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存档-2　后进生安歌

安歌转入我们班的时候，也就是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们都是十六岁。她的父亲是个钢琴家，母亲是个雕塑家，而她是个后进生，且后进的程度相当惊人。自从她高一下学期转到我们班，我们班其他的后进生突然之间发现，原来真正的后进是这么回事，就是全方位的后进，不给别人一点机会。据住在她家附近的同学讲，她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在十四岁之前，也就是初中二年级之前，都没显露出放弃自己的天赋。在十四岁时，她的大脑受到过一次重创，关于重创本身，有几种说法，一种是在皇姑区宁山口一个相对陡峭的下坡，她松开了自行车的车把去扎自己披在肩膀上的头发，撞上了路边的书报亭，在琳琅满目的杂志和报纸中昏了过去。另一种说法是她的妈妈除了是一个享誉亚洲的著名雕塑家以外，还是一个享誉邻里的家庭暴力者，一次用她爸爸放在钢琴上的用以教学的节拍器，狠狠地击打了她的太阳穴，致使她昏迷了好多天，醒来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还有一种更全面的说法是，她撞上了书报亭之后，她妈妈一气之下又打了她。其实她看起来很正常，据说她的父母领她去北京上海都做过全面的检查，智力测验也做了无数，结果全部指向她的大脑没有一点问题。可奇怪的是，从十四岁开始，无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她都义无反顾地成了一个后进生。而这些本应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像她的家庭和她的关系一样，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异数。父母都是大型电机厂的工人，一辈子负责在生产线上制造三层楼高的大型电机。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也许是七岁，也许是八岁，父亲一次端着一杯三块五毛钱的老龙口口杯对我说，儿子，这里面才是我的家啊。看我没有听懂，便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而母亲那时正在厨房里，站着吃前一天的剩菜。而这些，包括酗酒最可怕的朋友，谩骂和暴力，都没能阻止我成为一个不算太差的学生。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便基本上掌握了一套对付考试的方法，只有语文这个科目我无法完全掌控，尤其是作文，到了高中的时候，虽然其他科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精进，作文却还是停留在使用小学时的词汇讲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故事的程度，这也是限制我成为顶尖选手的唯一因素。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不算聪明，不是那种老师一点就透，然后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的学生。我极其用功，到了类似于一种苦修的程度，具备这样的能力不得不为父亲酒后对待我的方式记上一点功劳，即是我从小便被迫养成了对自己残忍的能力。

所以，非常容易理解，当老师宣布，我和安歌即将在五分钟之后成为同桌的时候，我的愤怒失去了控制。我大声说，老师，我不和她一座。老师说，到底你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不服就他妈的趁早给我滚蛋。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女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可是一旦激怒了她，使她骂起人来，你就会相信，尽管脏话大多数是男人发明的，可是只有到了女人嘴里才能产生最大的杀伤力。她骂人的技巧之妙，在于她可以一边不停说出脏话，一边用眼睛传递着弦外之音。那天的弦外之音就是，如果你听话，你还是我的好学生，错不了。于是我说，和她一座可以，但是如果有一天她受不了了，可不能怪我。老师说，把嘴闭上，赶紧搬吧。

安歌在上课的时候有三大爱好。看小说，听音乐和演哑剧。最后一项是前两者的衍生品。脸上的表情随着手上的书页和耳机的旋律起着变化，微笑，严峻，感动，沉重，虽然她把这些表情所能连带发出的声响降到了最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可是光是她沉默地在我身边表演各种表情就够受的了。到了第三天，我终于忍不住和她说了话，哎，你哭什么？她抬头看我，脸上还有泪珠，说，我哭了吗？我说，自己摸摸，哭了都不知道，看什么呢？物理老师在讲台上正讲着双缝干涉的原理，我一边想听光的波动性质，一边想知道身边这位哭个什么劲，这种矛盾反映在脸上，就是一种混合着好奇心的怒气冲冲。她说，一本小说。我放弃了光的波动性质，说，那都是假的，你也信？她说，这书的作者说过，对了，是引用别人的话，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我说，胡说，想象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她说，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很难讲，可能涉及对想象和现实的定义。不过也可能你说得对。我说，作者还胡说了什么？她用手抹了一把脸，瞄了一眼老师，把书放在膝盖上，小声念道，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荡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水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出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动不已。安歌的声音轻柔平稳，就像是湖面上的风，吹拂在黑夜里飘荡的孩子的发际。我十分确定就是那个时刻，小说这种东西以其自身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不是如同语文课本上那些，以等待解释的姿态出现，而是以单纯的等待阅读的样子出现了。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问了一句，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动不已，这是个病句不？她说，我觉得不是。是现在的我看见了童年的我。我极想同她就此展开争论，之所以我闭上了嘴，一个是因为物理老师已经注意到我们，我用余光接收到了他眼神里暗含警告的波动性质，一个是因为我的小说知识太过匮乏，一旦纠缠起来怕是讨不到便宜。我只是说了一句，修改病句是一道两分题，然后就面向黑板继续听课了。

