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在大乱中苦撑待变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
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
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著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
(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作者注)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
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另一方面，毛也下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审冢的思想转弯下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是真。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合"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0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天，被封为革命左派的"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辩论，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一派组织被彻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这一派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史称"七?二0事件"。
武汉军民这种企图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大规模抗争，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好给了林彪、江青联手进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实。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亲自召集紧急会议，一口咬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则和江青一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提议要毛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救驾，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
"七?二0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设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长江的计划也随之泡汤。尽管毛不大相信林彪听说的这是陈再道预谋发动的一场"兵变"，但是愤怒的人群来势汹汹，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为人质，强迫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动，还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动，产生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开始有心结束文革运动的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自己进了"贼窝子"，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飞离武汉，前往上海避难。
毛泽东这种对时局的严重估计，对本来已经大乱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给了林彪、江青对武汉军区大兴问罪之师的尚方宝剑，后来喧嚣一时的"揪军内一小摄"的浪潮便由此而来。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问题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过整垮武汉军区来慑服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众多将领，为他自己以后全面执掌军权立威；而江青则想借此杀一儆百，迫使军队在支左中听命于中央文革，协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权。
为此，林彪亲自出马，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把"七?二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的群众集会和在全国各地举行三军武装游行，声讨"七?二0事件"。林彪并决定亲临大会，称这样做"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提出"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中央文革则积极配合，从七月下旬开始，分别向各地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称当前文革运动的重心已经从地方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两个司令部展开最后决战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指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各地的造反派则闻风而动，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后台"。这样一来，局势愈发不可收拾。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大陆官方把造成上述乱局的责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头上并不公道，实际上祸首仍是毛泽东。毛在还没有从"七?二0事件"的冲击中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曾经同意了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且对整个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作为"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执行后，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各地私设公堂成风，随意揪人关押拷打，而且各种群众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从一般的轻型武器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导致各地两派之间的武斗规模大幅升级。八月上旬，南京、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为动乱的阶段，出现了全面内战的局面。
在天下大乱的日子里，周恩来的处境也很不好过。这年夏天，在"伍豪事件"余波荡漾的同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外交部长陈毅的浪潮。在这背后，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呼之欲出。为此，他不得不在支撑危局的同时，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挣扎苦战。
周恩来很清楚，由外事口发起的这股倒陈浪潮足冲著他来的，完全是中央文革一干人在幕后挑动的结果，而他本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抛出来，落得和刘少奇、陶铸等人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周的精神压力很大，整日提心吊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
不过，让周恩来稍稍感到宽心的是，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抛出他的意向，在应付乱局方面还得依靠他。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打消周心里的忧惧。周氏如果一任江青等人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大搞下去的话，很快就会祸及他本人，最终逼迫毛在既成事实面前作出选择。到那时，毛泽东的态度就难说了。陶铸被打倒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
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生存欲望极强，善于摆脱困境，化险为夷的老手。这次，他更是使出浑身解数，设法渡过眼前的这场劫难。他深信只要他本人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坚决跟着毛泽东走，毛就不会允许别人动他。这样，就可以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困境。关于这一点，周本人曾几次对外事口的造反派这样说过：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交，走向反面。又说，我要是不紧跟毛主席，你们不打我也得倒：我紧跟毛主席，你们打也打不倒。
两个月后，当这场风波终于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周恩来有意当着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对造反派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入党四十六年来，我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学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后一刻。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策动这场风波的幕后主使江青刻意低首下心，隐忍退让，避其锋芒，以政治上的太极软功来化解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是周氏自文革发动以来最为难熬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天下已经大乱，他每天都为应付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就是回到家中仍然无法休息，因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各大这反派组织组成的"揪刘火线"团团围住，墙外的高音喇叭昼夜喧嚣不停。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不得下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处境狼狈，饱受煎熬。当时，在由清一色的文革派所组成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十分孤立，经常遭到江青组织的集体围攻。江青更是摆出女掌柜的架式，对他随意训斥、辱骂、奚落，有些场面连在场参加围攻的人都看不下去。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撒泼，对他当众羞辱，周氏都始终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下来，绝不逞一时之忿去刺激江青，让她找到对他下手的机会。据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其实，吴法宪并不大了解周恩来这样退避忍让的心机，倒是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同时也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传话关照周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这个?"
