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与政治险境缠斗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频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更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形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只合匕的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决不轻易撤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钢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念头的交心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海容、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过，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那四句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带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不仅如此，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后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来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如果不是一个幌子的话，那么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写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和王明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沬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对于这一点，江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问题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因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怀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任何辫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恩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央转发的还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还根据"一?二五"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生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周氏随之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罪之师。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名端出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务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时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挡了回去。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对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众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回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的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问题上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特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借此向"复辟势力"-一党内军中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原定在外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怎么能不让毛感到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马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无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太蠢。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一作者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需要倚重的人。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毛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下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