她从不主动和我讲话，我将此理解成，对我在所有人面前拒绝和她同桌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进行得十分彻底，因为她不像其他的同桌那样经常有求于我，让我讲题或者在平时的测验中，把卷子向旁边靠一靠。她毫无这方面的需求，而且我对此的回应，即拒绝认错和拒绝主动和她讲话，似乎正合了她的意。她可以更彻底地沉浸在自己那三个爱好里面。所以当我忍不住在那天和她讲了话之后，我的自尊心在一瞬之间被好奇心打败了，并且随即认识到一个十六岁男孩儿的自尊心是多么虚无的东西。她的哑剧表演成了我除了卷子上的题目之外最想要解答的谜语。在她一个又一个平静的答案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并且开阔了我的视野之后，我主动向她承认了我的错误。我在一个下午的自习时间说，你应该有一支2B铅笔。她说，我不用。然后闭上眼睛继续听她的CD，SONY CD机放在桌膛里，白色的耳机线隐藏在头发之中。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支新的2B铅笔削起来，等到我几乎把笔尖削成了凶器的形状，她也没有发现我正在卑微地为她削着铅笔。我只好推了推她的胳膊，把铅笔放在她面前说，给你。她看了看铅笔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不费什么劲，但是考试用得着，别的铅笔涂的答题卡机器不识别。她说，我可以用它画画吗？我说，它是你的铅笔你说了算。她说，那好。然后又要闭上眼睛。我赶紧说，上星期我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是和老师怄气来着。她说，上星期你说什么啦？我说，我说我不想和你一座，其实无所谓，就是为了煞煞她的威风，谁让她老用粉笔扔我们。她说，你不愿意和我一座也没什么错。你成绩那么好。我感觉到害臊得厉害，好像光着屁股被人看见，那人还说，你光屁股有什么不对，屁股长得这样圆。我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真的，真的不是不愿意和你一座，你也知道，班里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儿。她说，知道啦，你真的真的不是不愿意坐在我旁边。我说，还有，我从来没替同桌削过铅笔。她说，真的？我说，千真万确，我自己的铅笔都是我妈给削的。她把桌面上的那只铅笔放在了文具盒里，说，那我会照顾好它的。我说，那能不能以后，有什么话就说，别搞冷战。她说，什么是冷战？我说，就是像小屁孩儿似的，憋着不说话，谁先说话算谁输。她说，我没有啊。我说，那你干吗老不说话？她说，我只是没那么多话想说。你要听听音乐吗？说完摘下了左边的耳机。我说，什么音乐？她说，莫扎特的《安魂曲》。我说，好，莫扎特，安魂曲。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两个耳朵都插着耳机，SONY CD机放在我的桌膛里。窗外一片漆黑，夜晚来临，安歌已经不见了。

安歌虽然从不听课，但是很少旷课，也很少迟到，即使在感冒发烧的情况下，也都安静地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六点，似乎按时上下学之于她，是一种必须要完成的仪式。在高二开学不久的一天，她没有来。原因是她在家里切水果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食指，伤口之深，就算后来痊愈了之后留下的伤疤也看上去像是摘掉戒指留下的浅色地带。恰巧那天，安歌的妈妈来到了学校，为学校正门的一尊雕塑揭幕，雕塑的内容是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女老师正在弯腰为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男孩子插上翅膀。事实上我第一眼看去，以为是什么人在给那孩子的后背动一个手术。安歌的妈妈是我见过最年轻最有风度的妈妈，身材高挑，穿着灰色的风衣，脖子上围着红色格子的围巾，两只大手垂在身侧，整个人本身就像一尊雕塑一般。第二天安歌右手裹着纱布，按时来到了我身旁的座位坐下。我吓了一跳，说，手怎么了这是？她说，切水果溜号了，切在手指上。我说，你可真是溜号的专家啊，昨天的事儿？她说，嗯，昨天早上。我说，你知道吧，昨天你妈妈来了，我们都看傻了，校长好像比她老了三十岁。她说，知道，我妈妈喜欢打扮。我说，不是不是，是那个气质。她说，嗯，我妈妈是有气质的。我看今天不太适于聊天，就住了嘴开始写练习册，写了几页化学判断对错题，我突然说，你是左撇子？她说，不是。我说，你切水果用哪只手？她说，我忘了。我说，你是故意弄伤自己的，对吧。她把耳机插在了耳朵里，我伸手把耳机扯下来，说，你干吗要弄伤自己？她说，我忘了。我把耳机放回她的耳朵，她的耳郭冰凉，我撒开手之后说，随便你。

