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症”和“厚皮逻辑”
王蒙先生有一篇小小说，叫《雄辩症》，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对他外科手术后无效，改用内科治疗，给他配了《逻辑学》的药，不料服用后出现新的症状。病人又去看医生，于是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文革”中那种熟练运用“辩证法”的“厚皮逻辑”，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虽说是“厚皮逻辑”，但其实“厚皮”的不是逻辑（逻辑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是无羞耻地运用谬误逻辑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们把“厚脸”解释为一种与羞耻防卫有关的“自恋个性失调”。盖巴德（Glen Gabbard）在《两种自恋个性失调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这类失调归为两种，一种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嚣张、泼皮、强词夺理来进行自我护卫（自恋）；另一种是“脸薄”，也就是特别敏感、害羞、害怕与别人起冲突，因此以躲避和隐藏来进行自我保护。厚皮和脸薄的人格心理失调都会妨碍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胜任人际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说理。这两种人格失调的人都会把被别人说服或者承认别人比自已说得在理看成是“丢脸”、“失败”或“屈服”。运用厚皮逻辑的雄辩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有不适当的自我防卫心理需要，所以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丢脸或失败。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这种情况在“文革”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受敌我意识主导的“雄辩证”和“厚皮逻辑”似乎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官方和民间话语中都不鲜见。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对此有发言人表示：“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个雄辩的论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出发，用逻辑推理代替现实，得出近于无赖和泼皮的厚皮结论。这种泼皮式争辩在一些网民中也很常见。例如，“‘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李承鹏在《圣奴隶》一文中举了不少网上流行的“比烂逻辑”和“变换话题逻辑”的例子，都可以说是“厚皮逻辑”的亚种。比烂逻辑如，“我说中国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两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变换话题逻辑如，“我说油费太高，你说瑞典更高。我说瑞典公路不收费，你说日本收费。我说日本工资高，你说俄罗斯也不高。我说俄罗斯全民医保，你说印度没医保。我说印度没强拆，你说伊拉克还挨炸。我说伊拉克有自由，你说朝鲜更惨。我说朝鲜有廉租房，你说阿富汗还住山洞。我说阿富汗人有选票，你说你再说我碾死你！”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是人们如今已经在网络上见怪不怪的“雄辩症”现象。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
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反方从来不同意正方的答复，正方亦从来不屈服于任何的证词。即便是合乎真理和知识的事情，辩论的双方亦不会屈服，否则的话他会被人说成是可怜的战败者，蒙受别人的羞辱”。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而是要叫你难堪，逼得你知趣地闭嘴，终于哑口无言，缴械投降。
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萧公权先生在1937年3月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施行宪政之准备》一文，谈到当时人们的言论“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这样的言论“无理智之修养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这样的言论党同伐异，“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人入主出奴……以较压迫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异一丘之貉”。语言的运用是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对个人思维、观念和交际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大多数的个人都对这种文化影响的不良部分浑然不觉、习以为常、不加察辨，他们的日常言论则会不断地在复制和再生这样的文化。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萧公权先生早已逝去，他的宪政梦和国民说理期待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经过几十年一次又一次蛮不讲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萧公权先生忧虑的那种党同伐异的“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的强蛮话语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提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随着增进语言思考能力来学习。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得到的”。公共话语需要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经过明辨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