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第三类可称之为“逻辑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logos有关，这些是非形式逻辑谬误中最为狭义的逻辑谬误。

1草率概括与以偏概全

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就下普遍结论。例如，因为某些专家不讲事实，就把专家全部称为“砖家”。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许多社会、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结果。迷信的定义就是“在存在反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坚信，就算毛泽东在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运动中犯下了错误，今天也仍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算根本得不到医学上的解释，也相信红歌可以唱醒陷入脑昏迷的病人。草率概括还包括不同形式的以偏概全，例如，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就否定民主，或者在讨论这种制度时专挑坏的来说。

2推不出

推不出包括多种不同的理由与主张之间的脱节或缺乏联系。有的推不出是因为逻辑跳跃，例如，“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全国最强的，因为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任过教”。有的推不出是因为使用了与主张无关的理由，例如，“我不该在这门课得C，因为我在别的课上得的都是A和B”。还有的是推理缺乏可靠中介，例如，“戴鼻环的人真恶心，应该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鼻环”，“靡靡之音令人意志消沉，应该加以禁止，引导人们唱红歌”。除非说话的人能证明“我不喜欢的，法律都应该禁止”的合理性，这类要求就是犯了推不出毛病的谬论。

3不可靠的因果关系

又称“事后归因”、“假性因果”，由于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所以成为另一件事的原因。因为鸡叫了天就亮了，所以天亮是因为鸡叫。许多迷信也是由于对真正因果关系缺乏知识而造成，例如大年初一说了不吉利的话，一年都要倒霉。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只有没文化的人才犯，有学者就提出前30年后30年的理论，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是之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

4 错误类比

许多的类比都是描述性的，斯泰宾（L.Susan Stebbing）在《有效思维》中说，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说或说服，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在说理中运用的类比并不是理由或证据，而只是说明与解释，“用类比做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当前的情况”。好的比喻让人觉得愉快，并印象深刻，英国哲学家培根很擅长于这么做，他说：“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怀疑在思想中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飞舞”。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说：“好的比喻既能说明一个道理，又能抬高这个道理。但粗俗不雅的类比则会削弱说理的说服力，因为它会同时造成不良的信誉和不快的情绪”，例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或者把人比喻为“苍蝇”、“豺狼”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5非此即彼

亦称黑白谬误，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这二者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相互并存？

非此即彼经常与敌我对立两分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后殖民理论持“非中即西”的观点。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按中西划分的，有许多非中非西的国家，“两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如，“坚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变成了没道理，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可能对人民有保护作用。

连一些学者的所谓的“中西比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陈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一文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

6滑坡推论

常常用于预言灾难性的未来——“如果……那就……”。例如2011年10月，《南风窗》采访《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的作者，这位作者断言，中国不能接受普世价值，因为“实行普世价值的后果就是分裂”，“有人作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且不论这178个是哪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世价值指的是哪些价值，不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单就预言中国会“分裂成七块八块”而言，就可能有这样的滑坡推理。称之为“滑坡”，是因为每一步都还没站稳，就急着走下一步，一路滑向结论，打滑的每一步都包含某些缺乏解答的疑问：

1. 不接受普世价值（疑问：指哪些价值？中国人的所有价值都与普世价值无关吗？）

2. “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疑问：中国人不喜欢普世价值中的任何一种价值吗？普世价值是捆绑成一堆的，还是可以分别并加以选择的？）

3. “所以普世价值必然对中国造成破坏”（疑问：为什么一定不利于或会伤害到中国？具体会造成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伤害？）

4. “伤害必然造成分裂”（疑问：什么是分裂？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甚至不同政治见解就是分裂吗？）

7乞求问题

乞求问题就是论证的前提里偷藏了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如：“西方民主绝不能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又如，

前提： 放松对社会中自由言论的管制，就会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已经把自由言论与污泥浊水悄悄联系在了一起。）

理由： 不应该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

结论： 所以，必须对社会中自由言论进行管制。

8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种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9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又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0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上说神存在。由于《圣经》是神的话语，故《圣经》必然正确无误。所以神是存在的。”有一个循环论证的笑话，一个瘦子问胖子：“你为什么长得胖？”胖子回答：“因为我吃得多。”瘦子又问胖子：“你为什么吃得多？”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对“为什么要走某国道路”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回答。“为什么不能学习别国的长处？”“因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因为我们是我们，与别人不一样”。

11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作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秦始皇能统一中国，必定是他那个时代最正确的君王。在修辞学中，“雪是白的”不能换位为“白的是雪”，“人能坐”不能换位为“能坐的是人”。但是，在政治宣传语言中，却照样有人说，甲曾经是领导，所以领导非甲不可。

12 常见就是必然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警察”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13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说是“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的有些权利却并没有总能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除了与听众情绪、说话者形象、话语逻辑这三个方面有关的谬误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谬误，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1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让对手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又如，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曾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两头不讨好”还可以利用圈套式的问题，例如，看到一个人在喝酒，就责问他：“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酗酒？”喝酒并不就是酗酒，不管他怎么回答你，他都已经背上了酗酒的恶名。

2更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原画作者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已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作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

3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胆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连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

有媒体在2009年3月12日报道，某名人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此名人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施瓦辛格就与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施瓦辛格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4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反而增加了优点。

5利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某类出版物所起的主要宣传作用。它们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用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有关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的反面教材。

6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这位领导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这位领导很“雅谑”。的确是很雅谑，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街道，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农村人进城，是否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决找厕所难的问题呢？

文化绝对相对论是说给国人听的“理”，在国外只会被当作笑话一样的无理取闹、强词夺理。例如，网上有三幅关于中国人在国外公德的广告，题材十分新颖，分别是三张不同的海报，海报的主题均是外国的中文告示。第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案是一个港湾，中央的旗杆飘着美国国旗，确切的地点是美国珍珠港，而广告的主标题是“垃圾桶在此”，副标题是“在美国珍珠港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第二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座宏伟的教堂，它的名字是巴黎圣母院，广告的标题为“请保持安静”，副标题是“在巴黎圣母院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最后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群庙宇式建筑物，标题是“请便后冲水”，副标题是“在泰国皇宫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7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