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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十讲 - 张斌

张　斌　著

陈昌来　编选

内容提要

研究语法要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语法研究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本书对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交际学、韵律学等相关学科跟语法分析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论述，同时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诸如词类问题、语法分析方法问题、词语的结构分析问题、词的用法问题、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规律问题等热点和难点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本书是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汉语语法心血的结晶，作者研究汉语语法的思路、视点、方法等，对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与参考价值。

著者和编者的对话——代序

在编选《现代汉语语法十讲》时，编选者陈昌来觉得对张斌先生语法研究的核心思想、创新点及其理论来源等还不能十分准确地把握，而且由于张先生长期同胡裕树先生合作，对哪些是张先生自己的思想，也不能很好地把握。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和理解张斌先生的语法思想，编选者就有关问题请教了张斌先生。下面是作者和编选者就有关问题对话的记录。

问：您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词类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哪些独特的见解？

答：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最初是受陈望道先生的功能说和方光焘先生的广义形态说的影响。1954年我和胡裕树以“文炼”和“胡附”的笔名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谈词的分类》，只不过是学习陈、方两位先生的学说之后的一些体会，很难说自己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最初是受陈望道先生的功能说和方光焘先生的广义形态说的影响。

1956年至1958年全国中学试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为了编写语法教材，国家拟订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其中谈到划分词类的标准，是这样说明的：“词类是词根据词汇·语法范畴的分类。具体些说，就是词类是根据词的意义和词的语法特点来划分的。”“词汇·语法范畴”这个术语来自当时苏联的语法学界。俄语的形态十分丰富，词类划分的标准已经很明确，为什么还要提出另外一个标准呢？因为心存疑窦，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原来苏联学者提出“词汇·语法范畴”是说明词类的性质，并非另立分类的标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写文章论述。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王起澜的学位论文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

“词汇·语法范畴”这个术语来自当时苏联的语法学界。

苏联学者提出“词汇·语法范畴”是说明词类的性质，并非另立分类的标准。

撇开“词汇·语法范畴”这个术语，我对采取意义和功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仍有疑惑。这两个标准如果完全一致，为什么要采用双重标准？如果不完全一致，出现矛盾怎么解决？实际上是有不少矛盾的。

20世纪50年代开展过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经过辩难，不能单纯根据意义划分词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可是，意义与词类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如果说语法上的词类仅仅是依据功能（或分布）划分出的类，跟意义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有时单凭意义给某些词划分的类与凭功能划分的类完全一致？于是，我想到名词的一些次类的划分。例如俄语名词中的阳性和阴性，有的与天然的性别是一致的，有的名词并没有天然的性别，却归入阳性（如“词典”）或阴性（如“书”）。我认为天然的性别是词类的依据（或基础），语法的性别却另有标准。总之，依据不等于标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都有事理的基础，分类的标准是功能。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一听到“桌子”、“咖啡”就认为是名词了。

不能单纯根据意义划分词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依据不等于标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都有事理的基础，分类的标准是功能。

问：区分基础和标准这一观点除了说明划分词类的问题之外，还能应用于别的语法分析方面吗？

答：能。例如划分句类，一般语法书都把句子的用途或使用的目的作为划分的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划分出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陈述句，无法说明疑问句可以不表示疑问、感叹句的目的在于祈使等语言现象。我的博士生孙汝建曾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指出：句子的使用目的或用途只是划分句类的基础，划分的标准是句子的语气。表达语气的基本手段是语调，此外还有语气词、语气副词、插说成分以及句子成分的语用变化等。我的博士生李铁根研究现代汉语的时制，认为“三时制”（过去、现在、将来）有客观的依据，但是各种语言的时制却另有标准。

句子的使用目的或用途只是划分句类的基础，划分的标准是句子的语气。

“三时制”（过去、现在、将来）有客观的依据，但是各种语言的时制却另有标准。

如何划分出语段中的词，向来有争议。我以为划分词的标准在于书面语言的分词连写。既然没有公认的分词连写的习惯，讨论词与非词的界限始终得不出结论。也就是说，词的基础在口语当中，可是划分的标准却是书面语的分词连写的约定。

词的基础在口语当中，可是划分的标准却是书面语的分词连写的约定。

问：关于方位词的著作，您大概是最早出书论及的了。您的看法近来有没有改变？

答：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前身）出版了一套《汉语知识讲话》，其中有一本《处所、时间和方位》是我写的。这是一本小册子，不过把当时我对方位词的看法全写在里边了。现在想起来，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关于方位词的研究，我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方经民的研究远远超过了我。可惜一次车祸使他早逝了。一讲起方位词的研究，我就怀念他。

对于方位词的看法，我有一些改变。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方位词的性质。一般语法书把方位词置于名词之下，与时间词、处所词并列，即作为名词的次类。方位词的附着性很强，不同于时间词和处所词。国外把它称为后置词（postposition），与前置词（preposition，介词）并列，正是注意到它的特点。无论如何，把方位词与时地词并列是不恰当的。

