，由前进了八九十里，到达枣阳与新野交界的地方（即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日一夜的行动，前进了二百里以上，把自吴家集追击我们的敌军，远远抛在我们的后面。刘茂恩部再也无力阻拦我们。

在大路两旁干燥的田亩上，我军就地宿营。此时休息第一，连吃饭都觉得是次要的了。

伙夫也已无力作饭，马匹也只有任由它们在田野散荡。我的十余骑是全军的后卫，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深夜。我一听完徐向前陈昌浩所拟翌日行动计划之后，也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晨曦射在我的脸上时，我才一下惊醒，起身一看，全军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原来他们在五时前，已经出发，我身边十几个随从人员，仍在地上酣睡，我叫醒他们一问，始知那位放哨的卫士，得到出发的通知，未及叫醒我们，而自己竟又睡着了。

我们立即找回马匹，配上鞍子，循着我军前进的道路，快马赶去。这时人马经过一晚的休息，精神抖擞起来。走了十余里，到达路旁一所大院的门口，发现有百余人的民团，在门前的广场上武装列队，我当下判断这些武装民团的行列，是准备接应追击我们的白军。我们快马加鞭，直向民团的行列前进。那民团队长立即呼口令全队举枪向我们致敬，我们在马上匆匆举手答礼，就冲过去了。离开民团行列不久，枪声便从后面响起。也许是民团初以为我们是白军的军官，旋即发现我们是掉队的红军，因此赶上来射击，可是我们已经走得远了。

风驰电掣的又向前赶了近十里，我们便于大队会合，徐陈等得到后卫人员的通知，知道我们离队甚远，就坐在路旁休息，等候我们。我们会面之后，纵声大笑，叙述这三天的有趣经历。眼看敌军是绝对追不上我们了。这场战斗至此告一结束，我们准备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让全军人员能够休息做饭。

这场战斗，敌人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对我军极为不利，我们损失兵员近两千，两个团长和两个团政治指导员阵亡。敌军虽也有一个旅长阵亡，士兵死伤拟亦不少于我军，但我们素来的观念和原则，认为消耗多而无所获即是失败，何况我们难于再经消耗了。尤其是一千个以上的伤兵就地被抛弃的事情，使全军十分痛心。

我是全军的殿后部队，在后面亲自安置这些伤兵的时候，为之大恸。伤兵自知只有留在当地，绝不可能再随军前进了，也不愿因自身的创伤而拖累全军，然而对于即将面临敌人的危害，极感不安。我们的政工人员，只有百般安慰，要他们安心，如敌人有虐待杀害伤兵等情事，可以据理抗议。

一起伤兵的事件，迅即成为全军议论的题目，大家都极感痛心。有的检讨没有根据地作战是不智的，要求迅速脱离敌人追击，以期有喘息的机会。又有不少士兵动了思乡之念，想着不如仍回到自己家乡鄂豫皖区去打游击，就是死也希望死在本乡。

我们这些军事首脑，针对这种情况，修正了我们原来的策略，决定如一时没有消灭敌人的机会，又不能在鄂北移到立足，不如前进到更远的西部去。沿途如在情况不利下，应极力避免与敌人战斗。另一方面，须高度发挥我军行军的效率，使尾随敌军在竞走中疲于奔命。

我们向全军解释，打回鄂豫皖区既一时无此可能，便只有向西寻找新的根据地。我们要求全军人员，将平日行军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装足三天的用粮，缺乏子弹或破旧的枪炮，伤病的马匹等，都须抛弃，一批受伤的干部，也加以遣散，（在河口附近负伤的陈赓，就是在那时离军赴沪就医的。）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轻便的多，作战行军，两得其便。

我军经河南的西南——新野邓县淅川——向陕鄂边境进发。豫西南一带是民团势力统治的地区，各村落多筑有城垣防御，对于兵匪的骚扰，他们有抗拒的力量。我军第第一次在新野境内宿营时，他们就闭门不纳，经过交涉和显示我们的射击技术之后，才获得民团的让步，和我们成立了协议。其要点是：我军可以在沿途各村庄借宿一宵；购买粮食，须付现款，损坏东西，按价赔偿，不得利用村庄作战等等。民团一方则应允不勾结白军来向我军暗害。这样一来我们在鄂西南行军，就一直没有受到民团的阻挠。

我军由淅川到达豫陕交界的紫荆关，为敌防军所阻。我们表演了一番佯攻动作，马上即折而向西，以漫川关②为目的地。这一带是崇山峻岭地区，历来为绿林军好汉出没之所，土地贫瘠，居民稀少，除玉蜀黍外不产其他农作物，交通更只凭羊肠小道，漫川关就是这块鄂陕边境上的险隘所在。

