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说理之本
这些不同种类的主张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相互交织和混合。以“反右”运动为例，讨论者如果关注的是1957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会是一种“事实”主张的说理，它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陈述、还原历史事实。讨论“反右”与讨论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需要坚持真实的原则，要说真话，运用靠得住的历史材料，打破人们对某些敏感事件或人物的沉默，恢复被消抹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等等。在对待历史事实问题上，虽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并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对于言之有据的说理，事实与非事实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说理和说歪理之间，也是可以区别的。
为了说明“反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人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什么人应对这个历史事件负什么样的责任，往往就会需要涉及“原因”的说理。例如，是什么造成了“反右”运动？有哪些因素或推动力发生了作用？例如，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就认为，发动“反右”斗争是由于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所以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反击。但是，研究者朱正则认为，“反右”是一场旨在消灭党外民主派的“阳谋”。他们对于“反右”的原因便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说理。
不同的原因说理其实已经涉及了对“反右”的意义阐释。例如，反右的“右”是什么意思？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是“善意批评”还是“猖狂进攻”？他们有没有发表意见的公民权利？把他们当右派来打击、迫害是对还是不对？对过去事件的用词和用词的含义往往会引起意义和价值的说理争论。例如，如果“右派”其实不是右派，而且，几乎所有的右派如今都已经平反，为什么还称“反右”？名词的意义说理往往会转化为价值说理的评价，例如，“反右”的“右”是贬义的，与“错误”、“反动”、“不正确”、“坏人”这类负面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现在又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右”？那些曾经是革命的正确立场，是否真的正确？这又会使得意义和价值的说理有可能朝行动说理发生转变。在广大右派尚未平反时，行动说理可能会影响到对他们的具体处置：如果右派是坏人，那么就应该继续打击，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么就应该平反昭雪。今天，讨论“反右”运动，仍有行动说理的意义：如果“反右”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就应该好好总结历史教训，将来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相反，如果反右是一场正确的运动，就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以便将来再进行这样的运动。
在所有这些说理中，虽然不会有人反对真实或实事求是，但是，确定真实、发现真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理的人都会为自己的主张引述某些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证据。但是，并非所有的说理者都会对所谓“真实证据”的可靠性有自觉的审视与检验。《1957年的夏季》的作者朱正，他在凤凰卫视拍摄的“反右”纪录片中说过这么一件事：“反右”后不久，他有一个熟人，一位从益阳调来的干部，去看当时负责在湖南打右派的省委第三书记周惠，他们谈起一位叫陈明的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周惠问这位从益阳来的干部，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成为右派吗？那个人说，陈明有右派的反党材料，而我没有。周惠哈哈一笑说，把你往当中一放，不就有材料了吗？苏联一部小说中，批斗会被含蓄地称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罪过的人，就让他站到一伙人的当中去，接受辱骂、批判、审问、斗争，没有任何辩护的权利。这种处境下，那个“往中间站”的人是没有说理的权利的。那些揭发、批判他的“说理”，它的真实性是根本不需要验证的。
在这种“说理”中，结论和理由的先后顺序关系是完全颠倒的，那是先有结论，再找理由，而且，不管真的有没有理由，都一定要找出理由来，不是一条两条，而是要多少有多少。因此，对“反右”的说理讨论，首先便需要对历史材料的真实价值有所辨别。这些材料都是由真实的活人写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并不等于材料的内容就必然具有真实性。当这些材料被想当然地当作真实材料，并直接用来支持“反右”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时，便会出现说理的谬误。
这种说理谬误不只是发生在深受“反右”宣传影响的群众那里，连专门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幸免。例如，王绍光在与《南风窗》的访谈中就说，“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右派确实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了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19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这位政治学者在提供“真实”证据时，所不幸忽略的是真实报刊材料后面隐藏的不真实和造成这种不真实的政治权力意图。当时中国报刊的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不证明右派反党，还能证明什么呢？
一个人说理的能力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他受过的教育程度或具有的专业知识。有时候，越是有专业权威的人，越可能利用这种权威进行欺骗。说理是一种普通人理性交流所需要的能力，任何一个专业程度并不高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说理是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内容，不是专业人士的职业训练。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并建立共和制度，建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视小学为公民的大学，19世纪公立学校在美国普及，中学代替小学，成为公民的大学，这些基础层次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从提高普通公民能力的作用而来的，而在公民能力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公民说理和识别公共说理真伪的能力。今天，美国学校教学生说理和辨别说理谬误的教育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的，经过初中和高中的不断提高，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准。受过这种普及教育的公民，他们的理性公民参与和说理能力，成为民主制度能够稳定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