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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翻越梅切克山，正是这座山阻挡了北方的寒流，让佩奇形成了一种相对温暖的小气候。从M6高速下来，路变成了双向单行车道，在空旷的平原上蜿蜒向前。路边是荒草、枯树，更远处是成片成片的树林。阳光无比强烈，一种曝光过度的白。迎面而来的汽车大都是十多年前的老款。开着开着，我感到自己正在穿越一条时光隧道，回到过去，回到记忆深处。我知道，到了佩奇就离前南斯拉夫的边境不远了。

1999年，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反美大游行，抗议美军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那次被称为“误炸”的轰炸，导致了几名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死亡。我随着人群喊着口号，一种被点燃的情绪飘浮在空中，空气几乎凝滞，有股铁锈的腥味。

我所行驶的这片土地同样被仇恨和愤怒点燃过。1914年夏天，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四年后，奥匈帝国解体。随后的《巴黎和约》将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分给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天，匈牙利全国商店关门，交通停滞，黑旗飘荡，教堂的钟声如同悲鸣。

并非感叹匈牙利今非昔比的命运，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经历过怎样的情感变迁。他们生活在看不见的国境线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情感和命运也因此迥然不同。我想起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永恒和一日》，里面拍摄了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境线上的电网。一具具挂在上面企图挣扎离开的尸体，宛如渴望自由灵魂的躯壳。

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旁的艺术宫，我看过一个短片，拍摄一位匈牙利裔的塞尔维亚艺术家坐通勤火车过境。每次，他都在火车过境时进入洗手间，让同一泡尿液撒在两个国家的土地上。

总有一天，边境和城墙会沦为风景和笑谈。

——E. M. 齐奥朗

就像环绕佩奇老城的城墙，原本是为了阻挡蒙古人而建，可最终无法阻挡任何人。如今，城墙上裸露着土黄色的石块，杂草随风飘摇。夕阳下，城墙显得残破不堪，有一种被时间遗弃的美感。

我住的旅舍就在城墙外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殷勤友善，但不会讲英语。房间干净，配备宜家家具、茶炊和餐具，墙上挂着几幅梵高的仿制品和一张前南斯拉夫地图，看印制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末。

我随口问老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幅地图，可她搞不清我的意思。我微笑着打算放弃，可老人突然退回房间，拿出一部手机。手机是诺基亚黑白屏，和我路上看到的汽车一样古老。她拨了一个号码，以极快的语速说了些什么，然后把手机递给我。

“你好。”一个少女的声音。

“你好……”看着老人的笑容，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想……你是她的女儿吧？”我笨拙地搭话。

“孙女。”电话那边说，“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

“没什么……其实只是想知道，房间的墙上为什么挂着一幅南斯拉夫地图？”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我奶奶是从南斯拉夫过来的，”少女缓缓说道，“1999年。”

1999年，那正是我参加游行的年代，也正是科索沃战争如火如荼之时。我想，他们一定是那时逃到匈牙利的南斯拉夫难民。

“不好意思，只是随便问一下。”我说，“非常感谢。”

我把“烫山芋”还给老人，她们继续在电话里说着什么。老人点点头，然后挂了手机。

有那么一阵，我和老人面面相觑，除了微笑，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老人倚过身子，手指循着地图滑动。她指着一个地点，转头对我说了句什么。

——那是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座城市。

我想，老人在对我说，那里是她的故乡。