我军到达漫川关附近时，又为敌军凭险设防所阻，一经接触，我们就知道这是嫡系主力的一部，便立即停止前进。先行查明敌情，好不容易在山林中寻着了三个老百姓，略加讯问，就发现这三人原来就是敌探。我们予以优待，保证绝不加害，只希望他们能吐露一些敌军的情况。这三名敌探中的一人，曾因欠缴捐款，在数日前被当地保甲长私自打了几十军棍，背上尚留有伤痕，我们没有费很多的唇舌，他就尽情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据他说，敌军准备把我们逼到漫川关附近的山谷中，截断我们的出路，使我们没有粮食，然后以强大的火力，歼灭我们。他们所部属的兵力，在漫川关正面的是刚从郧阳大路来的胡宗南师，在我们后面追击的则为××两个师，山谷南为××两个师，山谷北是萧之楚的两个师。两天以前当地保甲长并曾严令居民带着粮食逃避，实行他们坚壁清野的办法。他又告诉我们，漫川关的右侧离这里三十里地方，有一条线要的小路，通山谷外的陕西境，如果萧之楚部尚未感到那里布防，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地方。

这个敌探所讲的话，证之于我们所直接获得的情报，相当可信。于是，我立即下令由陈昌浩率领一团人，迅速夺取漫川关右侧的小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着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那里的高地已由陈昌浩这十余骑占领，居高临下，萧部先头部队成为我军俯击的目标，乃不得不转而占领隘路口对面的一带高地，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控制这条通向陕西的险径。但陈昌浩所统帅的那团人跟着赶到了，立即与萧部展开了山头争夺战，结果，所有能控制这条小路的山头都为我军所占领。

我们控制了这条小路，脱离了敌人的圈套，避免了一场可能不利于我军的战争。尽管敌人的包围部署并不算得严密，就是发生更大的战斗，我军也可能有其他办法与敌周旋，但循小路溜走，究竟是当时最便利的途径。敌军却白辛苦一场，毫无所获。追击我们的敌军数量显然减少了，他们经过长期的行军作战，特别是在山岳地带行进，显得疲劳不堪，掉队的极多，现在又不能如愿以偿，更显出了垂头丧气的狼狈之态。

我军的避战行动，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我们乘夜通过这条小路向北行进时，因道路崎岖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行，前进速度极低，直至翌晨，我军的“大行李”还是没有通过（“大行李”是军中通用的俗语，主要是指炊事班和炊事工具），敌军的机关枪却已射到小路上来了。为了避免人员的伤亡，我军迫得放弃难于运输的炊事工具，让炊事人员迅速的跑过去。此后，失去了炊事工具，我军就只有借用民间的锅灶了。这样一来，引起了许多困难，而且因此降低了我军的政治纪律。

与我军争夺这条小路的萧之楚部，疲惫不堪，行动相当缓慢，但因奉着严令，仍积极向我掩护部队进攻。我军志在迅速通过小路，无意与敌纠缠，因此，我们掩护部队的数量很少，最前线的一排只有官兵共二十六人，不幸在这次山头争夺战中，全部阵亡。他们完成了阻拦敌人前进的伟大任务而捐躯，使全军大为感动，锡之为“英雄排”。敌军至此知道我军的英勇斗志并未稍减，便也就气馁了。

那时已是九月下旬，秋风瑟瑟，我军由鄂豫皖区而来一直都穿着夏服。通过高山隘路时，全军战士都感觉寒冷彻骨，乃破例准许战士在山地上烧玉蜀黍杆子取暖。添配冬服是我们燃眉之急的问题。

陕鄂边境的山岳地带，虽然利于与敌周旋，但异常贫瘠，粮食布匹均感缺乏。我们为了解决冬服问题，乃向较富庶的陕南地区——丹凤商县雒南等县行进。

我们这个大探险队在这一带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有时与敌军玩玩捉迷藏的“游戏”。当时敌机侦查已大为减少。敌军占据了各个县城和重要市镇，并扼守要道，拦阻我军前进。我军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到处钻敌军的空隙，以小股游击队，四处活动，出没无常，使敌军穷于应付。

我们要在陕南地区找寻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这一带的粮食虽然不凡缺乏，盛产柿子等类的水果，我军几个月来没尝水果滋味，乃大啖柿子，朵颐为之大快。但冬衣问题仍不能解决。此地不产布匹，纺织手工业少的可怜，当地人民平素布料已经不足，自无力供给军用。而重要城镇既为敌军所占，也无法从外地补充。

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但东面是敌人势力雄厚的地区，西面北面则气候严寒，更不能获得布料，我们必须由陕南越过秦岭，先到关中平原地区，将尾随我们的敌军吸引开去。翻过秦岭进入汉中之后，再越过巴山而到川北。这样兜一个大圈子，才能摆脱无数的追兵，在川北立下足来。

厘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曾求教于一位绿林老英雄。他住在商县之北的一个村里，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者，当年是杨虎城等好汉的前辈，现时退休在家，务农为业，他熟悉这个广大区域的情况，对造反者也极为同情。