新一轮的“看谁先说话”游戏开始了。虽然父亲酗酒这件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伤害，虽然当时我只有十六岁，可我认为我完全具备了了解他的能力，他曾经有着清澈的头脑，深厚的家学和茁壮成长的求知欲，他会做能飞到云端的大风筝，会用毛笔写漂亮的蝇头小楷，若不是爷爷加入了国民党，在东北失守、华北失守、南京失守之后，把妻儿抛下，从青岛上船独自逃到台湾，他本可以得到机会成为他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一撮人，可是一切都因为爷爷的问题而灰飞烟灭了。他成了他本不应该成为的工人，娶了他本不应该娶的馒头铺家的女儿，生下了一个他本不应该生下，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儿子。终于他义无反顾成为一个酗酒者，和之前所有际遇一样，都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他选择继续成为一个酗酒者，放弃所有清醒的时光和所有责任。这种自我伤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自我怜悯和自我陶醉。之所以会想到这些，因为我发现安歌是一个和他完全不同的自我伤害者。安歌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在“看谁先说话”的游戏进行中的时候，我反复思索，甚至导致了罕见的上课溜号，终于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就是她除了伤害自己，无法表达，她对于她无法抗拒的事实的抗拒。

当这个答案浮出水面的时候，我结束了这个游戏。一堂政治课之后，我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下一堂课的课本，一边说，你想没想过，如果你成绩很好，你在父母面前就可以站直了说话了。没有任何对游戏本身的尊重，她摇摇头说，没用的，在他们面前我永远站不直。我说，为什么？你又不是没有腿。她说，因为我永远成为不了他们，达到他们的成就，家里容不下那么多的艺术家。我说，你不是很爱看小说，也爱听音乐？她说，我只懂一点欣赏，欣赏而已，不能创造。我说，那你可以当个评论家啊。欣赏完了说出个四五六。她说，欣赏和评论是两回事，我只知道这个东西美，但是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只能把小说念给你听或者把音乐放给你听。别的什么都不会。我爸说我是个废物。我说，人总有擅长的事情，你也肯定有。只是你没有发现。她说，我没有。我说，好好想一想。她想了一想说，也许，我会修理东西。我说，修理东西？她说，不知道算不算，我家里的东西坏了，我就偷偷把它们修好，我父母一直以为我们家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坏。我说，对啊，也许你以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修理工。她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世界上最棒的修理工。我说，是啊，世界上没有你修不好的东西。她拿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听起来真不错。

因为安歌一天到晚老是弯着腰，而且头发留得很长，刘海和耳边垂下的黑色直发遮住了大部分脸庞，所以如果不用心观察，就很难发现在她似乎永远睡不醒的表情后面，是一张相当迷人或者说相当性感的脸。这张脸的迷人或者性感之处在于，她并不觉得自己的这张脸孔有多么特别，或者说以一种真挚的自卑感给这张脸孔注入了个性，这种个性在我无法看到这张脸的许多年之后，终于能够相对准确地概括：在最青春的年纪却自甘凋谢使她的脸有了同龄人无法具备的宁静之美。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先于其他人感觉到这种美丽的冲击，在其他人还在私下里嘲笑这个科科不及格的哑巴一样的普通女孩儿的时候，我已经在梦里多次吻上了她的嘴唇。我的成绩在悄然下滑。全仗着多年间和考试搏斗的丰富经验，我的成绩才没有一下跌落到成为学校新闻的地步。

而在这期间，她修好了我沉睡多年的电子表和妈妈刚刚坏掉的半导体，并且据她说，再次缝好了她床上那只胳膊经常掉下来的小熊。她床上的小熊，当她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一股热浪冲上了我的额头。我幻想着自己变成她床上的小熊，在月亮出来的时候变回我自己。虽然我的科学知识还难以具体地告诉我，该如何完成侵犯。几个老师轮番找我谈了话，希望我的成绩持续不断地下滑只是为高三的真正冲刺调整出来的一个小波动，而不是一个优等生无可挽回的陨落。即使是在老师和我谈话的时候，那几个字，床上的小熊，还是在我脑中回响，我终于明白了那个作家的话，那是真的，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