这里，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周恩来的心病，并将了他一军。不过，毛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毛的放纵和对“伍豪启事”的态度，江青才敢骑在周的头上大发雌威。对此，周心里有难言之苦，不便明说，因为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以及毛、江两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说的话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头来很可能落得和陶铸一样的结局。
不过，在保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却竭尽全力，毫不退让。这和他在保贺龙时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与其说这是周更偏护冻毅，不如说是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多年来，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陈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档。他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势必顺藤摸瓜，殃及他本人。连毛泽东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后就向周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这一点，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决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此外，陈毅在党内的人缘不错，既无山头，也未树敌，与林彪、江青两人势力没有历史上的积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发议论，在文革中屡屡放炮，抨击时政，在党内外群众中很有影响。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所以有意把陈毅交给造反派，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奵好教训他一下。毛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底数和可以凭借之处。
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就尽力保陈毅过关，曾多次接见外事口和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揪住陈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肠，就是有时说话"走火"。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强调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是"搞错了方向"。在一月夺权以后，他更是煞费苦心，再三修改了陈毅的检查稿，并亲自坐镇主持国务院召开的万人大会，保陈毅检讨过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然而，陈毅并没有凶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难移，对文革运动中种种乖谬的搞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断惹祸。陈毅在检讨过关后，却又在接见造反派时翻悔，说他作检讨是江青逼的。然后又在"大闹怀仁堂"中充当主角，翻出历史旧账，把文革运动中的整人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触到毛泽东的痛处。毛一气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清理思想。
陈毅这种不断惹祸的作法，让周恩来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降低保陈的调子，转而同意对陈毅"一批二保"，同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火烧身。像前述在五一节之后"警告"陈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不过，周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始终不松口。无论造反派如何软磨硬缠，他都死守住这一条：陈毅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决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强调说：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一直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劝说。他们借"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对陈毅大张挞伐，批陈的调门越来越高，直至提出"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下收兵。这种搞法严重妨碍了文革期间仅有的一点外交活动，一时间成为西方各大新闻计争相报道的题目，有损国家的形象。为此，周曾几次出面劝阻，责令他们撤出，但都无济于事。
与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却蓄意推涛作浪，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更有甚者，刚刚因武汉"七?二0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风头的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王力在接见之后，还幸灾乐祸地对手下的人说：总理可能要紧张，紧张一点也好。"
周恩来在看到王力的这篇讲话后，感到问题严重，因为不仅会对眼下的乱局火上浇油，而且还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看来一场政治上的较量已经不可避免。不过，他还是试图先礼而后兵，尽量化解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寻衅，避免与其正面冲突。为此，周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传单，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
然而，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却被中央文革一干人视为软弱可欺，根本不予理睬。本来，王力在讲话之后，知道自己闯了祸，曾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但江、陈却为王力撑腰，夸他讲得好。康生也表态支持王力，认为他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一来，王力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周的提议放在眼里，任其"八七讲话"大量散发，传播全国。王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王八七"的雅号。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被迫应战了。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磨练，他深谙政治上的攻守之道，因此并不急于反击，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在固守自己防线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等待出手的时机。为此，周以身作盾，倾全力保护陈毅。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外事口召开已经拖延多时的批陈会议，但与外交部的造反派"约法三章"，坚持不能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强加给中央，要几派联合起来开，不许搞侮辱人格的变相武斗，并一定要亲自出席批判会，到场坐镇保驾。
比如，在外交合召开小范围的批判会时，已经来到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得知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时，当即拒绝入场，抱臂站在炎夏的烈日之下，坚持要求撤除这条标话，整整僵持了一个小时，直到造反派撤掉后才入场。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的过程中，造反派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从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氏见状，随即带领陈毅退场，以示抗议。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在已经十八个小时连轴转而不得喘息的情况下，又强打精神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谈批陈问题。造反派不听劝阻，执意坚持要按照他们所开的条件批斗陈毅，否则就要拦截陈毅的汽车，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表示："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这天，由于连日劳累和过于激愤，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终于病倒下来。