这位老英雄根据他的常识，再三剖析，认为到汉中地区是上策，但他说由这里向西到汉中都是险道，沿途给养不易解决，更要提防少数敌军凭险扼守通路。如果路经关中，在翻过秦岭到汉中，要谨防关中敌军据险阻拦。如果我们一停留，包围的敌军将愈聚愈多，更无法解决冬服问题。他这些看法，坚定了我们必须直到川北去立足的打算。

我军循着商县通西安的达到前进。经临潼西安南境，沿秦岭北麓西行。在子午镇与陕军作战，在盩厔县附近又与胡宗南部混战一昼夜。胡宗南部尾追不舍，由漫川关跟踪我们，由西安到盩厔县的途中经常拦锁我们的去路。我们一一突破了敌人的关口，最后在盩厔县西面地区，翻越秦岭，向汉中城固县进发。秦岭这座大山，奇趣雄伟，山峦重叠，翻越极为不易。

我军两次宿营山中，穷山荒野，似乎都在考验我们的体力和勇气。

在秦岭的南麓，汉中陕军凭险设防，扼守山口，意图将我们困死在山中。但我军以势不可当的冲锋，将敌人打得四散奔逃，更乘势追击到城固附近，沿途尽是敌方溃兵，大路上到处是遗弃的枪枝子弹。但当时我们已无余力去照顾这类东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要溃败的陕军，捡回他们的枪枝，赶快回南郑去，并告诉他们，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意与陕军为难，亦不愿争夺陕军地盘。

在城固附近休息的时候，我们向全军宣布到川北去的计划。我们向同志们解释，汉中之敌虽被我们击溃，但关中之敌将接踵而来，我军仍不能在这里立足。川北情形则不同，该地有四川军阀盘踞，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大致也够疲劳不能与我们纠缠了。即使他们再来进犯，我们也可凭巴山险要和他们周旋。因此，我们选定了川北作为我们休息建立基础的地点。虽然我们人力马匹极感缺乏，但我们再不遗弃伤病兵了。在最近一次的战斗中，有一百名左右伤兵，及一些无法步行的病兵，要带走这些伤病兵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们放弃没有弹药的枪炮，尽量拔出人力来抬架伤病兵。经理处用骡马载运的一部分重要财物也忍痛抛弃，抽出了三十几匹骡马给轻伤病兵乘骑。这种措施大大振奋了军心，一般战士才感到以前我们所以放弃伤病兵，确是万不得已的事。

这是已是十一月初，战士们的手脚多已冻裂了。在城固附近赤足涉渡汉水的时候，河水冬冷，疼如刀割，但我们除伤病兵外，没有一个人是骑马过去的。从那时起，马匹也只为伤病兵骑用，我和徐向前等都一概步行。诸如此类同甘共苦的行为，在当时至为必要，这是维系军心的不二法门。

这时，前无拦阻，后无追兵，由城固附近向西乡的南面行进。沿途供应也较易解决。我们恢复了政治工作，全军战士精神抖擞，为了到川北后与这里的邻人保持亲善关系预留地步。

对于城固西乡一带的人民，我们极力表示好感。

我军在西乡南部休息两天，即翻越巴山，以川北通江为目的地。著名的巴山，须要两天的行程才能越过。第一天傍晚我们在山顶宿营，那里只有两间破屋，容纳伤兵亦感不敷。于是我将全部重伤兵安置住在那两间破屋内，其余的人连我在内，一概露宿。谁知那些重伤兵们，认为我是全军首长，军旅倥偬，心力劳悴，他们大声呼喊，我应与他们同住屋内。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乃第一次挤住在伤兵的行列中。那天夜晚，伤兵们因要避免扰我睡眠，连呻吟声都忍扼住。今天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我的战友们，对我的爱护的真挚之情，仍觉得十分感动。

翌日，约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军由巴山山顶下行约一百里，到达川北通江县北的一个市镇——两河口。我军即以该地为据点，经营我们的新根据地——川北苏区。

我军自八月下旬越过京汉路西行，以迄抵达两河口，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在五千华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拦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武器的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时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都全部抛弃了。

这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我当时认为造成这场不可避免的退却战，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苏维埃政策发生了严重的缺陷之故。我们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是有赖于中共组织力的坚强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基于这一认识，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苏维埃运动的根本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点，我在下文还要详说。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因为时间和材料所限，我只叙述了红四方面军西征的概要，至于许多同志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的搜集、整理和描述，还有待于史家的努力。至于我个人当时这一点基本看法，我想参与这次行动的和后来参与江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们，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并能证明这是合乎事实的。

① 仓子埠在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濒武湖，接黄陂县界，东有大路，北通黄安县，亦称仓埠镇。

② 漫川关在陕西山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接湖北郧西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