在一个傍晚，彩霞就在窗外，而我和安歌的座位就在窗户里面。马上要进入高三，放学时间延后到晚上九点，秋日里漫天的彩霞终会消逝，迎来的是漫长的晚自习时光。校园的操场上没有一个人，只有落叶贴着地面跌跌撞撞地飘荡。篮球架上的篮筐只剩下铁圈，好像手铐一样把篮板锁在它的身边。安歌偶尔抬眼看看窗外的彩霞，偶尔低头继续修理我的一支坏掉的钢笔。那只钢笔是小时候姑姑送给我的，我用了好多年，笔尖已经无法正常地闭合，稍一用力，纸上就会泄出一片钢笔水。姑姑是我学业的主要资助者，或者说接近于唯一的资助者。她比父亲大十二岁，同属羊，爷爷逃走的时候，带来的唯一消息就是给她的。消息写在一张军用的便笺上，姑姑说，虽然看出写得匆忙，可多年修习魏碑和多年的军旅生涯，使爷爷的笔迹在任何时候都有着遒劲的力道。便笺上写着：“雅春，我军现已溃败，我即将于青岛上船，刻不容缓，前方何处，说法甚多，犹未可知。你们母亲不在已久，此乱世只有靠你担起责任。老宅中字画当可变卖。不日我便回来。父。”虽然这张便笺在“文革”的时候已经填了灶坑，可姑姑记得其中的每一个字。她说，也许是她没有理解“不日”两个字的含义，原来“不日”是没有那么一天。姑姑从北大荒回来，嫁到了S市旁边的小城J市，当年辽沈战役的胜负手，做了一名护士。生活还算如意，退休之前已经做到了护士长，住在J市中心的一栋幽静的小楼里，邻居都是医院退休的教授和副教授。随着时光流逝，超过爷爷的杳无音信，父亲，这个当年全家最为疼爱的小弟弟，已经成为她人生最大的创痛。她选择了我，我父亲唯一的儿子，作为她“在此乱世担起责任”的延续。所以我自从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之后，也就是随着我考上城市里最好的高中，我的经济基本上从家里面独立出来。姑姑每年开学，都从J市坐火车到来，把这半年所需的生活费和学费交在我手上。她完全洞悉了我家的组织架构，把钱交给我父亲肯定是不可行的，他会证明由钱到酒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微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把钱交给我母亲，她的软弱只会为由钱到酒的距离前面添加一次简洁有效的打击，而打击本身恰好可以充作父亲喝酒之前的开胃菜。她只有选择，把钱交给我，她知道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抗击父亲的能力已经不容小觑，谁也别想拿走我用来念书的一分钱。

就在教室里的三排日光灯依次亮起的时候，我对安歌说，我会捍卫你。她说，你的钢笔修不好了，笔尖再也不能用了。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捍卫你，请你相信我。她说，你为什么要捍卫我？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掉进水里，即使我不会游泳我也会救你，如果有人伤害你，即使我赔上性命，我也要伤害你的人受到比你厉害十倍的伤害。她又一次拿那双深井一样的眼睛看着我，而这次我相信我听到了一点井底呜咽一般的水声，她说，我也会捍卫你。我说，你是因为我这么说了才说的吗？她摇摇头说，这件事我前一阵子就知道了。如果你受了伤害，我没有能力去帮你报仇，我胆子太小，但是我可以把你修好。我说，如果我像这支钢笔一样，再也修不好了呢？她说，你不会的，你的生命力很强，总会被我修好的，而且这支钢笔。她把我的钢笔放在了她的文具盒里，说，我忽然想到，我可以回家为你换上一个我的笔尖，我有一支笔的墨囊坏了。

之后，又是几天默契一般的沉默，似乎关于相互捍卫的盟约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又像是陌生人一样并肩而坐，我搞不懂为什么如果我不说话，安歌从来不主动和我说话，似乎她在世界上的主要任务就是回答，而不是发问。越是这样，她越是频繁地来到我的梦里，然后在清晨无论我如何挽留，甚至流下眼泪，也要从我的梦中走出去。来到高三之后，我的日渐消瘦和成绩下滑终于成为新闻了，就连我很少清醒的父亲，都听到了风声，并且在一天我放学之后，郑重其事地揍了我一顿，然后说，不爱念就给我回家，钱是这么花的吗？在把我的书包大头冲下倒了个干净，在文具盒里，在书页之间没有发现一分钱之后，他又狠狠地照我屁股踢了一脚，然后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我妈妈这时候走过来，扶我起来，说，你的老师今天把我找去了。我说，知道。她说，她说你忽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忍住眼泪，我从小到大忍住的眼泪也许可以装满一个湖泊，说，妈，无论我以后怎么样，我都会孝顺你的。她擦了擦眼泪说，我知道，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要变成和你爸爸一样的人，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不要让我最后一个知道。我说，我不会的，我只是有点累了，歇歇就会好。妈妈相信了，她就是那么喜欢相信人，我爸爸的一句“明天不喝了，去找个打更的工作”，让她相信了二十年。她帮我铺好了床，说，累了就睡会，醒了我给你下一碗面条。

