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换得一个"接班人"的空头街。林彪既不满这种状况，对文革运动也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认为今后还是要抓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却与毛的想法相左，由此酿成一场风波。
同周恩来相比，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类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但打仗精明，曾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在政治上也工于心计，对毛泽东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建国伊始，林彪就有意不问政事，推说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挂帅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发了"转业费"。当时，林彪曾一度动过到偏远省份当个地方官的念头，随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林彪险些卷进去，更是让他深感政治上的凶险和毛泽东的翻覆无常。此后，林彪索性托病不出，闭门索居，韬光养晦，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尽量避开政治旋涡以自保待时。
然而，林彪的命运注定是要被卷入政治旋埚之中的。他的韬晦之术自然瞒不过经验老到的毛泽东。作为多年来精心培养，一手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毛当然不会让林彪超然政治，独善其身，为此曾在私下里敲打过林彪，让他克服身上的"暮气"。在毛的政治盘算中，林彪这颗棋子迟早是要派上用场的，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彭德怀的。
还在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就被毛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样一来，林彪这个军中"老三"在党内的地位一跃而超过彭德怀。毛此举的用心，多被世人所忽略。实际上，毛这时已经在暗中打彭德怀的主意，企图用林彪来挟制乃至取代彭。彭本人当时也有所觉察，曾主动提出辞职，被挽留下来。可惜彭大将军去意不坚，否则当时激流勇退的话，或许是会逃过庐山一劫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一直在韬光养晦的林彪有意托病不去，在一旁静观，会议中间，他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蛰伏多年的林彪在审时度势后，对毛投桃报李，在批门彭德怀时扮演了要角，口称"援兵"，对彭大张挞伐，刀刀见血，指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会后，在毛的安排下，林彪从隐居走上前台，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形成"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的形势后，林彪为了保权固位，带头大捧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采取"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布审垛c{，搞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
其实，林彪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揣摩和批判远远超过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中的其他人。他曾在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此外，还有像诸如"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之类研究心得。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林彪这种私下里对毛的贬斥，甚至让他涉世末深的爱女林豆豆在震惊之余，心情灰暗，以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自杀未遂。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最初并不十分积极，不过因为已经上了毛的这条船，身不由己而愈陷愈深。比如，在为发动文革造舆论而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问题上，林彪的态度开始很冷淡，与奉毛之命专程赶来动员的江青"差点打起来"。据林豆豆回忆说，谈话中，江青请林彪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林彪表示："我不懂。"江青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搬出毛，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她要搞的，而是"土宿让我请尊神"，林彪又推说："我身体不好。"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后来，林彪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还是敷衍了江青一下，让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出来应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他本人则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实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笔。他亲自修改了三遍，作了大段增删，并在标题上做了手脚，把原来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宇。这样一来，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了主角，大捧毛泽东，唱政变经，为文革的发动这舆论。不料，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在给江青的私房信中说了一大篇"黑话"，反指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让林彪碰了一鼻子灰，里外不是人，心里老大不高兴。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连疗养。
接下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对此，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书面报告。平心而论，林彪的这种心情并非全是在做戏，而是因为他深知毛为人生性猜忌和翻覆无常的缘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结局会很惨，刘少奇就是前车之鉴。就在这前后，他曾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所以，当毛准备让林彪接班的趋势日益明显时，林彪并不大想"骑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边的炉火上烤，为此，林彪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有意请了假，在大连疗养。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决心换马，指派汪东兴前去传他的话，让林彪一定要出席，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他，林彪守勉强回来的。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会堂，毛亲自登门看望，做他的工作。据林彪未过门的儿媳妇张宁在自传上说，林彪回京后，"毫无喜气"，见到毛时，连连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
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本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却不顾大局，打起退堂鼓来。斥此，毛当面批了林彪，指他"想当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作者注)"。毛还用激将的办法将他的军，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弄得林彪有口难辩。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从命，内心惶恐更甚于受宠若惊。这一点，从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可看出，他几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下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肋战。他一登台就不同凡响，在全会期间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表态坚决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直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并在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晤盘"，"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提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不过，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谓"接班人"的头衔只是个虚位，在毛泽东重返第一线、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并不像刘少奇在位时那样握有实权，甚至连周恩来还不如。因为在新的党内权力格局中，决断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他不过是一个性架牛的摆设。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卖力不讨好。毛泽东对他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捧他的讲话抓住不放，不仅在私下里把看法露给江青，白纸黑宇，落下把柄，而且专门指派周恩来前来转告，还在党内高层中传阅，弄得不少人都知道。这让林彪着实领教了毛为人的难以伺候，同时看出所谓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两人合开的夫妻店，他虽然贵为"副统帅"，但那只是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平心而论，这里不全是林彪的多心。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住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抚店，处境着实难堪。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实在让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从金水桥下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林彪这时已经是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他对这种状况虽然很不满意，但也不便表示什么。他的对策是索性顺水推舟，继续称病不出，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三不主义"，即"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乃至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声明："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群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要求"随时提醒首长"，帮助把关，就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东所用的"请"和"送"等字，一律改为"呈"字，对此，叶群曾说得很明白："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个人在党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所谓"双一"(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作者注)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向调整"的旗号，排除异己，招兵买马，拉起自己的队伍。