就在周恩来为保护陈毅和他本人苦战之际，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讲话"使得原本已经开始失控的外交乱局益发不可收拾。自"一月夺权"以来，外交领域受到严重的冲击，国家的正常外交活动几近瘫痪，自陈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级领导，包括副部长、司长，大使难逃被批斗的厄运，而且中国本来已经相当左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三和一少"。
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左，把国内搞的一套搬到国外去，宣传文革，散发毛语录，鼓动当地人起来革命，带有强烈的"输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同缅甸，印度、印尼等十几个亚、非、欧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甚至被迫中断两国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讲话"成为一道动员令，促使狂热的造反派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夺取了外交大权：他们把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关入地下室，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行使部长职权，签发来往电报，强令各驻外使馆统一按照"打倒刘、邓、陈"的口径贯彻执行。此后，整个外交工作失主了控制，完全被极左狂潮所左右。几天之后，便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外交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知道这下闯出大乱子，在外交上输了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毁于一旦。而且外交不同于内政，对方势必报复，与英国的激烈对抗在所难免，而且弄不好还会引发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形成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后果难以逆料。
鉴于事态严重，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前去维持秩序，保护被揪斗的英方代办处人员，进行善后补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权威下够，于是设法拉住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随后，周恩来又和陈伯达一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规劝的态度，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泽东追究起来，无法交待，于是陈伯达不得不出来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总理全权处理。
然而，隐忍多时的周恩来这回可不想就此罢休。他在盱情度势之后，决定在政治上转守为攻，抓住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同时伺机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不过，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闯下大祸的王力开刀，而避免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冲突。就在前述他严厉批评外事口造反派时，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为自己辩解，周当即表示：你们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同时声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如果在这里面挑拨的话，那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当然，周恩来十分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结束文革乱局的重大决定，只能由毛泽东本人作出。不过，一直在苦撑待变的周氏确信目前火候已到，该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周恩来本来就一向行事慎密，这回更是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事关重大，生怕弄不好适得其反，引起毛泽东的疑心。因此在杨成武临行前，周又再三叮嘱说："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随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随毛在上海的汪东兴，报告了同样的问题。
这时，毛泽东本人也从"七二0事件"后最初的冲动中冷静下来，意识到在宣传中连篇累牍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发展下去，势必搞乱军队，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势的最后一张王牌。为此，他随后便提出"还我长城"，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宣传。不过，由于文革运动早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毛此时还在"治"、"乱"之间举棋不定。
周恩来的报告正好适得其时，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处，在不动声色之中摆明了形势，说中了毛泽东心头的隐忧，促使他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实现由乱到治的转变。毛很清楚周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不是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他也不会挺身进言的。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对造反派继续放纵下去的话，局势将会彻底失去控制，内乱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难于收场，到那时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了。
经过数天考虑之后，毛泽东决心抛出中央文革的两员干将王力和关锋(稍后又抛出戚本禹)，作为文革乱局的替罪羊，并且下令约束曾经为他冲锋陷阵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八月二十六日，毛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毛并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批了"大、大、大毒草"五个字。随后，毛泽东又通过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学生的五大领袖传达了一条"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当然，毛泽东抛出文革派两员大将，实乃迫下得已之举，是在挥泪斩马谖。这里有一个插曲：王力被抓起来后，外交部保周反王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与毛的特殊关系，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对王力态度的底。刚从外地返京的毛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随即下了逐客令。这两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他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
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在这里用这两句诗来回答王海容，实际上流露出对抛出王力的复杂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说的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后在政治上大出风头，成为万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后一句则是说他时运已尽，现已沦为阶下囚。与此同时，隐隐地流露出毛为形势所迫，某种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运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抛出来，是受制于时局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