第二天我没有回家，第二天是考试日，高三的第一次模拟考试，我知道自己将又一次刷新自己成绩的最差纪录。我突然决定晚上不回家，而我知道我一旦这么做了，等待我的将是一种生活的彻底消亡，可是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不回家，睡在一个不是家的地方，睡在没有人认识我的世界里，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让自己开心一点的办法，一次短暂的逃亡。在那天考试之后，安歌像往常一样，把CD机、课本、文具盒一点一点整齐地放在书包里，好像一个家庭主妇在整理自己的厨房。我说，今天我不回家了。她说，你去哪里？我说，还不知道，在附近走走吧。她说，那明天见。我说，明天见。我不会用电脑，错过了过去两年风靡学校的电子游戏，去网吧度过这样一个夜晚只会对着一个全然冷酷的天蓝色电脑界面发呆；我还未满十八岁，没有任何一个宾馆会让我入住，除非我会说谎，编造一个对于我来说十八岁以上的人才会编出来的谎言，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南湖公园的长椅躺下，枕着掏空了书本的书包看天。九月的杨树林上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只有透明的天空本身，安歌的书桌上曾经放了一本日本人写的小说，繁体字版，好像叫作《接近无限透明的蓝》，那无限透明的蓝就是当时那个天空的样子吧。我努力想象这天空的背后是什么，除了无数的星辰，无数的尘埃，天空的背后恐怕还是天空。我忽然想到天空也许就是这样的东西，任何比喻都无法将它很好地形容，描述天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那里什么都没有，那是天空。在躲过了几次公园管理员的巡查之后，在看过了几群乌鸦呼喊着从寂静的天空飞过之后，天空消失了，黑夜从四面八方来临。我扣好外衣上的纽扣，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准备入睡。在抱住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瘦得是这么厉害，曾经圆阔的肩膀现在已经能够用手清楚地触到每一块骨骼。在入睡之前，我再次回想了一遍那些天来我不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的身上会发生这些？这些困惑曾经离我那么遥远，而我也曾经确信即使有什么人把这样的困惑端到我面前，我也会咳嗽一声，然后低头解答另一道解析几何题。而现在，我深陷于这样的困惑之中，没有人能够解救我，我目睹着自己正在变成我曾经最为厌弃的那种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快乐。我不禁说出声来，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儿？而这句话在过往的几个月里，正是我的老师多次指着我的鼻子问我的。在又一次没法给出合理的答案之后，我决定闭上眼睛，忘掉这些超过我思考能力范围的疑问，只是用心感受秋天长椅的木板传递到我后背上的坚硬和凉意，迎接人生第一次自由的睡眠。

这时在黑暗中，一个瘦削的人影在向我靠近，我以为公园管理员凭着直觉又来骚扰我这个业余流浪汉了，正想要翻身拿起书包躲进杨树林里，安歌已经轮廓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和我想的一样。”她把书包放在长椅上。“我能坐下吗？还是你要继续睡觉。”“请坐。”我的心开始狂跳。她一边从书包里向外拿东西，一边说，我给你买了点面包，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一种，所以我把自己最喜欢吃的三种都买了。然后她拿出了两罐啤酒，说：“你喝酒吗？”我说：“不喝，我看你喝就行，我习惯看别人喝酒。”她点点头，又拿出一包烟，牌子是“红双喜”，上海卷烟厂出品，在鲜艳的“喜”字底下，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有益健康。“你也不抽烟，对吧？”我说：“不抽，二手烟我不介意。”她又点点头，好像我的每一个答案都在她意料之中。在暮色里我看着她平静的脸和我所熟悉的那张脸上惯有的全无所谓的表情，我发现虽然我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她，可事实上，我在她面前更像个孩子，而她似乎已经深谙成人世界的规则，或者说，站在成人世界的门口，看着我摇摇晃晃向她走来。她打开了一罐啤酒，用嘴堵住正在溢出的泡沫，然后说，嗯，味道还不错。我说，给我喝一口。她说，你刚才说不喝。我说，刚才是刚才，现在想喝。然后我学着她的样子，拉开了啤酒罐，堵住泡沫，冰镇啤酒的味道像一只冰冷的手穿过我的头发，我一口气喝掉了大半罐，然后发觉自己来到一种美好的状态，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让人欣喜，树林让人欣喜，长椅让人欣喜，夜晚的凉意让人欣喜，安歌的突然到来让人欣喜。她说，感觉怎么样？我打了一个嗝，笑着说，很好，很高兴。她说，我也是第一次喝酒，感觉和水差不了多少。我说，你要喝一大口才行。她学着我的样子，把啤酒罐举高，喝干了整罐，等了一会，说，这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好想唱歌。我摆手说，唱！她说，不，我今天不是来唱歌的，我是来，她用手拨开粘在嘴巴旁边的头发，我是来捍卫你的。我又摆摆手，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刻突然热爱起摆手来。我说，好啊，你来捍卫我，我还真是太需要捍卫了。她笑着说，我的印象里，那是她第一次冲着我笑，一个孩子应有的笑容，一个人不够，就两个人，无论有什么事，两个人足够了。我把脑袋向后仰，搭在长椅的靠背上，冲着天空说，那还用说，肯定够了。她也学着我的样子把脑袋仰过去，只不过她的头发比我长，好像麦穗一样垂在我旁边，她说，你知道我要怎么捍卫你吗？我说，不知道，说来听听。她说，就像我说的，我要把你修好。我说，你知道我哪坏了吗？她说，知道一点，现在我可以开始修了吗？我说，来吧，我准备好了。她拉住我的手，用她的手指扣住我的手指，说，我在看一本书。我说，什么书？她说，一个女作家写的书，里面有一首圣诗，应该是唱的，可惜书上只有文字，没有音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说，那还用说，好极了，我们一起念。她说，我念一句，你念一句，现在开始。然后她低下头，我也低下头，跟着她，跟着她的手，跟着她的声音，念道，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神对人的大爱，永远不更易。祂使过犯离我，远似东离西，祂使慈爱临我，高如天离地。被压伤的芦苇，祂总不折断，将残灭的灯火，祂总不吹熄；天上飞的麻雀，一个也不忘记，野地生的小花，妆饰多美丽。日头照耀好人，也照耀歹人，降雨赐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这爱长阔高深，一视皆同仁，但愿万人得救，不忍一沉沦。

