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关于苏维埃的争执

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脱离鄂豫皖区，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满，认为是右倾的逃跑主义。它获知我们的入川纲领之后，竟来了一个哀的美敦式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改正，仍用苏维埃政府制度和一贯的既定政策。

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无线电的通报，原是极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信赖我们的密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湘鄂西苏区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们似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对我们的行动颇感焦虑。最先是告诉我们一些敌情，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而反对我们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来电的语气就更加严重了，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究，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这会将红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讨，但未组成反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的军事见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俾多数人都能参预决策。

我们翻过巴山，开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张琴秋等的反对意见，便消沉下来。我们共同为开展新局面而努力，没有功夫去检讨过去。但这些持不同见解的政工人员，对川北新根据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们觉得川北时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也无法配合各苏区的行动，更不能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这个鸦片世界，也使他们觉得太落后了，对党对红军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们，对于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北人民热烈拥护红军，禁烟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我的积极号召，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们的疑虑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确是不够充分，同志们举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刮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松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此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

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

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和事实，而且抹杀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军对田松尧的暂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来说，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首先与田松尧作战，接着又与全四川的军阀作战，很少闲歇的时候。川北苏区的设施大体是仿效鄂豫皖苏区，但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彼此有别，所以川北苏区也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川北苏区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能象鄂豫皖区那样深入开展，一致后来在红四方面军离去之后，川北苏区所表现的，就远不如鄂豫皖区那样能够持久奋斗。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占领的区域内，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土地。

但政权机构的性质，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