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

，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

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

“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

；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

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后，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

、

“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

《经济斗争》、

《组织问题》、

《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

《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

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上海办事处的处长。这个决定给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上极大的便利；后来我曾利用这个职务，在“五卅”时，迅速地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了这个运动的进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大会的决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从此，中国职工运动便与莫斯科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奥斯脱洛夫斯基在这次大会中参加了大会工作，使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顺利通过，并解决彼此关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各工会前此都未与亚姆斯坦的职工国际发生过联系，也未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而新成立的总工会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一事，毫无阻碍。

在领导这次劳动大会的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先生，因忙于处理广东的财政，乃本着与中共热诚合作的精神，将领导工会的工作都交由工人部秘书冯菊波（中共党员）处理。虽然如此，我遇有重要问题，还是直接找廖先生商谈；我的意见，他从没有表示过异议。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于广东的政务，在职工运动方面，他只愿做一面旗帜，一切实际工作他无暇过问，大家做了，他也不会反对。

中共在这次大会中，最大的收获是增加了对香港工人的影响。香港海员工会是香港各工会中的柱石，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中具有信誉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轮船上工作了约二十年，长住香港，连广州都很少去，对国内情形更是陌生。他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代表香港各工会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因而他有机会了解了内地的情况，并对中共发生了好感；终于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转而加入中共为党员。

他回到香港以后，曾将他北上所目击的职工运动的情形，介绍给香港的同事们，因而增加了他们对内地职工运动的了解，并对中共产生好感。

这次大会也顺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团总会的反对意见。香港工团总会虽然派了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但对中共的领导表示不满。一位香港工团总会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团总会是由一百多个工会组织起来的，海员工会不过是工团总会中的一个单位。他并质问：为甚么要海员工会做这次大会的召集人，却不理工团总会？是瞧不起工团总会，抑或是企图包办？

我虽曾向他多方解释，但误会并未冰释。

在中共党团中，处理这个歧见的时候，我坚持对工团总会采取友好的态度。认为不应将工团总会称为“黄色工会”，形成职工运动的分裂。同志们接纳了我的意见，选举了工团总会一位主要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表示我们并无歧视的意思。又经过苏兆征等人的从中疏解，工团总会也就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这件事不仅弥补了原有裂痕，也为香港各业工人后来之一致参加“省港大罢工”，排除了不少障碍。

但也有一部分工会始终对这次大会采取反对的态度。如广东机器工会，曾参加第一次劳动大会，而这次却采取了消极不参加的态度。当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组成广州工人代表会时，广东机器工会这个国民党右派的堡垒即谢绝参与。此后，它也凭借在广东根深蒂固的地位，与新成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明争暗斗。这次它又拒绝出席劳动大会的邀请，我们明知无能为力，只好任之。

另一个代表反对态度的团体是上海工团联合会，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由国民党右派人物组织起来的。参加的工会有三十二个，会员号称三十余万人；其实这一数字是过份夸大的。它始终以反共为立场，不肯与中共所领导的工会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日本纱厂罢工时，这个工团联合会又组织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工同盟”，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表示愿意支持罢工，但劝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这种事曾引起中共的愤怒，认为是破坏反日罢工。而其援助罢工的诺言，也从未兑现。

就由于工团联合会不关切工人利益，专以反共为立场，中共方面斥之为“空招牌的工会”

和“工贼的工会”，并不邀请它去参加这次的大会。它也因此发表宣言，反对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召集，但未发生任何影响。后来这个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便消声敛迹了。

一般说来，革命力量虽曾遭受右派的阻挠，但仍急步向前发展。广州市这个革命中心仍为滇桂军所盘据，包烟包赌，弄得乌烟瘴气；但黄埔党军迅速成长，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数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同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包括约二十余万人的农民协会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觉得革命的影响，已远及于穷乡僻壤了。

第二次劳动大会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广州的工人代表们时常竖起大拇指，津津叙述他们在剿平商团和第一次东征中，与党军和农民群众共同作战的经过。我们这些中共负责人也觉得这次大会获得了预期的成果，它团结了可能团结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总工会，实现了工会的统一领导。从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实的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五月八日，大会在一片欢欣声中闭幕，从各地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纷纷北返。他们多怀着兴高彩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

我因另负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导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暂留广州。这时已是讨伐杨刘的前夕，国民政府之改组，也正在酝酿中，我须与鲍罗庭和广东区委负责人商谈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上海发生了顾正红被杀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再行北返。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杀一事，恰恰发生在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以后的五月十五扫，特别易于激起人们的愤怒。上海中共中央将上海工运的紧张情况函告我，要我从速返沪策划。我于是匆匆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于五月廿六日首途，到达上海时恰恰又是“五卅”之夜，行装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广州工人代表会是由国民党工人部发动组织起来的。表面上包括了广州所有的工会，事实上右倾的广州机器工会是与之对抗的。

②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