念完了，她说，感觉好一点了吗？我说，还可以，“祂”就是“神”，对吗？她说，应该是的，祂就是天父。我说，天父就是上帝，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外国人信的那个万能的主，对吗？她说，应该是。我说，我不信。她说，你不信什么？我说，我不信他能做那么多的事。你信吗？你信这个，信祂无所不能？她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基督徒，我只是觉得这首圣诗很好听，念了之后心情会好起来。我说，我没好，而且就算诗里说的都是真的，我也觉得祂不怎么样，降雨赐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这爱长阔高深，一视皆同仁，但愿万人得救，不忍一沉沦，我不能接受祂这么滥用好心，不义的人为什么要得救？就像有的人，他活该应该受罚，他这辈子除了让别人难过，什么也没做，如果上帝救义人，就不应该救他。我认识这样的人。她说，你怎么能确定，谁是义人？你是吗？我喊道，我就是，我他妈的就没干过坏事。她说，你好好想想。也许我们都是不义人呢。我想了想说，你是不义人吗？她说，我觉得我是。我说，为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说过我梦见过你吗？我说，没有。她说，我把我的梦讲给你听听，也许你会好一点。想听吗？我说，想，我也梦见过你，一会讲给你。她认真思索了一下，用一种近乎完全丧失了感情的语调慢慢讲起来：

在梦里头，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船没有桨，也没有帆，我们坐在上面，随着海水漂荡，看不见陆地，看不见岛屿，四周只有绵延向天际的海水。阳光照耀着海水，也照耀着我们。我们拉着手，看着对方微笑。不知从哪里飘来了歌声，歌词我还记得：

蓝蓝天空银河里

有只小白船

船上有棵桂花树

白兔在游玩

桨儿，桨儿看不见

船上也没有帆

飘呀，飘呀

飘向西天

直到天色晚了，远方的天空消失了，海水和天空一起变成了沉重的黑色。歌声停止了。这时海水从船底渗进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船底有了一个小洞，海水就是从洞里钻进来的。船在下沉，水漫过了我们的膝盖，我求你带着我赶快逃走，你说你不想逃走，你只想像现在这样，一点也不想改变，即使我们一同沉下海底。船终于翻覆了，在翻覆的一瞬间，我抓住了你的手，另一手抓住了船舷。我知道，再等一会，我们就会和木船一起沉没，除非只留下一个人。这时在视野里最远的地方，在遥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枚灯火，那灯火如此微弱，如此高远，不知是从天上降落下来，还是从海底升腾而上。在灯火的下面，是一座岛屿。我告诉你，要抓住船舷，海水会把你送到那座岛屿上去。你舍不得我，抓住我的手不松开。我告诉你，如果让我离开，有一天我会回来，如果你不放手，你就会永远失去我。说完我推开你，爬上了船底。海水把你一点点冲远，向着灯火而去。你向我挥着手，让我赶快回来找你。我看着你在海面上越来越小，终于消失，然后我闭上眼睛沉入了海底。冰冷的海水包围了我，在我失去意识之前，在我彻底死去之后，我还没有忘记你。

讲完了之后，她从我手中把她的手抽回去，然后看着我说，很无聊是不是？我说，不是。她说，不许撒谎。我说，我没撒谎，听得入迷了。她点点头，说，你的梦呢？我说，我的梦。她说，对，你的。我不看她，看着面前一棵一直沉默不语的树，树叶好像千万只耳朵，说，我的梦，是你把手放进我的裤子里，梦见了不知多少次。她说，你刚才认真听我讲的故事了吗？我说，很认真，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再给你讲一次。她说，那就好，我们现在干什么去？我说，我想你把手放进我的裤子里。她说，我不相信你这么想。然后她站起来说，我得回家啦。我说，好吧，虽然你没有兑现承诺，但是我还是谢谢你。她说，我没有兑现承诺吗？我说，是，你没把我修好。她说，如果我答应你，也许你会坏得更厉害，我有预感。我说，我的预感正相反，我会捍卫你，我不会食言。她说，我也没有食言，我能做的已经做了，剩下的事需要你自己来。我拉住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双腿之间，说，求求你，帮我一次，然后我就又是一个好学生了，我保证我再也不会有什么妄想，只要你帮我一次。明天开始我就会用功读书，我有这个把握，一个月之后我就会恢复，我会念中国最好的大学，我会想你，但是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她说，你确定吗？这就是你现在想要的？我说，我确定，就是想要这个。但是我又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弄，我是说具体的。她点点头，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知道。她重又把书包放下，蹲在我两腿之间，拉开我的拉链，长发落在我的大腿上，在掏出那只因为等待了太久，已经过分勃起，几乎于红肿的阳具，在把它放在嘴里之前，她说，答应我，不要弄在我嘴里。我爽快地答应了，然后我食言了，她的技术纯熟，而我一触即溃。

