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批“经验主义”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丰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围子"和贬“经验主义”的文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对邓还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并没有什么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相反，倒是周恩来暗小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于打压他们的积极性，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不仅如此，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有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铍倒向周那一边的话，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加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牛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寡，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一作者注)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前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过于乐观，怕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随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由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借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的老家伙，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责任揽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F*：／霱祟了：乙二乙?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峦鸾惑艳事是经验主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不在春桥同志文苎：(：三三二苫二言：：言吴：乙：芸：：：t笔：：号：票享孟姜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奸转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的地步。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
应该说，以邓小平的精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召开批江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做做姿态，但他还是假戏真唱，狠狠敲打了江青一顿。这除了他当时自恃有毛的支持，对形势有误判以外(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主要还是想借此打掉江青的气焰，为他推行"整顿"排除阻力，创造条件。
当然，邓小平在批江时还是尽量注意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掌握分寸和火候，把文章做在批她"违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而且即便是在质问江青另搞一套的"三件事"，替周恩来、叶剑英讲话时，也还是严格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称"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发言中这样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总理、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面对面地批评江青多有顾虑，发言并不踊跃，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有人敢像邓那样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还是叶剑英出来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有分量的发言，呼应邓小平，对江青的批评，指出"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迫于形势，王洪文在会上不得不作了一个言不由衷的检讨，承认自己长沙告状干扰了主席，在政治局内部不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绪，但坚持认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否定这次会议。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做进一步检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即适可而止，表示讲多少算多少，提议散会。
这样的批评帮助会，确实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风。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文革中批斗会的火药味，但对于一向斗惯了别人的江青来说，却已经受不了了，她感到很委屈，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她一向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的。现在却为此背黑锅，受到邓小平、叶剑英这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老家伙的围攻，这让江青心里很不服气。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她就跑去向毛诉苦，说这是邓对它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攻倒算"。她在会上答应写检讨，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想蒙混过去，私下求助毛保她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曾加负担。"
不过，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工于心计的人，对于毛泽东的用心也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出毛这是做的是表里文章，一石二鸟之计：在安抚那些对江青积怨甚深的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表现和暴露。
实际上，经过对这次批江会议的观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大慨直到这时，毛才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
不过，毛泽东是个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疑虑重重，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甚至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最后，毛语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仅仅两三个月后，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便应验了，在毛的一手策划下，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也不尽然。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然而平心而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邓小平对整个形势还是作了显而易见的误判，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讨嫌江青、同时倚重他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而低估了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荣损与共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稳扎稳打，而是急于事功，结果过早曝光，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后来若不是因为毛很快就撒手归西，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中国现代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相形之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揣摸得更透，手腕也更圆通，从一开始就对解决江青的问题没存什么幻想，相反担心的倒是过犹不及。因此，尽管江青带头大批“经验主义”，屡屡对他诋毁中伤，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周恩来均告假。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其中显然另有原因，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其中避重就轻，强调客观，尽量撇清自己，但还了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
对此，深谙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见好就收，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她的话，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委婉地进行了规劝，说："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不仅如此，周氏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