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似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国民革命运动却因时势的进展而日趋蓬勃。它循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个是职工运动的复苏，逐渐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蔚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另一个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胜利的基础。

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间，曹锟、吴佩孚政权瓦解，职工运动随着复苏起来；尤其是在直隶、河南等省，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工会恢复公开活动。在其他地区，也因统治势力的混乱，工会活动乘机复活。

我在出狱后，虽花了不少时间去协调有关孙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务，仍是领导铁路工会。我们利用时机，力争工会的合法权利，迅速恢复工会的组织与活动，颇具成绩。

同时，并严防在组织力量未充实之前，受到各种可能的压迫。我们采取若干预防的步骤，如工会虽有开会会所，但另设秘密办公处所等。

为了应付这个复杂局势，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我获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要我从速辞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去就任新职。

我覆信表示，因孙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同时我又在筹备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难于立时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二七”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祺瑞却写在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交通”找到我，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号？”在我承认是住在那里之后，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并指出：我的住址既被侦知，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立即离京，不能再有任何耽搁。

八日清晨，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芦沟桥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前往郑州。当时，段政府的权力有限，我一离开北京城，便算太平无事。京汉路北段是国民军地盘的大动脉，车上虽很拥挤，也有不少无票乘车的军人，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

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

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等我的确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即电约她来郑州，一同赴沪。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我不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

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址。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二七”时的老战友。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属，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往事历历，不无馀愤。现在，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所以他们的情绪，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样热烈。

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民第二军毫无纪律。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在各县的农村中更是无法无天，已引起民愤，红枪会在各地发展起来；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卫行动。

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我在致词中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致并继续发展；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扫荡这班军阀。这些话颇使到会者感到兴奋。会后，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领着广东的革命军到河南来，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

同日，我妻赶到了，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上陇海车赴沪。我们挤进车厢，立即证实了工友们对国民二军的指责。车上秩序非常凌乱，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军人，他们不仅自己不买票，还以眷属名义挟带搭客私收车资，以饱私囊。这样，一般歹徒和走私者，争与不法军人勾结，横行无忌，而农民和正当的商人买贩，则虽买了票也往往挤不上车。沿途各站和列车中更是一片吵闹之声。车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双倍的时间，天黑后才到徐州。

徐州当时是国民军、奉军和直系军三种势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样凌乱不堪。我们夫妇在那里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开行的火车；可是所有客栈被各方军人占满了，旅客们都挤在车站里过夜；有的在这里候了两三天，还没有搭上火车。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挤满了人群的车站中，占得一席地，度过一宵。

翌日，天还未亮，我们便挟杂在蜂涌的旅客群中，提着行李，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厢去占据座位；假若稍迟一步，就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们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着，一步也不敢离开。候到上午九时左右，车才开行。车行以后，车上秩序才逐渐好转。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每一细节都曾不断的萦绕于我的脑际；我那时就确认，军阀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的种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达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点。那所两上两下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办事处。刘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楼上的前房。我们夫妇则住在楼上的正厢房。楼下便是我们的办公处所。邓中夏等人有时也在那里下榻。这不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气象较之已往，显得堂皇多了。

陈独秀先生当天就来看我们。他首先慰问我们夫妇在北京的入狱，对我妻子更是慰勉有嘉，又为我和刘少奇这两对新婚夫妇祝福，态度诚恳亲切，表现了充分的友谊。

我们互诉别后情况，他赞扬我纠正赵世炎等反孙北上的左倾错误，也称许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对国民党所持的态度，认为是能于不动声色之中，贯彻了中共的主张。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对于广东东江的军事胜利，则引以为快。他主张失去了领袖的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的领导。他认为中共已克服了许多困难，对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并强调中共必须独立发展。

陈独秀先生的这种对前途的乐观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进展为其背景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组织均已略具规模，党员的活动能力也已大为增强；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提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后，很快体会到造成陈先生乐观的因素。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虽仍未设立政治局，但雏型已具。我们每星期的会议分为两种：一种多半假威金斯基的住所举行；经常参加的只有陈独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员①。威金斯基则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所讨论的，多是政策问题。另一种会议，威金斯基不参加；出席者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新任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李立三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向警予等；会议讨论的则多属日常工作。所以这两种会议的性质，前者颇类似于政治局会议，后者则系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这些会议显得更有秩序。每次开会都有预定的议程和明确的决议。我这里仅就相当于政治局的会议的情形，及与中共发展有重大关系者，略述一二。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认为中共自身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去团结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把完成国民革命这一主要任务，看作是各阶级应有的联合行动。这种观点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可能变成国民党左翼的疑虑，也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支持。

我们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大致可归纳成为下列三个范畴：一是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二是团结国民党左派，联络中间派，反对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发展、职工运动的统一，与农民协会的发展等。

上述这三方面的问题牵涉极为广泛，国共关系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联俄容共及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战友。右派则正相反，代表买办及其他守旧势力，反对三大政策。至于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倾向，左右摇摆，不完全赞成三大政策，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认为中间派的人数较多，联络和争取中间派便是实现广大联合战线的要图。

为了上述见解，中共中央与鲍罗庭之间有了分歧。孙先生逝世后，回到广州的鲍罗庭，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并企图凭借其力量，建立所谓“革命的专政”

。他根据广东实况，认

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

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闻题；也不喜欢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

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互相磨擦的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因无法立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

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交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物的运送等，均由交通人员负责。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由数人增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

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

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

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

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带的主要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