她咳了一阵，说，我得走了。我抓住她的胳膊说，让我抱抱你。她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得走了。我加大了力度，指甲抠进她的肉里说，你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只是想抱抱你。她努力挣脱了我，把书包背在肩上，说，我重要吗？我站了起来，说，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她说，那你会听我的话吗？我走近她说，一定，除了今天。她说，那就好，我还是相信你。明天开始，你就向着灯火走，不要回头。我说，我不明白。灯火在哪？她重复了一遍说，你向着灯火走，我会回来找你，如果你停下来，我就真的消失了。为了我，你也要向着灯火走，行吗？我说，我答应你，现在可以抱抱你吗？她说，你会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有人来了。我浑身一震，她头也不回地沿着公园里的石子路跑掉了。

安歌的失踪造成了班级里一段时间的恐慌。在我十几年后翻阅卷宗的时候，我发现安歌失踪案的来龙去脉几乎和那时候同学间的传言如出一辙。警察开始认为这是一起这座城市经常发生的青春期少女离家出走事件，原因可能是早恋，与父母关系不睦，学业压力过大，或者干脆概括成青春期抑郁症，而这些都经常会和后进生有关。不过，随着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然后一个月过去，这起失踪案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安歌几乎没有带走任何衣物，离开家的时候也许只背了平时上学用的书包和每天睡觉时搂在怀里的玩具熊。几乎没带任何现金，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和任何人透露去向。警察于是倾向于更严重的可能，也就是青春期抑郁症最极端的结果，自杀。可是又一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S市发生了三起少女自杀事件，两个跳楼而死，一个在宾馆喝干了一整瓶葡萄酒之后割腕，不过三个人都不是安歌，在惨剧发生后不久，尸体就被家人认领走了。安歌的父母甚至和警察一起赶到那两个跳楼丧生的女孩儿的家里，去确认是不是有谁搞错了，毕竟摔碎了脑袋的尸体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可事实是，即使面目全非，父母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死去的是不是自己的女儿。警察在安歌父母的督促下，排查了全国一个月里面因为各种原因死亡而无人认领的尸体，没有安歌。警察只好怀疑最坏的一种可能，他杀，凶手就在安歌身边，并将尸体做了毁灭性的处理。首当其冲的，是她的母亲，也许警察也注意到了她那双有力的大手，若是持有趁手的凶器，足以将自己的女儿一击毙命。而且据邻居反映，安歌的母亲性格很不稳定，尤其是在创作的瓶颈期，除了和邻居吵架，也会因为一些小事痛殴安歌以驱散自己心头的不安。有可能是在某一次施暴的过程中，失手将其打死，然后在惊恐中如同雕琢一个作品一样小心地毁尸灭迹。不过，在安歌失踪的那天，她飞去上海筹备自己从艺二十年的个展，再大的一张手也很难从上海一掌打回S市。紧接着警察也排除了她父亲的嫌疑，虽然他承认曾经对自己的女儿（经过进一步调查还有他的四个学生）进行过一些性上面的“探索”（嫌疑人口供），不过他小心地避过了和未成年发生性关系的相对严重的罪名，而是仅限于玩弄，口交和强迫受害人观看其手淫这样的程度。在案发当天，她的父亲因为和音乐学院的老同学聚会而醉酒，在洗浴中心度过了一夜。在他父亲的口供里记载着：我为什么要杀她，如果她对我有用而且又不会说出去的话。之后警察又调查了她的邻居，也曾经找到我们班的老师和几个同学做了问询，只有一些例行公事的记录，没有其他的进展。

自始至终，没有人找到我。虽然我和她同桌，不过很少讲话。在同学的眼里，我们更是连普通朋友都不是。安歌是独自去公园找到我的第二天失踪的，我是最后见到她的人，不过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警察只知道安歌那天回家很晚，比应该到家的时间晚了两个钟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不远的路她走了这么久，因为没有人看到她去了别的地方，当然除了我没有人能给出答案，而我选择沉默，因为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解释我的行为，我差点抓住她，把她拖进自己的身体底下。我不清楚那是一个什么罪名，但是至少我会彻底被当成败类，老师和同学也就找到了我成绩一落千丈的答案，父亲的皮带倒没什么可怕，母亲的眼神我该怎么面对。不要让我成为最后知道的那个人。于是在她失踪之后，我便只能反复告诉自己，即使告诉警察那天晚上的事情，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她，找到她的一定是我，我本身。毫无疑问，这是她赋予我的权利，愧疚和使命。

