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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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
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