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利用当时北京"五一三"事件后军内两大派斗争的形势，一打一拉，砸烂』／('总政阎王殿"，压垮?厂"冲派"，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不仅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北京街头，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林彪先是想用杨成武，后发现他有异心，遂换马--作者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嫡系的宗派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还通过英肝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吏乡的则是暗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视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它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下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二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雕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参加过秋收暴动而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窝里斗，迫使一直在忙于收拾文革乱局的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设法调解双方的矛盾。从周的本心来说，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纠纷之中。双方各有靠山，哪一边也得罪不起。不过，他知道这种"将相不和"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演成另一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政治上将无太平之日，他收拾文革乱局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
于是，周恩来施展自己善于调和矛盾的本事，出来充当和事佬，进行劝解，吕双方往一起撮合。这件事很显然是江青在无理取闹，不过紫于她的特殊身份和一触即跳的为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别人根本碰不得，所以当江青对黄永胜大发雌威时，周明知事情的原委，当场也不吭声，而是在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
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心里有了底，于是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行前，他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折苦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作者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狠狠地把黄、吴训了一顿。在场的康生、姚文元则在一旁帮腔。
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则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听着江青的训话，一声不吭。等江青发泄完以后，周趁势出来解围，打圆场，故意问黄永胜："什么时候动身啊?"并宣布从明天起恢复黄、吴两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大概是毛泽东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如果不下来管一管的话，纵使别人不说什么，自己也不免落下纵容宅差撒泼的名声，于是又传下话来，由周恩来主持开会，让江青为此事作检讨。为了防止再生枝节，会前，一心想把双方往一起撮合的周氏又再三向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打招呼，说："无论江青今天讲好讲坏，你们都不要说话。"会上，在江青作检讨时，他又特意用眼睛盯着黄、吴二人，防止他们放炮走火。
周恩来这种明显"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议。汪东兴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对江青太迁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对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纵容江青"。周明知这是在转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他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当真照办。因为以他多年来相处的经验来看，他实在太了解毛与江青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关系了，所以对毛的话不能太认真，否则就会自讨苦吃。
这场风波虽然在周恩来的调解下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再度发生龃龉。这回双方出场的是各自的秀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九大报告的基调，互相争锋攻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在由谁来执笔的问题上，张春桥自告奋勇，提出由上海来承担，起草九大报告。自认为是党内头号笔杆子的陈伯达不愿意被张一人抢了风头，要求毛交给他来写。而林彪也不想让中央文革柄子，遂准备自己动手，先写个提纲，等讲完后再整理成文，为此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儿子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概是想在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个秀才之间摆平关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写"太累了"，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称自己是个"刘盆子"。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榆、训斥、羞辱他，指陈是"晓儒"和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骂他政治上"不成器"。
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权位日益巩固之后，更想见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为毛泽东相信他，放手让他起草，便认真搞起来。
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毛泽东并不相同，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经济是外行，抓经济工作还是要靠周来做。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大概是由于陈已经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或是既想体现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触犯了毛泽东的忌讳而颇费踌躇，总之起草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陈伯达才在三月初勉强交出了原定十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
谁知，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而且对陈拖拖拉拉，耽误了九大的召开，感到十分恼火。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善于察言观色的康生已经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稿子老大不高兴，不愿夹在毛、林之间左右为难，于是索性把执笔起草九大报告的事情推给了张春桥。陈伯达见毛赏识张，把自己撇在一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于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明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在中共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方明里一团火，暗中使绊，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结结巴巴"一事，纷纷在：千，火文革碰头会上提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对此恼火之极，一定要对江青一干人还以颜色。后来在印发九大政治报告时，张春桥提出请林彪亲笔签名，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绝，有意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仅如此，林彪还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搞私下串连，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这让"文革旗手"江青当众出丑，面子上十分难堪。后来江青在康生的帮助下暗中查选票，虽说一时抓下到对手什么把柄，不过她很清楚足谁在背后捣的鬼，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下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抬绕进去了。"这以后，林、江两人集团之间的成见日深，双方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戒备和轻蔑，张春桥公开讥讽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黄则指张不过是个"小记者"，"小毛猴子"罢了。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露出败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