在她失踪了十六天之后，我接到了她写给我的信，信封上没有发信人，直接寄到了我们的学校。从邮戳看，信是我们在公园分开的那晚寄出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她离开我之后，在路上，也许是坐在路边，也许是坐在某个明亮的餐厅里写好，贴上邮票，然后背着书包走出去放进邮筒，然后走回家，取了她的小熊，然后她永远地走出了家门。信写在一张粗劣的演算草纸上面，四开的草纸，对于信封来说实在大了些，她将其横竖叠成三折塞了进去。草纸的大部分是空白，有着这种纸张共有的淡淡黄色，只在最上面，接近顶端的地方用铅笔写了一句话：“天吾，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在自己最喜爱的时光里。歌。”没有日期。我在台灯底下反复研究这张我再熟悉不过，又已经完全意义非凡的草纸。在比对了几种铅笔的粗细和颜色之后，我确信这句话是用2B铅笔写的，很可能就是我送给她的那支。而她折叠的方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含义，只是为了把纸相对平整地塞进信封。把信举在灯泡底下，我发现在那句话的下面，她曾经画过一张图。然后又用橡皮擦得一干二净。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空白处相隔很远，有极其细微的笔痕，把信举在鼻子前面，可以闻到正在变淡的橡皮留下的水果香味。而她到底画了什么，又为什么把它擦掉，无论我怎么去揣测，也无法找出答案。当然，这份证据我也放在了自己手里，没有交给警察。

我靠着记忆默下了那天安歌唱的圣诗和歌谣的大部分内容，在高三每周日下午的休息时间骑自行车来到市图书馆，一座博物馆一般的建筑，似乎很久没有收入新的藏品，不过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我发现安歌在公园那天唱给我的歌叫《小白船》，也叫《半月》，是朝鲜作曲家尹克荣1924年为失去亲人的姐姐所作。尹克荣虽是朝鲜人，在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却在日本待了七年，在中国东北待了十年，而且那天安歌唱的不是全本，下面还有旋律相同而歌词不同的另一段：

渡过那条银河水

走向云彩国

走过那个云彩国

再向哪儿去

在那遥远的地方

闪着金光

晨星是灯塔

照呀照得亮

而起首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的圣诗除了“但神对人的大爱，永远不更易”这一版本之外，还有诸多版本，作者都已不详。

安歌失踪的时候离高考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的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排名已经基本上接近学校注册学生的人数。当时虽然有一些人已经放弃了在高考中实现自己价值的努力，可敢于交上白卷的人还不多，而我在四科考试中交了三科的白卷，唯一有笔迹的是语文卷子，我文不对题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作文。其中大部分段落是安歌曾经念给我的小说篇章的誊写，只不过在段落和段落之间用自己的语言做了一些必要的衔接。不用说，分数少得可怜，成了学校语文组老师们的笑柄，一个堕落优等生的样本。第二次模拟考试是在四月初，距离高考还有七十天左右，我的成绩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班级第二名，年组第二十七名。总分比上一次考试多了五百分左右。只是语文还是我的短板，也是过去唯一制约我成为这所学校最优秀学生的因素。而语文内部的短板便是作文。我用了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设计了一套作文模板，开头的铺陈，结尾的呼应，叙述和议论的比例，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的运用，名人名言引用的时机和频率。而实现这套战术的士兵是语言。我发现，在和安歌同桌大半年之后我学会了更自如地使用语言，只需要小心不要让语言过于特别，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满足于用平庸而晓畅的语言完成老师们希望看到的故事。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安排在五月，我的成绩是班级第一名，年组第二名。问题出在有老师泄露了大部分考题，致使一个考生几乎拿到了全满分的成绩。当我在六月初的一天，从高考的考场里走出来，我确信这所学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过我，也许这座城市能够超过我的人也寥寥无几。因为之前我已经偷偷通过了体检，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去念我想念的学校了。在我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填好了志愿表，送到学校。老师拿着志愿表看着我说，没考好？我说，是。她说，刑事侦查专业？我说，是。这两个字基本上是那三个月我在学校说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据说之后很多年我的老师还会提起我，说她曾经教过一个学生，成绩在高三那年像弹力球一样忽上忽下，最后考出了S市第七名的成绩，却因为对自己的成绩评测失误，念了警校。本来他可以成为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学者的，现在却成了一个警察。老师总是什么都知道。

我选择的刑警学院就在安歌家的附近，皇姑区塔湾街。报到的那天我提着行李走上了公交车。妈妈在车门的地方说，往里走，里面有座。我说，回去吧，我周末就回来。妈妈忽然说，儿子，你有你的想法，我知道。我说，妈，放心吧，回家吧。然后公交车关上门开走了，向着城市的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