方位词的附着性很强，不同于时间词和处所词。

第二，方位词的范围问题。一般语法书把单音节方位词接上“面”、“边”、“头”的称为合成的方位词。例如“桌子上面”，“上面”是方位词。其中能插入“的”，成为“桌子的上面”，可见“上面”不是附着于“桌子”，而是地道的处所名词。只要比照“正面”、“反面”、“侧面”、“对面”、“背面”、“表面”，就不难看出“上面”、“下面”、“里面”、“外面”等词的词性了。

问：对兼类词的认识至今不一致，能不能谈谈您对词的兼类问题的看法？

答：一个词兼属两类是说它可归入两个功能系统。例如“代表”可以加数量词，可以作“是”的宾语，属于名词的功能。可以接“了”，可以带宾语，这属于动词的功能。“代表”可以分属名词和动词两个不同的功能系统，所以它是兼类词。一般认为能加“很”是形容词的特点，能带宾语是动词的特点，于是认为“喜欢”是兼类词，因为它既可以加“很”，又可以带宾语。这是误解。兼类词兼属不同的形态系统，不同系统的特点是不相容的，所以不能认为“喜欢”兼属形容词和动词。或者把它归入动词（认定可带宾语即属动词，不管能不能加“很”），也可以把它归入形容词（认定能加“很”的是形容词，不管带不带宾语），还可以把它和类似的词作为另一类。只有“繁荣”、“方便”、“端正”之类才是兼属形容词和动词的。它们加上“很”就不能带宾语，带了宾语就不能加“很”。

一个词兼属两类是说它可归入两个功能系统。

问：您对于汉语的语序有什么看法？

答：有人认为汉语的语序比较固定，即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和补语在述语之后，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有人却认为汉语的语序有一定的灵活性，如谓语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修饰语出现在中心语之后。其实，汉语的短语的语序是固定的，而句子的语序有一定的灵活性，句子语序的灵活性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认为主语和谓语、修饰语和中心语的顺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改变，却认为述语和宾语的位置固定不变，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改变顺序的。

汉语的短语的语序是固定的，而句子的语序有一定的灵活性，句子语序的灵活性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问：您是如何看待句子分析中的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

答：关于中心词分析法的问题，许多文章都谈到了，不必多说。严格地讲，层次分析是句法分析的方法，不是句子分析的方法。句法分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语分析，还应该包括更大的语段的切分。句子也是一种语段，不过它是语段的一种加工形式。这种加工主要表现在语用成分的添加，包括语调、语气词、插说成分以及语用顺序的变化，等等。所以，在把句子进行层次分析时，须先要除去这些添加的因素。

严格地讲，层次分析是句法分析的方法，不是句子分析的方法。

然而句子分析不能满足于分析出句子内部的层次结构，还须把它归入一定的类型。每种语言都有它的句型系统，系统中各种类型都是许多具体的句子的归纳，这种归纳是遵循递归的原则的。具体地说，修饰语不影响句型。例如“哥哥回上海了”是主谓句，谓语属动宾式。“昨天哥哥从北京回上海了”仍旧是主谓句，谓语仍然是动宾式。“昨天”、“从北京”不影响句型，也不影响谓语的类型。修饰语不影响句型这条原则在句型划分中有重要的价值。

修饰语不影响句型。

问：您主编的教材中，关于复句的分析有哪些特点？

答：通常把复句分为联合与偏正两大类，下边再分出若干次类。我总以为这些次类之间的关系并非平列的。后来看过逻辑学家张文熊论复句的文章，受到启发。认为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说明：有事理关系（如“并列”和“连贯”），有逻辑关系（如“因果”和“条件”），有心理关系（如“递进”和“转折”）。所以，像“小王着了凉，生病了”，从事理上看，有连贯关系，从逻辑上看，有因果关系。我又提出依据显性关系分类的主张。上边的句子加上“于是”，当归入连贯关系；加上“因为……所以”，当归入因果关系。根据显性标志分类，并没有排斥隐性关系。

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说明：有事理关系（如“并列”和“连贯”），有逻辑关系（如“因果”和“条件”），有心理关系（如“递进”和“转折”）。

问：您有不少文章曾谈到语言的节律问题，看来您对节律非常感兴趣。您认为这个问题对于研究汉语语法很重要吗？

答：是的，我认为很重要。吕叔湘先生谈到汉语语法的特点，认为单双音节对词语结构有影响，这其实与节律有关。又如语序的安排也常受节律的制约。“上海制电影片厂”，为什么要改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改了之后的节奏是“2＋2＋3”，这样才符合汉语七言的节奏。吕先生还谈到汉语的虚词有时省略，这也与节奏有关。这些问题，我们还研究得不够。我们的语法研究应该多注重汉语的特点。

单双音节对词语结构有影响，这其实与节律有关。又如语序的安排也常受节律的制约。

问：您对旧格律诗很有兴趣，是吗？对新诗有什么看法？

答：不论是旧体诗还是新诗，内容精微，节奏鲜明，语言洗练，就是好诗。旧格律诗有鲜明的节奏，而且节奏的安排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古今都有不少人加以描写，我试图进行解释，即说明为什么如此这般安排。有人问我，新诗要不要押韵？我以为用韵是构成节奏最方便的手段，丢掉了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