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价值与宽容

在前面说到的五种不同说理目的中，特别需要重视的是“价值”，因为其他几种说理目的的背后往往都有某种价值观在起作用。价值有三种：实际功用、趣味爱好和道德伦理。无论哪一种价值，都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可以是群体共有的。如果任何一种价值仅限于个人，而无法与他人沟通的话，对公共说理便没有意义。公共说理所讨论或涉及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价值，而是能与群体有所关联的价值。你可以说自己不喜欢莎士比亚（趣味爱好），但你不能因此说别人也不应该喜欢莎士比亚。同样，你可以喜欢唱红歌，但你不能因此说别人也应该或必须喜欢。你可以通过说理去说服别人，改变他们的想法，但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用说服之外的手段强加给别人。

趣味爱好的价值是如此，实用的和道德的价值也是如此。你可以把有房有车当作“成功”和“幸福”的价值体现，但你得知道，别人可以不把这个看作成功或幸福，反而看作是物质功利或者庸俗。道德伦理的价值同样如此，如果你是佛教徒，把“杀生”看成是一种“罪过”，别人应该尊重你的伦理观念，而你也得允许别人过不是素食主义者的无罪生活。

许多不同价值需要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共存，而这样的社会环境则需要有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来维持和保护。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义务和权利，也都应该有说理的机会，并且不应该因为说理而受歧视和迫害。像“反右”中那样因为提意见而遭殃甚至家败人亡的事情，不仅使无数个人噤若寒蝉，而且使得社会整体的公共说理环境遭到摧毁，导致整个国家的不说理和非理性，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灾祸便不可避免地要连连发生了。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社会和国家能得益于宽容而有序的公共说理。用和平的说理而不是暴力的斗争来解决问题是一种道德之善，这不仅是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且还因为普遍的说理对遏制社会暴力和提高全体国民的文明程度都有极大的正面作用。社会需要说理与需要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理需要比较高素质的理性公民，公民的普遍素质越高，说理就越可能成为社会的规范；社会越以说理为解决问题的规范，也就越能造就愿意说理和能够说理的广大公民。

对于公共说理，宽容的价值往往是从反面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宽容，个人便可能会因为他所说的理而遇到不幸，或者仅仅因为说理这一行为而遭受危害。宽容是一种中介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价值，它是实现某些实质性的基本价值（尊严、自由、平等）的条件，而非最终结果。人们以实质性的基本价值来构筑种种关于“好社会”的理念，而宽容则不足以支撑这一类的理念。例如，我们可以说，好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但我们却不能说，一个好社会只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如果大多数人宽容非正义、不自由和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哪里能称得上好社会?宽容只涉及人们相互对待不同看法的态度，但它自己却并不是一种实质价值。宽容是让实质性基本价值的共识逐渐浮出不同看法的保证和条件，它起的是一种过程的作用。没有宽容，不同的意见就会因冲突而导致暴力、压制、迫害、杀戮或战争。没有宽容，人们就不能和平地取得关于基本价值或其他事情的共识。

在寻求更为高尚的共同目标——好生活——的过程中，人们离不开宽容。宽容首先是他们通过说理来应对现实多元和冲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并因此也成为一种起码的社会美德。宽容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设置限度。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关于基本价值观意义的争论和说理，有权者对弱者的所作所为，多数人（政治、社会、道德、民族等）对少数人的所言所行，这些都需要由宽容来设置限度。宽容的限度与压迫、专制和暴力所设置的限度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称宽容为美德，就是因为它可以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习以为常的压迫、专制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